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兵｜科学史与相对主义（一）

作者 刘兵（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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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史与相对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对于理解和研究科学史而言非常重要的编史学问题。从历史的本性、从一般性的科学编史学理论，以及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的案例讨论，可以得出结论：相对主义这种哲学立场与科学史的研究是一致的，甚至是不可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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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标题的设定而言，这显然是一个科学编史学的问题。这样的科学编史学（或者说是科学史理论）问题，既涉及哲学，又涉及史学理论，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当然，也涉及到科学史的研究实践。而且，其中无论是相对主义，还是编史学中诸如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历史与多元论等问题，也都是非常根本性而且一直颇有争论的话题。相对主义，本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基础性也一直被哲学家们争议不休的哲学命题。细分下来，又可以分成本体论意义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等，也会因对其在不同领域中更有针对性的关注而划分为诸如文化相对主义、历史相对主义等。但本文的主要目标并非一般性地讨论相对主义，也不是专门以相对主义为对象在精细划分的不同语义理解上进行哲学式的分析讨论。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人们在当下对这一概念比较一般性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到其与历史和科学史的关系的相关讨论。

例如，有学者曾以比较哲学化的方式将相对主义者的观念总结为五条：“（1）无论什么人做出某一断言，都要预设某种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其断言才可被判定为真或假，才使其可理解。（2）人们在就相同的主题做出不同的断言时，采用彼此矛盾的标准。（3）有时，这些不同标准的差别是终极的，也就是说，有时没有进一步可诉诸的标准来确定竞争中的各个标准哪一个是正确的。（4）从第三条中描述的条件可以得出：说某一组标准正确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基础性的标准只能被描述。（5）因而，接受或拒斥某种基础性标准的决定，在其依赖于人类的权力的程度上，必然是任意的。”【1】甚至于，国内科学哲学界的前辈江天骥先生曾更为简单地指出：“相对主义可以简单地定义为这样一种学说：即不存在普遍的标准。”因为，“认识论相对主义认为合理性没有普遍的标准，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没有普遍的标准，审美相对主义认为审美评价没有普遍的标准……相对主义的力量也是源于这一事实：我们还远不能对科学方法做出唯一（正确的）描述，实际上我们也不能指望由科学方法的理论提供唯一的合理性模式。相异的和不相容的科学理论必然与相异的、不相容的合理性形式相匹配。如相对主义所坚决主张的，永远不要指望普遍的、独立于范式、文化的科学合理性标准和道德、审美判断的标准，这一点相当中肯。”而且，“相对主义是不可能被驳倒的。”【2】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长期以来，在中国，对相对主义的讨论又有着其特殊的环境，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相对主义的存在是哲学中极复杂的理论现象。在我国理论界，人们对相对主义这一名词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戒心，认为它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不可知主义，使人失去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和生存方向。所以在教科书里乃至课堂上经常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而受到批评。虽然相对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哲学的发展、对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实践所起的作用都是一目了然的，但由于我们多年来对相对主义的厌恶、轻视和批判以及对相对主义有可能引起的后果的恐惧，对相对主义的合理性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当代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潮尽管有其缺陷，但它对于克服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和保守主义，确立自我批评精神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如果转换一种角度，重新理解和审视相对主义，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见解的合理性以及它对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3】

这样的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例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在其中“相对主义”的条目里，就曾将相对主义定义为：“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否认事物本身及对事物认识的稳定性、客观性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和思维方法。”并且，“它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表现于某些哲学体系中，并被用于历史学、伦理学、美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对其的最终评判则是：“相对主义或者是用个人、群体之间认识上的差别抹煞认识的客观内容；或者把某个阶段上认识的不完备性说成是事物的‘不可知性’，或者把认识随着对象的发展而发展，当作否认认识过程的连续性和确定性的根据，等等。这些都是否认反映论原则、否认客观真理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表现。相对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它是诡辩论、不可知论、唯心主义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4】

虽然现在依然以如此极端的形式来批判和否定相对主义的做法不再多见，但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形成的“缺省配置”却仍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加之，也正像前面所说所引的文字表明的，相对主义与历史（自然也与科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讨论科学史与相对主义的问题，对于理解历史、理解科学史、理解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史而得到对于科学的什么样的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需要对于何为历史、历史的本性以及可以和应该如何研究的问题进行一些准备性的讨论。尽管这也同样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事，学术界对之的争议也一直没有间断，但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大致的共识。就与本文所讨论问题的相关性来说，这里可以选取两个主题作为切入点。

其一，就是对于“历史”这个经常也表现出多义和模糊性的术语的分析与界定。丹麦科学史家赫尔奇·克拉（Helge Kragh）在其《科学编史学导论》一书中，曾对这个涉及一般性的对“历史”这一术语的理解的问题讲得很清楚，即实际上，人们“通常是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上或意义上来区分‘历史’这个术语的”【5】20，即“历史１”和“历史２”。“历史１”是指在过去曾出现的实际的现象，或者说在过去曾发生的各种事件。而“历史２”则是指对“历史１”这个对象的分析，是指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果。虽然人们有时在语言中使用历史这个词时指的是“历史１”，但人们实际能够接触到的历史，却只是“历史２”而已。“因为我们对于过去的实在只有，而且将永远只有有限的知识，在过去实际发生过的大多数事情将永远超出了我们的把握。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历史１）的部分不仅在程度上有限，而且也是包括了历史学家的选择、解释和假设在内的研究过程的产物。我们没有直接进入历史１的途径，只能到达通过各种史料而被转达了的历史１的那些部分。”【5】20

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在思维中去想像那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１”，但在现实中，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来说，自然也对于那些只能因历史学的工作而接触“历史”的读者来说，有意义的只是“历史２”而已，但也正如克拉所继续指出的，“我们关于过去的事件的知识只限于历史２的结果”，而这些“历史２”的结果，却并非过去，而只是对过去的理论解释。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将此文中对科学史和相对主义的讨论，在科学史方面，只限定在“历史２”意义上的科学史。正因为在现实的历史研究中有意义的“历史２”涉及到历史学家的选择、解释和假设，这些选择、解释和假设又与相应的理论和标准有关，而这些理论和标准又都是在变化和发展中，从来不是普适的，例如像关于何为科学、何为合理性、不同范式下的不同“科学”在过去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这自然为科学史中的相对主义构成了无可回避的前提。

在这种历史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关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可以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科学史的相对主义本性的理解。

《历史的辉格解释》，商务印书馆出版

所谓历史的辉格解释，是指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倾向，它实际上涉及到历史研究中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他指出：“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轻易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可以据此进行选择、拒绝或强调。依据这样的参照系，历史学家必然会认为他的工作要求他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关注相异之处。从而，他会很容易地说从过去中看到了现在。”简而言之，就是说，“辉格派的历史学家站在20世纪的顶峰，并从他所处时代的观点来组织历史图式”。【6】10-11

巴特菲尔德从对历史学家们工作的观察中，总结提炼出了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理想的历史不应是在这样的目标和预设下进行研究，而应是从过去的眼光和标准去进行选择，因为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说法被提出之后，它很快地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科学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众多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经典作品。随着科学史家的职业化，后来总体的趋势是，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传统主要是倾向于反辉格式的。

尽管后来，大约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在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解释问题的讨论又有某些反复，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是对于科学是否具有特殊性的看法，在有些科学史家的观念中，仍然体现出了某种科学主义的传统倾向，例如，坚信科学的“进步”，坚信科学的“正确”等。当然，再后来，相信这种科学主义一元论科学和进步观立场的西方科学史家人数显然大为减少了。

但除了这个因素之外，结合着前面讨论的“历史１”和“历史２”概念的划分，我们还可以发现极端反辉格主义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不可能性，还在于历史的本性上。因为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们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而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像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说，在巴特菲尔德看来，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不过，我们也应承认，辉格式的历史却是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所习惯采用的一种非常方便的节略。【7】40-41也像有人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更不用说理解）根本地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因此任何编史学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以当代为中心不仅仅是个别历史著作的问题，它也是历史这一学科自身的结构，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固有的，因此，历史的推论在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8】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历史学家在其工作中，面向“历史１”这个对象进行研究，在其产出的著作中必须要进行节略，而节略的方式和其依据的标准显然不止一种（辉格式的标准便是其中之一），因而，在这其中相对主义也是无可摆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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