煮酒论史

男皇后与男妓院：简谈中国男同发展史

楼主：格瓦拉同志

男同现象究竟最早源于何时，目前尚未定论。据清代著名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法，娈童（即男同）之风源自人类始祖黄帝时期。然而，鉴于黄帝在历史中 的真实存在性待考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家有将所有难以确认起源的事物都归根于黄帝的传统，此说似乎大有可疑。其实，中国男同最早见诸于史端是应在殷商时期。 《尚书.商书.伊训》中讲到“三风十愆”的不良社会现象（三风，巫风、淫风、乱风；十愆，舞、歌、货、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并 指出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其中，“比顽童”即玩弄男童，搞同性恋。伊尹老先生忧心忡忡的指出“比顽童”之风的危险后果，似乎由此可以推断，男同现象不仅出现得早，而且似乎一开始便势头强劲。

先秦时期是中国男风现象的第一个高潮。在西周时期民间的诗歌当中，充斥着赞美男风现象的诗句。比如《诗经.郑风.子馻》一章中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 “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的词句，可能都和男同现象有关。

逮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力争，社会局势的极度动荡，却也迎来了文化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与多元自由，表现在婚恋观方面更是明显，不仅女子在婚姻方面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就是对男风现象也表现出更大的宽容，甚至是推 崇。此一时期，对男同现象的记载多见之于各国宫廷活动当中。这些沦为玩物的美男，往往利用诸侯王公的恩宠恃宠骄纵，比如卫灵公时期的弥子瑕，不仅私自乘坐国君的车马，而且还将自己吃剩下的桃子让给卫灵公吃，而卫灵公却认为弥子瑕是“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分桃”作为男同代名词便是源自这则记载。

更有甚者，男同公然干预朝政、祸乱国事的记载也是不胜枚举，深为儒、法等家学说大加挞伐。如《韩非子》中说，国君如果“爱臣太亲，必危其身”。究其原 因，就是那些通过色相获得宠爱的臣子会使用奸术惑乱君主。而这种奸术就是“同床”： “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见《韩非子.八奸第九》）比如晋献公的男嬖梁五、东关五与骊姬诬陷诸公子，扰乱朝政，终致晋 国“五世之乱”；晋厉公时期的男嬖胥童、夷阳五和长鱼矫乱政，与卿大夫开战，灭郄氏，劫持栾书、中行偃，最终引起卿大夫同盟群起而攻之，最终不仅三人遭到 诛杀，就是厉公也因此遇弑。类似的情况在燕国也发生过，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

对男同的喜爱之所以被称为“龙阳之好”，也是源自于这个时期。龙阳君不仅是战国时期的剑术高手，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魏安釐王的男妾。此君凭借姣美的 容颜，公然专宠魏王（“拂枕席”），甚至对国王选纳美女一事“争风吃醋”，以至于最后魏王为安慰龙阳君受伤的小心脏，乃下令“有敢言美人者族”，真是令人眼镜大跌。这则记载见之于《战国策.卷二十五.魏四》，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读。

秦帝国时期，以法家思想治国，政刑尚严酷。由于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男风干政现象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所以在有关 秦帝国时期宫廷政治的记载中，不见有男风现象的确切记载。至于在民间是否继续流行，考虑到秦对地方的严密控制和刑罚的残酷性，似乎可以推论，是得到一定程 度上的压制的。

秦帝国仅仅十余年时间便走进历史，继秦而起的汉朝改弦更张，初期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社会风气为之一缓，于是被压抑的男风遂再度兴盛，不过主要还是流行于宫廷王公之中，在民间似乎尚未普及。帝王将相对男宠的喜爱活动公然见诸于史端，比如汉高祖刘邦朝的籍孺，惠帝朝的闳孺，文帝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朝的周仁，武帝朝的韩嫣、韩 说、李延年，昭帝朝的金赏，宣帝朝的张彭祖，元帝朝的弘慕、石显，成帝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朝的董贤等，不胜枚举，真是诸帝皆断袖，未央兴男风。其中，以汉哀帝与男宠董贤之间的故事最为世人所知。汉哀帝常常与董贤“同榻而眠”，端的是如胶似漆，甚至于达到想要让位的程度。“断袖之癖”作为男同现象最具代 表性的代名词便是来源于这则记载，有兴趣的可以翻阅一下《汉书.佞幸传第六十三》。

不过，在新莽及东汉时期，男宠现象在历史的记载中似乎绝迹，可以推测是礼教的约束开始起了作用。唯一有重大“嫌疑”的是东汉桓帝与张让，但考虑到张让的宦官身份，这一则似乎很是牵强。

这是一个“伪娘”及男风泛滥的时代，在这个传统上属于男人的社会中，弥漫着浓浓的胭脂气与男同互相吸 引的味道。儒家伦理道德的崩坏及玄学的盛行，使社会上普遍形成一股放荡不羁、放达人生的风气，反抗传统、蔑视礼教成了时髦，各种惊爆眼球、毁人三观的举动 层出不穷。此时，男子纷纷以修饰仪容、敷粉装扮为美，于是社会风气造成了男子脂粉气过重，有了偏于女子的阴柔之美。翻开这个时期的历史传记，描述某个历史人 物“美容仪”、“美姿仪”、“容貌美丽”的词汇数不胜数，以容貌取名于天下的男神大有人在，比如周瑜、何晏、潘安、卫玠、高长恭、韩子高等等，不一而足。传统的男女婚配婚恋模式此时冲到冲击，容貌俊美的男子越来越成为同性追逐和猎取的对象，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盛况超前。

这个时期， 男风在宫廷生活中再度流行，载于煌煌正史的事件俯仰皆是，比较著名的有魏明帝曹睿与宗室曹肇、南朝大文学家庾信与梁宗室萧韶、前秦主苻坚与西燕主慕容冲 等，但最著名的事件还应属陈文帝陈蒨与韩子高之间的断袖之癖。史称韩子高“容貌美丽，状似妇人”（见《陈书.卷二十.列传第十四》），深受陈文帝宠爱。据说陈文帝龙潜之时，曾有意在登基之后立韩子高为皇后，这也是史上第一次也最后一次提出“男皇后”概念，不过我仔细翻阅过历史记载，并未见明确的出处，恐是齐东野人语，不足为信。但或许还有一种可能，事确有其事，只不过著史者本着为尊者讳的考虑，摒弃不载。但不管怎样，陈蒨与韩子高之间的暧昧之事，正好反映出宫廷男风是如何之烈。

其实，在此一时期，男风不仅盛行于宫廷，并且其流行势头大范围浸润到民间。《宋书.志第二十四.五行五》曾对这个时期男风泛滥现象有凝练的总结，“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仿效。或有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社会上把男同性恋作为一种风尚、时髦来追求，民众不排斥，社会舆论也不认为其丑恶，甚至于因追求男宠而导致夫妻失和的事件屡有发生，男风之盛过于女色，这 在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真可谓是男同的“幸福时代”。

隋唐时期社会一大特点是气度恢弘、刚健质朴，与上一个时代的柔弱颓靡的特征大相径庭，这可能跟两代开国 之君为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的身份特征有关，豪迈、勇武的性格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特征的塑造。在这个时期，尽管男子修饰仪容、敷粉装扮的风气依旧存在（甚 至发展出用香熏衣、戴簪花的新形势），“伪娘”依然大有市场（比如武则天时期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但男风总体上趋于和缓。可以推论，男宠可能尚存在于宫廷和民间，但士大夫对男风之事多持鄙夷的态度，迫使其走入“地下”状态，与上一个时代的恣意流行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唐末五代时期是一个乱世，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武夫骄横、文士卑微，王侯将相如走马灯般出现在政治的舞台上，神州大地上出现过十余个或大或小的政权。伴随 着社会的极度动荡，却是新旧权贵的沉湎声色、生活奢靡，宫廷中的男同现象再次见之于史书记载。比如闽国宫廷的这则闹剧：

“（王）鏻妻 早卒，继室金氏贤而不见答。（王）审知婢金凤，姓陈氏，鏻嬖之，遂立以为后。初，鏻有嬖吏归守明者，以色见幸，号归郎，鏻后得风疾，陈氏与归郎奸。又有百 工院使李可殷，因归郎以通陈氏。鏻命锦工作九龙帐，国人歌曰：“谁谓九龙帐，惟贮一归郎！”（《新五代史?闽世家第八》）王鏻的男宠归守明不仅伺候男主， 同时还同女主公然宣淫，委实秽丑难闻。不过这场事件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稍后进行的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将荒淫的王鏻、王后陈氏及归郎送上了断 头台，整个闽国算是暂时清净了.....（题外话：王鏻的兄弟王曦也是一个好男色的国主，喜爱自己的漂亮外甥李仁遇，最终亦因荒淫无度被杀）

逮至两宋，随着城市社会的繁荣，公开而兴盛的男性卖淫业引起了官方的忧虑。宋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颁布的法令曾规定，男子为娼者受笞 100杖，告发者赏铜钱50贯。同时，随着程朱理学逐渐成熟并主导社会思想界，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性的束缚愈加严重，对男同之风大加挞伐， 于是男风现象重又步入一个新的低谷。

至于元朝，未见男风现象的明确记载，故阙而不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个时代的男风日渐衰落，但后世一些话本小说却往往以唐宋时期知名的男同事件作为题材，比如《薛刚闹花灯》中有武三思与薛敖曹的断袖故事，冯梦龙的《情外类》中有唐僖宗与内园小儿张浪狗的暧昧故事等等，但总体上上来说数量并不多。

明朝初期，大倡程朱理学，受礼教约束，整个社会呈保守状态，其极致是便是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意在 净化社会空气。然而，从明朝中晚期开始，随着工商业发展、社会安定及阳明学说主张伸张自然情绪、崇尚个性发展的思想开始盛行，男风作为纵欲思潮的一部分， 再一次风靡全国并得到社会的宽容、承认，且呈绵延不绝之势，直至清末民初方告结束。当然，明朝男风盛行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是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分官员转 向年轻男性取乐，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男同现象才变得愈发不可遏制。到了万历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

热衷此风的人士上自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而士人是其中领导时代潮流的最为活跃阶层。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京师、江浙、闽南等三个男同中心区域；形成了京师中官员与小唱、江浙间商贾士绅与小官、闽南的契兄弟契父子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男同关系。同性恋卖淫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大都市出现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卖淫场所--男院，同性恋在社会上也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性行乐方式。

晚明名士张岱在《自为墓志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 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十二好”几乎涉及到当时年青士人享乐的所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竟堂而皇 之地声称自己“好娈童”，字里行间且颇带自我标榜的意味，令现代人感到惊诧和不能接受。

明宫廷之中，“风流天子”正德皇帝的龙阳之好 堪称明朝帝王之最，他特别喜欢年少英俊的娈童，常常封为义子，收入豹房，如江彬“出入豹房，同卧起”等（见《明史.卷三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 传）》）。“宅神”万历皇帝亦有此好，他曾效法正德帝在内臣中选娈童与同卧起，并招弄臣扈驾。甚至南明小朝廷，福王纵情逸乐的对象亦大半为梨园子弟。

至于满清宫廷，亦屡有关于皇帝“龙阳之好”的传闻流出，惜未见正史记载，比如乾隆帝与和珅之间，似乎便有揪扯不清的暧昧关系。清末名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曾经明确记载同治帝“耽溺男宠”，也是鲜明一例。

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如《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

但是日益蔓延的男风还是引起了满清朝廷的恐惧，这也直接引发了乾隆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谈同色变”情绪。本着加强礼教的 精神考量，乾隆皇帝在1740年颁布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同性恋法规。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 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 终于在的干预下，同时伴随着之后妓女之业大开，男风遂日益衰弱。

改革开放之后，同性恋话题重新浮出水面，该话题在80年代得以公开讨论，有关“同志”是否违背人伦的争论 不断出现。2006年，卫生部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资料--500万至1000万。而据长期研究同性恋问题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估 计，中国内地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著名学者李银河则根据社会学依据的同性 恋者占总人口比例3%-4%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有约5000万人！

一项民间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的5000万同性恋者中，可能 有一半以上完全在人群中隐形。2009年，一份民间制作的《中国同性恋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关于会对谁说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50.2%的人不会对任何人表明自己是同性恋，29%的人只会对要好的朋友说，有11%的同性恋者只会对陌生人说自己是同性恋，只有1.3%的同性恋者会 对家长说，表示不介意对所有人都说的人只占8.5%。

这份报告还显示：同性恋群体的最大压力来源，35.5%的人认为来自家 庭，26%的人觉得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14.2%的人想到这条路会让自己孤独终老便会压力巨大，12%的人觉得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对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恐 惧，只有12.3%的人觉得同性恋没什么压力。

在张北川看来，西方对同性恋者从普遍歧视到相对宽容，用了几乎一百年时间，而在中国，同性恋群体从非刑事化、非病理化，直至日渐人性化的艰难历程，仅发生在二十年间。如今，男同身份虽不再受政治的特殊限制，但被主流社会、尤其是传统家 庭接纳的程度，在大陆，还刚刚起步。“革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