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不来，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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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洪英研究生毕业时，同班25人只有2人没有从事幼儿教育。但两年后，只剩下她和另外一名同学还在坚守。

苏锋发现，如果出资扩建幼儿园越多，幼师缺口也随之拉大。 “本来一个幼儿园可能缺3个老师，现在新开一个园可能就需要30个老师。”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珏伶

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30分钟

洪英自称是幼师里的“异类”。2016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为了“编制和户口”，选择了到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公立幼儿园当老师。

“每个工作日都在‘赶场’。”洪英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已有怨言。2017年12月26日早晨7点左右，洪英到达幼儿园，给教室开窗通风，再把孩子们的水壶、毛巾收拾起来送去消毒。

半小时后，她开始到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时间被切割成一个个30分钟。”洪英说。8点到8点半，是孩子们吃早饭的30分钟。

接下去，孩子们会有45分钟“玩具时间”。本来应该是9点10分开始收玩具，但是9点一过，洪英就不得不张罗着收拾。很多孩子可能还没摸到玩具，又被收回去了。

“没办法，如果一件事不赶紧结束，下一件事情就没法开展。”洪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北京市内多家幼儿园，发现与洪英所在的幼儿园一样，无论年龄段大小，每个班级基本都会在墙壁上贴有一纸“一日常规”，严格写着这些3-6岁孩子一日的作息时间，具体到分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规定下来。

平均一个班3个老师，至少负责30个孩子，每20分钟至30分钟就进行一次教学转换。

中午11点半至12点是孩子们的午餐时间，也是洪英一天中最焦虑的时间段。她和另两位老师要在半小时内让三十多个只有三四岁的孩子吃饱饭，她们先把饭盆饭桶拿进教室，挨个给孩子均分饭菜。

之后，洪英让孩子们分拨吃饭。吃饭慢的孩子第一拨，比较快的放第二拨，最快的放最后。可往往最后开始吃的孩子已经吃完，最早吃饭的孩子还在慢慢嚼，或是心不在焉地用小勺划拨着碗里的饭菜。

孩子们的餐食分量由保健医生定额分配，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吃多少，会精确到克数。孩子们吃不完，洪英就得哄着、骗着让他们吃。2017年12月26日中午，一个小女孩明显吃不下，坐在一旁憋红了小脸，自抹眼泪。洪英看了不忍心，只好把饭偷偷倒掉，还不能被保健医生看到。

令人焦头烂额的午饭过后，老师们原本有1小时休息时间。但这1小时会自动默认成开会时间、备课写材料时间，甚至是“贴墙”时间。“贴墙”是幼儿园环境创新的一种常见手段，将孩子们在日常活动中拍的照片结集挑选，再按主题贴上墙作展示。

可是洪英发现，大多数主题墙缺少互动，孩子们不知道这面墙的内容跟他们相关，看过两眼就抛至脑后，“其实没什么实质意义”。

下午五点多，洪英送走了最后一个孩子。晚上回家后，还有每个孩子的每日成长记录要写。

撕裂感

“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洪英说，真正让她感到疲惫的不是一天到晚密集又琐碎的工作，而是一种撕裂感，她所向往的幼儿教育与目前能做到的存有巨大差异，她不明白为什么幼儿教育被如此公式化地推进。

一日常规的刻板，常常让洪英有一种反叛的冲动。

她不止一次找保教主任表达自己在幼儿教育中的困惑。保教主任在评价一个班级时最看重的是秩序，最常用的标准是“稳不稳”；在夸奖一个孩子时，最喜欢用的词是“踏实”。洪英觉得这套传统评价体系正在胁迫幼师们，更重要的是在束缚孩子们的天性。

但在家长们“不希望孩子出事”的心态下，“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我很焦虑，我把孩子送到门口，我也不知道他进去之后会哭会闹会怎样。”作为一名学生家长，金阳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儿子入园这件事上如此担心，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学前教育研究者，目前供职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燕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家长不放心主要源于缺乏参与，想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举动，只能通过老师一张嘴的转述，没办法亲眼看到，亲身感受。

“孩子在幼儿园有可能摔跤留疤，但在家里玩耍也会摔跤，也会有伤痕，家长为什么就更易于接受呢？”张燕说，就是因为在家里，家长能看到过程，但在幼儿园看不到。

这也是为什么系列虐童事件发生之后，和家长会要求安装无死角摄像头的原因。“但这可能会加剧家长和幼师关系的紧张。”洪英说，“没有人希望自己工作时一举一动都被盯着。”

除了这种“不放心”，另一个也可能影响家长和幼师关系的是，家长对幼师的要求与期望越来越高。

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幼儿园园长胡华对此有切身感受，他们幼儿园的孩子家长中，有不少自身学历高、收入高，属于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甚至不少人是某一领域的“精英”。而幼儿园的老师虽然大多数是中华女子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学历层次已经高于幼师行业的平均水平，但仍然可能远不及家长。

“家长此时可能会怀疑：一个学历不如我的人能不能带好我的孩子？”胡华说，幼师想打消家长的这种疑虑，能做的只有提升自己的专业性。她也认为，现在幼师的专业培训设计存在一定缺陷，对专业素养的认知也有偏差。

逃离

承受着多重压力，但幼师的收入并不高。洪英所在的幼儿园，大部分老师都是中职、大专毕业，学历水平不高，平均收入也就六七千元。

事实上，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这在幼师行业中已经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像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公立园老师收入相对还高一些；而民办园的老师由于学历水平良莠不齐，初中毕业的人占多数，且并非科班出身，只能每月拿着三四千元甚至更少的工资。

最终，不少幼师选择了“逃离”。两年前，洪英研究生毕业时，同班25人只有2人没有从事幼儿教育。但两年后，只剩下她和另外一名同学还在坚守。

就流失率来说，民办幼儿园远远高于公立园。一位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十余年的民办园园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幼师一茬接一茬换得非常频繁，通常一位老师，能干三五年就算长的，等到结婚生子，就很有可能选择离职，他们在职时的年龄平均在20至26岁。

幼师以女性为主，如果哪个幼儿园有一两位男老师，在招生时都可以当成一个亮点加以宣传，但男老师更加留不住。

罗军上学时，是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班上唯一一名男生，“当时都不好意思说是学学前教育的，只说是学教育的。”但实际上，他很喜欢和孩子们相处，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一名幼师。

没过一两年，问题就出现了。他想和女朋友结婚，但在北京拿着五六千的月薪，买不了房还不了贷。

“男性在幼师行业中依然非常少见，可能我热爱，但我也要考虑收入低的问题。”罗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幼师“没有社会地位”，家长可能觉得幼师“就是一个看孩子的”。

而且每天和孩子在一起，也让罗军的社交圈子变得愈加有限，陷入了职业倦怠。最后，罗军不得不选择了逃离，回老家成都考了个公务员。

老师不断“逃离”时，学前教育需求却开始大幅度增长。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2016年一份研究报告预计，2021年将成为未来我国学前教育办学压力最大的一年。

具体说来，2019年将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适龄学前教育阶段幼儿接近600万人，2020年这个数字将激增到1100万人左右，2021年将达到峰值1500万人左右，之后逐渐回落。

报告预计到2021年，幼儿园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学前教育经费供给量远不能满足未来需求。

从师生比来说，幼师数量也存在较大缺口。根据教育部在2013年1月15日发布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全日制幼儿园教职工与幼儿比应为：1∶5—1∶7。而教育部在2017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幼儿园教师数为223.2万人，师生比为1∶17.6。

旧的没解决，新的缺口又出现

如何迅速填补幼师缺口，已是教育部门必须直面的问题，但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

浙江桐乡市想用“编制留人”，在一些公立幼儿园，有编制的老师比“临时工”的待遇要高出一大截，对后者来说，编制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但在编制紧缺的条件下，增补一个都很难，最多逐年增加几十个。”浙江省桐乡副局长路茂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桐乡在2016年增补了二三十个幼儿园教师编制，财政在这一块的补贴就达三百多万。

即便地方有决心解决幼师缺口，但现实是屡屡出现“招不到人”的局面。

据上海《新闻晨报》报道，华东师大2018年有一百多名幼师毕业生，却已有200家幼儿园前往招聘。2018年1月4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学前教育专业专场招聘会，收到了160个岗位需求，但毕业生只有62人。2018届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的供求比例也达到了1∶3。

旧的缺口还没解决，新的缺口又开始出现。

“我们发现，出资扩建幼儿园越多，幼师缺口也随之拉大。”甘肃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长苏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本来一个幼儿园可能缺3个老师，现在新开一个园可能就需要30个老师。”

“全省还缺4万名幼师。”苏锋说，2016年“全面二孩”刚刚放开时，他们就得到反馈：幼儿园学位告急，供不应求。

针对现状，苏锋正在起草一份《补充幼儿教师队伍的八项建议》，写到招募幼儿教师标准时，苏锋认为“弱化学历、强化专业”是一条出路。具体而言，就是在筛选幼儿教师时，不仅招本科生，也考虑大专、中职学生，且不一定要幼儿教育专业的人，也不一定非要教育相关专业的人。

此前在《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后，甘肃就采用了小学教师转岗的办法。苏锋说，目前甘肃有3万名在编小学教师，经过再培训成为了幼儿园老师。

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并不看好这个办法。“我去走访过很多幼儿园，转岗的小学教师很少具备应有的专业性，还真是让幼儿教育沦为‘看孩子’。”在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上，宋映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过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看来，解决幼师缺口不一定非得盯着科班出身者，应当考虑吸纳更多其他专业的社会人才。

张燕认为，幼儿教育不是幼儿园教育，不能关门办园，实行封闭教育。“不少赋闲在家的全职妈妈，也可以成为幼儿老师。”张燕说，由于这群人自身已经生养过孩子，在照顾和教育儿童方面更有经验。

早在2004年，张燕率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师生创立了“四环游戏小组”，就尝试过让“妈妈当老师”。

这所民办幼儿园位于北京西城区一条僻静的胡同里，门口连块牌子也没挂。2017年12月27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孩子们在上课、玩耍，家长们则在做迎新年的针线玩偶。

当初成立“四环游戏小组”，是为解决附近四环市场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市场拆除之后，这所民办园也开始接收其他常住儿童。老师都是“妈妈老师”，她们的孩子曾经或正在小组里。

妈妈们共同照看、教育孩子们。在墙上贴有“家长值班表”，除了“妈妈老师”，每天还安排了必须来值班照看孩子的家长。

“办了14年，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土地资质，也没有办园资质。”张燕担心她们的尝试说不定哪一天就戛然而止。

（文中洪英、金阳、罗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