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报国在文章”——经济学家王梦奎和他的文章之道

八卷本《王梦奎文集》，是著者自选的一套较为完善的个人文集。从文集内容看，经济学之外的著述同专业著述平分秋色，有一半的文字并不是经济学论文。不过，这些经济学之外的文字，恰恰是为这位经济学家的人生道路、著作特色作注脚的。

博览群书的“笔杆子”

在经济学界，在政策咨询系统，以及理论宣传、党史研究部门，王梦奎不仅是一位直接参与高层决策的学者，还是继胡乔木、胡绳之后，我党自己培养的“笔杆子”之一。他这一代“笔杆子”与上一代“笔杆子”相比较，虽然资历悬殊，出身不同，但都是参与枢垣清秘写作的知识分子，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兴趣。在多年的共处和一起起草文件、撰写专著时，“相谈无杂言”，他总以晚辈的身份，虚心学习前辈对文章写作的执著追求。在一次随胡乔木外出调研中，胡问过他的读书情况，很有点随机考试的味道。问者与答者，实际是在散步中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他还注意记录胡随意的闲谈，把其中有思想、有价值的谈话整理成文，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有一年，胡读到他谈股份制的一篇文章，大为欣赏，并建议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与胡绳，“文革”前曾在一个单位工作，又是干校“同学”（胡绳语），更在胡绳的邀请下参与《的七十年》的写作；说起胡绳，他总是充满崇敬和佩服。

王梦奎的第一份职业是编辑。在党的理论刊物工作时，他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结合本职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文革”前，他供职的单位有文化气氛，领导关心青年人和有专长的工作人员的成长，提倡读书写作。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不少人对前景茫然，他却运去几箱书，曾有研究太平天国的计划。在非常的日子里，他偶然读到契诃夫的小说《打赌》，猛然顿悟、警觉，立即沉下心来，白天在农田干活，晚上读书，不敢让时间虚度。

编辑、读书、写作，都是和文字打交道的。读他人的书，编辑他人的稿子，对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也是写作的训练，是思想方法、谋篇布局、遣字造句的熏陶。离开干校后，王梦奎到工业领导部门的研究室工作，所学专业与本职工作衔接，理论与实际结合，终于有机会看到大工业的生产过程，奠定了他以后“文章不著一句空”的基础，也对他以后领导高层政策研究机构，研究宏观经济，讲授国民经济学添加了底气。我认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最重视研究课题的实践性，很少有人在空泛的理论话语里钻牛角尖。

取消“农业税”的幕后

我看过王梦奎几篇文章的手稿。他这一代人写文章，还是传统的作业方式，真正是在稿纸上爬格子：八开大，每页400字的大稿纸，天地左右留白很大，是专为修改文章留下的空白。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风气活跃、醇厚，许多学者都在冬眠状态下复苏，精神抖擞，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学者的研究写作尚未受网络语言的侵蚀，学术论文是原创、“有机”的。不只是王梦奎，那一代人都是这样写文章的，就像国画家要在宣纸上创作。直到今天，他还是手工劳动，保持传统的写作方式。

1999年，发展研究中心向领导专送的第一号《择要》，是《关于停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教育集资一年的建议》。那几年粮食供过于求，库存很大，销售困难，农民增收的空间逼仄。当时还是从减轻农民负担考虑，时间只限一年，但却是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停收农业税”，许多人连想都不敢这样想；农民更不敢想。在这份字字有来历，扎实朴质，有极强说服力的政策建议上，王梦奎作为时任中心主任加了这样几句：“今年恰逢建国50周年大庆。我国历史上，每逢国有大典，也多行减免税赋之举，以期举国同庆。”在这份政策建议已很有说服力的文字间，再添这样几句，文章产生历史纵深感；轻敷文采，又增加一个正当理由和说服力，谁曰不然？

以实物交农业税，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财政制度，涉及到地方的利益；方向正确，实行起来却阻力重重，有分教：知难，行亦不易。

2001年，在领导同志举行的座谈会上，王梦奎又提出免除农业税的问题。他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不少盛世减税、遇有国家盛典免税的记载。考虑到：第一，减轻农民负担、振兴农村经济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现在国家具备比较雄厚的财力，可以更多地扶持农业；第二，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面临很大的冲击，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将受到限制，而免除税收是最简便易行而又不受限制的支持农业的办法；第三，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如果能在明年宣布永远免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仅会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鲜明标志，而且会成为永载史册的千古仁政。”

王梦奎自称“杂家”，实际是以经济学为主业、知识结构丰富的通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已渗透在他的经济文章中，在最难显示个性特色的领域，王梦奎的文章言必己出，陈言务去，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唱念做打惟“文章”

多年前，王梦奎在给一套《博士短论》文丛写的序言里，提出“文章的四种境界”，即“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并认为“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这是他在长期写作实践中独创的文论，也简明扼要地指出文章写作的通病。他还系统地撰写《文章写作十二题》，较有体系地论述应用文写作。应一些国家机关的邀请，他以《十二题》为稿本，面对面地与公务员、研究人员探讨文章写作。在研究室工作时，为了提高年轻研究人员的写作水平，他把自己收集的从毛泽东到鲁迅、郭沫若、胡乔木、胡绳、孙犁等有关写作的文章编辑成内部读物。后来，这本在内部流传的小册子不胫而走，大受欢迎；他又重新修订编排，以《怎样写文章》为书名公开出版，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他喜欢、钻研为文之道，也希望用一本薄薄的小书，弘扬风雅，谈艺论文，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续命助力。

王梦奎的工作经历，使他区别于纯粹的书斋型学者，加之他对文章的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思想与文辞俱美。长期参加党和国家许多文件的起草，又主持过好几年工作报告的起草，他看问题和分析问题追求高屋建瓴，辩证思维；用文字表述时力求全面，反对片面性。他的文章不走偏锋，既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反复搬弄概念。马克思、列宁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观点，毛泽东写文章的艺术和一生对写好文章的提倡，陈云的经济著作，都在影响他的文章风格。

清康熙时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赠给朋友魏环溪的诗中说：“心事传经留奏草，功名报国在文章。”新中国成长的几代经济学家，都是以文章报国，为国家的富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这两句诗移赠给王梦奎，也是贴切的。他这一辈子，不管身处何处，心里想的只是以自己的所学专业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这甚至成为他的人生价值，他出处进退时不改的初心。是否对自己的祖国有贡献，也是他评价其他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