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究竟是怎样的人
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
很少有一个小说家像卡夫卡一样，在塑造作品的同时也塑造出自己的“神话”。卡夫卡的后世“公众形象”建立在他具有强烈自我投射倾向的作品以及成篇累牍的日记和书信之上，再辅之以读者的一知半解，以讹传讹。他的形象和个性被赋予了诸如此类的标签：偏执、脆弱、忧郁、妄想，强迫症和破坏欲交织的艺术家人格；被父权压制的“永远的儿子”；弱不禁风的肺痨患者；把文学作为一生志业，钟情于禁闭式写作的离群索居者……
倘若我们要真正进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是不该也无法把他本人的真实生活抛诸脑后的。牛津大学的德语教授和卡夫卡研究专家里奇·罗伯森（Ritchie Robertson）在他那本著名的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中写道：“拜伦的读者把拜伦想象成他笔下主人公恰尔德·哈罗德和曼弗雷德那样幻想破灭而忧闷的人。把卡夫卡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分开也一样难。”
当然，我们不必非得像那些执着的考证学家一样，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寻找与他生平经历一一呼应的蛛丝马迹，并热衷于挖掘作品中各种人名的双关含义。但如果我们愿意接近一个更为真实和立体的卡夫卡，除了阅读卡夫卡书信、日记之外，也需要借助专业的卡夫卡学者和严肃的传记作家的帮助，他们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卡夫卡的密友马克斯·布罗德，还有哈尔穆特·宾德尔（Hartmut Binder），以及近年来在卡夫卡传记领域卓有成就的雷纳·斯塔赫（Reiner Stach）和彼得·安德烈·阿尔特（Peter-Andrea Alt）。
2009年，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状告霍夫家族，要求对方交出卡夫卡的手稿。2016年8月8日，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卡夫卡的手稿应属于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以往关于卡夫卡生平的资料中不乏事实性错误，这些误解尤其在中文文献中流传。比如我们常常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语句：“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 也许人们倾向于把卡夫卡想象成地窖中的孤独穴乌形象（卡夫卡的名字在捷克语中的含义），事实上，卡夫卡并不是一个遁世修行者，他的足迹到过欧洲许多国家。据一个卡夫卡研究小组统计，卡夫卡一生到过六十多个地方，有时是旅行，有时是度假和疗养，有时则是短暂定居。这些地方既包括像柏林、维也纳、德雷斯顿、苏黎世、莱比锡、巴黎、米兰、布达佩斯等大城市，也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和乡村。卡夫卡还是音乐会和歌舞会、飞行表演、赛马会和赌场的热心观众以及各大博物馆和艺术展览的常客。卡夫卡在1911年的日记中这样叙述自己作为旅行者的感受：
“人们承认陌生的城市是事实，居民们生活在那里，并不渗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如同我们并不能渗入他们的生活方式。”
正是凭着这种旅行者的距离感，卡夫卡有机会细细观察布拉格之外的欧洲大都会的生活场景。德国传记作家阿尔特在他的《卡夫卡传》中专门辟出一章来呈现作为“旅行者”的卡夫卡，他写道：
“旅行对于卡夫卡意味着可以观察陌生的事物，可以不带压力地记下它们的特性，而并不牺牲匿名的保护作用……他用犀利笔锋捕捉住见到的东西，以便将其整理归档作为日后写作的素材。虽然在这样的阶段具体的写作计划搁置起来了，但是他至少通过间或写一篇旅行日记保持写作的连续性，没有那种连续性他会感到不幸的。”
如此，我们就能解释卡夫卡小说中题材的丰富和细节的精确究竟从何而来，而不仅仅简单地把这种写作才能归功于一种幻想天赋。卡夫卡本人所说的“我头脑中的广阔无垠的天地”有相当一部分构建于他的旅行经验。
卡夫卡还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这无疑与大众对他的固定印象——弱不禁风，患有肺痨——大相径庭。卡夫卡34岁时查出肺结核，此后休养和治疗断断续续，39岁时健康状况恶化，迫使他不得不结束保险公司的工作。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几家医院和疗养院辗转，41岁时在夏天去世。疾病缠绵并不说明卡夫卡的短暂生涯中与运动和探险猎奇无缘。他在大学时代就参加当时流行的骑马和网球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卡夫卡每天坚持健身训练，并引以为傲。他还喜欢在布拉格周边地区进行连续几小时的徒步运动。好友布罗德记录了卡夫卡的这一爱好：
“卡夫卡和我都热爱徒步旅行。每个星期天，往往还有星期六，我们都在布拉格周边的森林里。森林之美激起我们对纯真和热情的崇拜……我们在森林的溪涧里游泳，因为当时卡夫卡和我都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们只有在鲜活的，流淌的溪水中游泳，以这样的方式与乡村建立一种近乎肉体的联系的时候，才觉得我们拥有了乡村。”（马克斯·布罗德《争吵不休的生活》）
卡夫卡不仅是一个灵活而富有耐力的业余游泳运动员，他还热衷于皮划艇运动，很长一段时间内，卡夫卡甚至拥有自己的一艘皮划艇。患上肺结核后，卡夫卡仍然乐于向他人展示自己划艇的技巧和速度。1922年是卡夫卡健康状况恶化的一年，他从疗养地写明信片给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可惜你不能来小住几天，如果天遂人愿，我们就可以整天爬山，滑雪橇和写东西……”
卡夫卡和好友们在一起时，常常表现出他热情洋溢、风趣幽默的时刻。布罗德回忆，卡夫卡在朋友小聚的场合经常朗读自己的作品，每当读到一个好笑的段落，他就会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笑得前俯后仰。
这和卡夫卡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形成巨大的反差。卡夫卡一生都执着于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从小饱受父亲压制、成年后也无法摆脱畏父情绪的儿子。在卡夫卡的书信和日记中，尤其是他写给父亲（却从未寄出）的一封长信中，我们确实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印象：父亲赫尔曼是家庭生活中的暴君，我们从而推断出卡夫卡个性中的懦弱、自卑、缺乏安全感，优柔寡断等，相当程度是父亲的专制和威力在他身上作用的结果。
“我所有的思考都在你的重压之下，我的想法与你的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而且尤其如此。所有看上去不依赖于你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被你的贬斥压得很沉重；承受这样的评判，以致完整而连贯地阐明我的想法，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桩桩事的勇气，决心，信心，喜悦都坚持不到底，只要你反对或仅仅料想你会反对；而差不多我所做的任何事，料想到你都会反对的。”（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没完没了的怨子情结促成了两个著名短篇《变形记》和《判决》的诞生。我们目睹《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里戈尔·萨姆沙在家庭和职业关系里的自我疏离和异化。卡夫卡让萨姆沙代替了自己，幽幽地控诉着自己受到家庭方面，尤其是来自父亲的严重伤害。我们也通过《判决》，看到卡夫卡作为“永远的儿子”的自我投影: 儿子企图反抗和惩罚衰老病朽的父亲，却被洞察一切的父亲击败，于是儿子对自己执行了判决：飞奔出门，投水自尽。
于是，熟悉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读者，在翻看卡夫卡的照片时难免就会生出恻隐之心。其中有一张是卡夫卡四岁时拍摄的。照片中的男孩穿着款式复杂的紧身小礼服，手拿宽檐帽和儿童手杖，一丝不苟的打扮衬托着一张严肃拘谨、不知所措的小脸（下图右，左为卡夫卡父亲）。青年时期的卡夫卡有一张身着西装的照片，脸庞端正清秀，眼神里有一种望不到尽头的忧郁。
卡夫卡沉浸于和自我的交往，像一个严格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观察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对心灵的任何活动都具有无比精细的感受力，把它们一一记录。用日记进行经年累月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读者对作家个性的判断。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本卡夫卡不同时期传记的德国作家雷纳·斯塔赫这样分析卡夫卡的自我观察癖：“在卡夫卡那里，自我本身是一个远处的有生命之物，它似乎像哈雷彗星那样正在远远离去。只有通过写作，作家才能将自我置于更易于看到的视野之内，让自我受到观察和审查。”日记和书信像一个望远镜，它逐渐移近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构自我的过程。卡夫卡有意识地在这类写作中创造出一个自我。
通信也构成了卡夫卡日常生活的一个重心，他留下了1500封信和12本抄录了自己信件的笔记本。有相当一部分信件是他有意用文学的笔触“加工”过的，卡夫卡的信件比他同时代所有作家的信件都更具文学性。它们非常绵长，即便没有通信对象，也自成一体。在1912年的三个月内，卡夫卡就给当时的女友菲丽丝·鲍尔写了近九十封信。若信件未及时寄到，卡夫卡就会魂不守舍，而信件的丢失简直就是“灾难的顶峰”了，他因此茶饭不思，喋喋抱怨。 “最亲爱的，信丢失了，丢失了，或许我患上被追踪妄想症了。”通信构成了一种卡夫卡生活中特有的现实，那就是生活仿佛是为了这些信件而运转，它们引导了生活的方向，而不是反过来。频繁的文字往来代替了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卡夫卡和菲丽丝·鲍尔几次订婚都以失败告终。卡夫卡自己对此有过评论：
“我们用这些频繁的信件相互鞭打。因此而产生的不是接近，而是接近和距离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这种中间形式是不堪忍受的。”
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遇到了捷克女子密莱娜，这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激情的一段关系。但两人的交往，依然延续“书信爱情”的模式。卡夫卡在信件中向密莱娜倾诉着巨大的幸福，同时自我贬低和自我怀疑如影随形，他甚至把自己比喻为密莱娜“大家庭里那只老鼠，一年之中人们顶多能允许它公开横穿地毯一次”。
在日常生活中，卡夫卡是一个充满矛盾，喜欢推翻自己先前论断的人。比如他一方面是个书信交往的狂热爱好者，这种狂热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方面又会宣称：
“我觉得一切书信都毫无价值，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写信意味着在幽灵们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这正是幽灵们企盼着的。写在信里的吻到达不了它们的目的地，它们在中途就会被幽灵们吮吸干净。”（卡夫卡致密莱娜）
对于卡夫卡还存在一种观点，卡夫卡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对自己所处时代漠不关心的，不务实际的空想家。确实，卡夫卡的作品里几乎没有他所经历的时代大事件的痕迹。
“德国已经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学校。”
这是卡夫卡1914年8月2日的一则日记。对于整个欧洲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战，卡夫卡竟然只是一笔带过，游泳所代表的私人生活仍然正常延续。卡夫卡在大街上围观奥匈帝国的炮兵开拔仪式，但他承认，自己“热切”祝愿这些军队“万事不如意”；群众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爆发出欢呼，卡夫卡对此写道：“我流露出邪恶的目光站在一旁。”传记作家阿尔特认为卡夫卡对于战争爆发的漠视态度“并非源自激进的和平主义，而是来源于集体热情激烈迸发而产生的陌生感……”
8月6日，欧洲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描绘我的梦幻般的内心活动的意识已经使别的一切东西变得无关紧要，它们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失去了活力并正在不住地失去活力。”也许，正是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这个敏感的犹太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局外人身份，他决意要把未来的生活全部献给文学创作。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卡夫卡的写作进入一个井喷期，他感觉“自己又沉浸在写作中了”。长篇小说《诉讼》的大部分，以及中篇小说《在流放地》和《失踪者》就是这段时期的产物。
至于说到卡夫卡对待职业的态度，如果不是因健康受损而不得不提前退休，卡夫卡完全称得上一个称职的并“富有才干”（英国学者里奇·罗伯森评价）的保险公司职员。由于专门负责工伤事故防护鉴定，卡夫卡对奥匈帝国波希米亚地区的官僚体系了如指掌，他熟悉办公室文案工作的所有细节，还得经常去各个工厂实地视察。正是这份必须务实严谨的工作给卡夫卡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使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在职业关系中耗竭身心的小职员形象。
最终，我们讨论一个作家的真实面目，是要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上来，即何谓“真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用卡夫卡的一则寓言式的散文：
“因为我们就像雪中的树干。表面上看起来，它们平平地立在雪面上，仿佛轻轻一推就能移动它们。不，我们移动不了，因为它们与大地牢牢相连。但是你瞧，就连这个也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
短短几行字就能体现出卡夫卡叙事艺术里的一个重要特征：表象和事实始终在变化，在滑动，在转换和颠覆。卡夫卡试图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看到什么，而是怎么看。正如现实具有不同版本，人性也有许多个侧面，构成一个复杂幽微的整体。而一个作家的“真实”，既源自于他书写中的真实，也离不开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实”，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丰富而立体的卡夫卡形象。
今年7月3日是卡夫卡诞辰135周年，围绕这张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标签”的纪念文字估计会重新热闹一番。而我们纪念一个作家的目的，是为了能最终回归他的作品中去。卡夫卡的全部创作不仅映照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秘密关系，在本质上而言，更是人与自我本性之间的博弈关系。只有当我们真正进入卡夫卡的字句里，进到他的叙述的中心里，才能领略到他那面深潭般神秘而富于变化的文学之镜。
本文刊于2018年7月3日《文汇报 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