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民谊

褚民谊被认为是汪精卫伪第四号人物，先后出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和“广东省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因“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而与陈璧君一道被逮捕公诉。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清晨，他留下了自己的遗言：捐赠遗体，希望能为其教育子女，没收财产时酌留家属生活费。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内部分裂为主和与主战两大阵营。抱定抗战必败的信念，汪精卫等人与日本暗通款曲，并最终于南京组建了与重庆分庭抗礼的伪。褚民谊并未参与筹划，但在伪成立后出任要职，一生荣辱由此盖棺论定。

汪精卫：连襟与“贵人”

褚民谊逝时，褚幼义刚刚11岁。兄妹5人，而他排行最小。他记忆中，父亲身高约1.75米左右，平日很忙，在家时间不长，对子女的说教不多，在孩子们心中是很慈祥的人。褚幼义6岁时就读于南京模范小学(琅琊路小学)，父亲有请古文老师在家中为子女授课。他认为，褚民谊既注重西方自然科学，也倡导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文化。他早年是无神论者，但晚年，特别是在沦陷区时期，推崇佛教从善的思想，热衷于佛门善事，但一直不是佛教徒。褚民谊爱好颇多：打拳、唱戏、还有书法。

褚民谊写得一手好字。“书法宗颜柳，出入晋唐，书名之盛，掩其政治。”1939年1月，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请褚民谊义卖500副对联，每联润笔费国币5元，所得2500元全部捐赠，用于救助难民等用途。

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的褚民谊

此时的褚民谊颇有名士做派。

褚民谊，字重行，浙江吴兴人。他早年丧母，父亲褚吉田是当地名医，家境优渥。14岁时，父亲送其前往苏州“天赐庄”博习医院，从美国医师柏乐文学习西医。5年后，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次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途经新加坡时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褚民谊回国，曾任中国同盟会本部驻上海机关部总务长。1911年年底，褚民谊结识汪精卫，并在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介绍下，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为汪精卫的连襟。

1920年，褚民谊参与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出任副校长。4年后，他取得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出任广东大学代理校长兼广东医学院院长。而后进入政坛。

褚民谊早年从政生涯中，汪精卫堪称“贵人”。一般认为，与汪精卫的亲属关系，以及政治上的追随，为褚民谊日后参与汪伪埋下了伏笔。不过，褚民谊本人强调，包括中山舰事件(1926)、宁汉分裂(1927)、平津扩大会议(1930)、广州非常会议(1931)等汪(精卫)蒋(介石)冲突中，他始终在国民服务，未曾因姻亲关系参与汪精卫的行动

汪精卫欣赏褚民谊的“忠厚”，在1926年，提携其成为国民执行委员。1932年，在汪精卫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时，褚民谊也步入政治巅峰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院内一切事务。

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褚民谊也退出政坛，翁文灏接任行政院秘书长。“接下来抗战爆发，我父亲因为担任中法两国合办的学校———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学校教育还需要维持，就留在了上海法租界。”褚幼义说，当时上海虽为日军占领，但租界是沦陷区的治外之地，当时包括宋美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也曾在此地活动。而褚民谊也因此没有随国民西进，并未参与汪精卫最初的另组行动。

褚民谊在中法国立工学院任院长12年，家住上海校内。其间，他经常往返在南京与上海之间。“那时上海到南京火车要七八个小时，父亲通常坐的是晚班卧铺车。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南京，每周回上海两次。”褚幼义说。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

时局非常动荡，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国军且战且退。汪精卫感觉抗战必败，决心投靠日本谋和，经云南而去越南河内，随后于1938年12月31日在香港《南华日报》刊登著名的“艳电”，表示“与日本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申报》刊发褚民谊鬻书救难启事时，他已在报上看到汪精卫的艳电。在抗战胜利后的狱中自述中，褚民谊称，他至此方知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然肇端，但本人是时绝无参与意向。

但爱国学生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选派代表向褚民谊质问，令他表态。褚民谊因此于1939年春召集中法国立工学院教职工及学生，举行“国民公约”宣誓。但关于他参与汪精卫计划的传言愈来愈广，媒体甚至刊发报道称，“沪市各团体”为此致电蒋介石总裁。褚民谊本人，为此还在于4月27日在《申报》上刊发了一则启事，以正视听。

“绝不从政”何以变卦？

“迨前年底国君西撤即常川驻沪，专任院务。诚以本院为中法两国所合办，不仅沟通两国文化，培植工业专才，抑且有关邦交。故民谊摆脱政治生活，以维持本院为唯一之职责，且个人素性淡于荣利，亦不乐于仕进。夙昔爱好音乐戏剧，倡导体育卫生，此则国人所习知。去年底，汪先生离渝，民谊于翌日始见报载，事前绝未闻之，事后亦并无任何表示，乃有不谅解者揣测纷纭，民谊深自检点，除到校办公授课讲学并鬻书济赈外，终日蛰伏，足不出户，有何活动之可言？……总之，民谊之日常生活一如往昔，维持中法工学院始终不渝，绝不参加任何政治工作，用特郑重启事，敬希公鉴。”

褚民谊刊发这则启事当天，《申报》所有的要闻都和二战有关：日处心积虑谋变更上海地位；吉星文将军在沪逝世；华军冲入南昌城内；夏县附近日军两联队被歼灭；张伯伦在国会宣布实行征兵制；罗马尼亚与英谈判获切实结果……没有其他信息，比这场战争更吸引眼球，它最终的结果将会怎样，也成为很多人内心最大的悬疑。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和褚民谊在一起

在《申报》公开刊发启事前一天，褚民谊还致函国民教育部吴俊升司长，附上4月12日法文《上海日报》刊发的类似启事，以表明心志，同时申请教育经费。吴俊升将函上交给教育部常务次长张运藩，请示如何答复。张运藩批复称：由吴司长私人复信，告以已代其陈明委座，部中同仁对之并无怀疑，希望一本爱党爱国真忱做法，外面流言可置不理。

吴俊升司长复函褚民谊的时间是5月18日。10天前，汪精卫等人，已经搭乘日本货轮“北光丸”号，抵达上海。但按照褚民谊的说法，汪精卫因6月即去日本，他在8月才与汪精卫于上海江湾秘密会面。

褚民谊在《参加和运自述》说，汪精卫到上海后，“首先说明其从战争中救国家、从水火中救民族之抱负。此即说明与蒋委员长谈话之经过，即所谓‘君为其易，吾任其难’之言是也。本人聆后，乃知汪先生之和平运动并非纯为彼个人之政治主张，乃为与蒋委员长一暗一明之连系的救国工作。加以日人残虐民众，蹂躏地方，到处皆有惨不忍闻，至是开始为参加和运之考虑。”

褚民谊在公开表达“绝不参加任何政治工作”后四个月，就开始有了参加所谓“和平运动”的意向。汪蒋关于“君为其易，吾任其难”的谈话，按褚民谊接受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侦查笔录时所言，指的是：“他(汪精卫)告诉我，要做和平运动，在重庆时曾与蒋先生谈过好几次。蒋先生说和平复杂而难，抗战简单而易，汪先生说则我做难吧。汪先生又说曾到日本去商讨，仍是要恢复我们的党，维持陷区。”

“父亲肯定是相信了汪精卫的说法。”褚幼义这样为褚民谊加入汪伪辩护。

褚民谊书法

从目前公开的档案看，蒋介石也曾有谋和的努力，中日间有过不成功的“孔祥熙-宇垣一成”秘密谈判路线。汪精卫作为主和派代表，此前也曾声言“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不瞒过蒋先生。”但随着形势发展，汪精卫谋和主张不获蒋介石采纳，他在内的实权地位也在一步步下降，他于是生出另起炉灶的想法。蒋介石并没有与汪伪互唱黑脸白脸，“一暗一明”救国的意图。相反，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还曾遭到蒋介石密令的特工暗杀，汪精卫幸免一死，他的心腹曾仲鸣替他挨了子弹。

曾仲鸣之死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褚民谊也在自述中主动谈及此：“本人始终相信汪先生之和平运动至少已取得蒋委员长之谅解。至于曾仲鸣之见杀与夫彼此相持之情况，犹以为是工作者之弄假成真，及当局者之故放烟幕也。”或许是汪精卫骗了褚民谊，或许是褚民谊在自述中佯装无知以脱罪。而以褚民谊在汪伪的地位，即便最初加入时不知真相，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内都不知道蒋介石与汪伪绝无唱双簧之意么？

卖国，还是为了和平？

在汪伪很多要人的回忆中，褚民谊是个做事糊涂的人。陈璧君堂侄、汪伪首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回忆，汪伪成立之初，汪精卫原本打算亲任外交部长，刚巧此时，褚民谊要求回到1932年———“复职”“行政院秘书长”，汪精卫原本同意，“但又顾虑褚民谊处事历来糊涂，经常惹他生气”，因此要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以不愿“代糊涂人负责”为由拒绝。

陈璧君支持陈春圃，同汪精卫商量，许给褚民谊部长职。而汪精卫最初想给褚民谊“海军部长”的职位。

褚民谊书法

“怎么样？像不像海军部长？”褚幼义还记得父亲穿海军部长制服给家人看的样子。不过，因褚民谊不懂军事，“海军部长”职位同样遭到强大反对声音。汪伪第三号人物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载：“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此事余与(陈)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七时半起，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外交部长。此举当然不甚适宜，然较之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汪精卫原本想亲自兼任外交部长，但在压力之下，将其筹庸给褚民谊。褚民谊同时出任伪行政院副院长职。

褚民谊被捕后的辩解中，亦为自己卸责说：“本人即立意在协助民众，故外交工作一以酬酢、联络为要务，期以个人之情感，完成所负之使命。至于外交上之政治决策，完全由汪先生乾纲独断。本人既志不在此，且形格势禁，亦不容有所表示，故一切外交大计在实行之前，本人可谓咸无所知也。”

褚民谊更愿强调自己“任内代民众向日人索还房屋、财产、车船、工厂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利益共有多起。尤其从日本宪兵之任意逮捕、拘押及横施酷刑之掌握中，完成许多保全民众之身体、居住等权益事项为最足留念。虽未完成具体的积极功效，但在消极方面，固已自信可告慰于许多被屈之当事民众也。”

这也是褚民谊所谓的参加“和平运动”的动机之一。因为沦陷区民众不可能一概西迁，在沦陷区内，见日人对民众肆行侵虐，故以“我不下地狱，谁入地狱”的理念以救民。

褚幼义相信这个说法。“褚民谊确有为老百姓着想。审判时，陈公博、周佛海都承认了错误，他没有，只批评自己做得不够，对日本无力。”褚幼义表示，褚民谊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日本亦有所批评，可见其外交部长任内，顾及中国利益。譬如1939年10月所作《中日和平的基础》中批评日本很多条约(如二十一条)是通过压力来形成的，日本的教育也是以侵华侮华为其目的，未曾致力于中日文化教育的沟通。

褚民谊书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篇文章还批评了国民的“远交近攻”政策，并宣称“希望由于日本的协助，使中国自身得以建设而且有利于日本，以中国的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不愁不能分担这重大的责任”———言下之意，包含对侵华日军攫取中国资源的默认。

狱中自述中，褚民谊最终也承认，汪伪“一事无成”，“不能有强国临时、维新两(汪伪之前日本扶植的伪政权)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协，竟至闭门痛哭。”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最终否定了褚幼义的答辩，认定他“始终主张联合日寇，摧毁政权”，所谓“伪和平抗日，与重庆武装抗日，系分工合作”的说法，与其任内诸多言论矛盾。且汪伪的成立，让国军在沦陷区分布的军队不易活动，政令不易推行，日寇得以肆行搜刮宰割，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故“抢救人民，保存元气”等说法，也是自欺欺人。判决书认为，褚民谊出任伪外交部长期间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其应与汪精卫负共同责任。

自请死刑，但绝不认罪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汪伪内部也丧失了“抗战必败”的信心。从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一直到庞炳勋、孙殿英等人，都暗地里与重庆联系，试图为自己留下后路。褚民谊却始终没有这么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个性。

“父亲不会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褚幼义说。

褚民谊书法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时，日本的败相已露。褚民谊自述，他自从驻日本大使回国后就曾先后三次有辞职意向，但在各方“破坏和平”的劝告下，打消了念头。“汪精卫去世，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后，父亲提出辞职，我有记忆。原本陈璧君打算让她的弟弟陈昌祖等人就任广东省长，但这些人看大势已去，是去送死，都不愿去。陈璧君让我父亲去就职。我记得当时有人对父亲说：重庆传话说如果你退隐，问题不会这么大。很多人劝他，不要去，家里人包括我母亲都劝他不要去广东。他思考良久，还是去了。”褚幼义说。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一个月，褚民谊辞去外交部长职，前往广州，出任广东省长。褚幼义对父亲临行前的举止没有特别深的印象，只知道他带了两个秘书前行。他们几个孩子和母亲都留在了南京。

1945年7月6日，褚民谊抵粤。3天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谈话说：“本人此次南来，即欲以牺牲之精神，完成爱护广东之志愿。”

大势已去。8月11日，褚民谊接到陈公博电话，告知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平”应自行解消。4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国民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省长。褚民谊对此并无抗拒。8月19日，褚民谊对属下公开发表训话，称“南京因为和平既已实现，所以自动解消改组为政务治安两，以维持统一还都南京以前的治安，各地方则一如往日，照常执行政务，待之接手。”

而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也于一周后将一封戴笠的电文，转交给褚民谊和陈璧君。戴笠在电文中说：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戴笠还说，为防止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需把褚民谊送到安全地带保护起来。

半个月后，郑介民再次传达蒋介石手令，要求陈璧君和褚民谊各带一随员赴重庆，商量善后事宜。在这个过程中，褚民谊还曾通过郑介民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希望对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概不究问，即便治罪，也宜治倡领之人，不要株连。他还对自己“荷蒙矜全”表示感谢。

但所谓赴重庆善后，其实只是一个计谋。9月12日，褚民谊和陈璧君在“赴广州机场途中”被诱捕，成为汪伪最早入狱的两个高层。

在审讯期间，褚民谊为自己的行为竭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纳。1945年4月12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判其死刑。他对此似乎颇能看破，至死仍不认为自己有罪：“本人以今日得到死刑之判处，真所谓皆大欢喜，但是大家要晓得，虽则本人自请处以死刑，但绝不是自己承认有罪，不过是我求仁得仁而已。”

学者张云认为，褚民谊只是在讲漂亮话，“他根本就不想去死。为了免于极刑，褚民谊和他老婆一再上诉，申请复判。”褚幼义说，褚民谊被判死刑后，陈舜贞的确一再上诉，并曾找吴稚晖、李石曾等革命党元老说情。而褚民谊则写了条子给陈舜贞，让她转给蒋介石。内容大抵是：请委座不要为我的减刑为难，仍维持死刑原判。

“但是我母亲并没有转给蒋介石，而是一直留了下来。1963年母亲去世后，我姐姐清理遗物时发现了这张纸条，觉得自己留着不如交给组织放入历史档案可供参考，便面交了当时的南京农学院的党委负责人。前些年，我们再到该校去找，却说找不到了。”褚幼义说。

褚民谊接受审判

尾声

“最后一次了，拍得好些”。

在法警的簇拥下，褚民谊走向临时法庭，站定配合记者摄影，脸上保持笑容。在女监门口，他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握手说：“再会。”陈璧君用手绢掩面饮泣，未作一言。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其他囚犯纷纷探头外窥，褚民谊频频举手招呼说：“我先去了。”

这是1946年8月23日清晨6时许，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

64岁的褚民谊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近，换了新衣。深灰色毛质单长衫，白底细青条府绸短衫裤，黑袜黑缎鞋，左手掌还有佛珠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