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女子的任性
任性，是一个旧词。可它又是一个新词。没多久前，任性还是带点贬义的词，如今却成了带点褒义的词了。
任性女子，如今是特别的多，但任性女子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
唐朝女子任性吗？当然，任性。
我不敢说唐朝女子是中国史上最任性的——历史研究有个通例，叫“言有易，说无难”，说什么东西不存在是极危险的；而我以为还有另一个通例：说最也难。说什么东西是“最××的”，也是极危险的。但我想至少可以说，唐朝是女子最任性的时代之一。不说别的，就凭出了武则天，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呀！
大唐女子的任性，当然是野狐禅的题目，若作学院派式高大上的研究，如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或气贺泽保规《试论隋唐时代皇后的地位——武则天上台历史背景的考察》那样（皆见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在我来说既不能，亦不必。在此我只想取巧地拈出若干人物，由具体见抽象，聊示一斑而已。
那么就先说武则天。
武媚娘做了皇帝，自然不是靠她的任性，但她这个人，确也可说是任性的。有个著名轶事，见于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卷之一：
天授二年（按：武氏称帝后第一个年号）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先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
这是说，武则天称帝后，群臣未尽心服，欲假借游园之机有所异动，而武后将计就计，以诗为诏，真的让园花在冬日竞放，遂令群臣惊服。不过，尤袤只是记录了这个传说，并不相信，斥之为“妖妄，不足信”者。
到了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那里，这个本带着政治阴谋色彩的传奇，就被改编为一个单纯的任性女皇故事了：武后喝醉了酒，“要挽回造化，命他百花开放”，于是写了那四句诗张挂于上林苑，适逢司理群芳的百花仙子正与麻姑下棋未返，群芳害怕违背圣旨，遂逆时开放，成就了大唐女皇的任性神话。此见《镜花缘》第四回，世已熟知，无庸详述。
但想必会有人说，这只是虚构故事而已，算什么呢。好吧，那就看真实历史。只是武则天的事迹太多，这里只拈出两例：
唐高宗想废掉原来的皇后，改立武氏，召四位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李勣（原名徐世勣）、于志宁、褚遂良私议。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
这是很生动的记录。皇后的位子还没坐上，武氏就公然放言“何不扑杀此獠”，这是何等任性，何等剽悍。
至武则天称帝后，为表示除旧布新，更造作新文字，其事见于《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宣和画谱》等，是为“武周新字”。据日本学者研究，“武周新字”应有十七个，这些字在武氏身后已废除，仍在彼岸的日本却一直使用。比如，去武则天九百余年后的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之孙、水户第二任藩主德川光圀，其名的“圀”即承袭了“武周新字”——“圀”其实就是“国”字。按专家的话说：“武则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且也是唯一一位造过汉字的皇帝。”（梁晓虹《日本古写本佛经音义与汉字研究》，《佛教与汉语史研究——以日本资料为中心》）可不谓之任性乎？
说到大唐女子，是不能绕开那个向来很红、最近更红的杨贵妃的。
据周勋初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唐人郑綮《开天传信录》有云：
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軿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按：高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惟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归。
能让唐玄宗“怒甚”的贵妃，必有其任性之处，但这个故事还是说她主动示好。而宋人乐史《杨太真外传》还记录了传闻的另一版本：
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令高力士送还杨铦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送院中宫人衣物及司农米面酒馔百余车。诸姐及铦初则惧祸聚哭，及恩赐浸广，御撰兼至，乃稍宽慰。妃初出，上无聊，中官趋过者，或笞挞之，至有惊怖而亡者。力士因请就召。既夜，遂开安兴坊，从太华宅以人。及晓，玄宗见之内殿，大悦。贵妃拜位谢过，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贵妃诸姐进食作乐。自兹恩遇日深，后宫无得进幸矣。
这却说是堂堂皇帝主动示好了。杨玉环的任性，赢来了唐明皇更深的宠幸。
论文献年代，《杨太真外传》似不及《开天传信录》那么可靠；但若论人情世故，从玄宗对贵妃的宠幸来说，《杨太真外传》的记录也相当合理。我们又何妨相信《杨太真外传》呢？
不论怎么说，杨贵妃也是任性的；而她的任性，还是小女人的任性，比之武则天当然可爱多了。
宫廷之外自也有任性女子，诗妓鱼玄机应算一个。
检陈文华辑注的《唐女诗人集三种》所附资料，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载：
玄机，长安人，女道士也。性聪慧，好读书，尤工韵调，情致繁缛。咸通中及笄，为李亿补阙侍宠。夫人妒，不能容，亿遣隶咸宜观披戴。有怨李诗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与李郢端公同巷，居止接近，诗筒往反。复与温庭筠交游，有相寄篇什。尝登崇真观南楼，睹新进士题名，赋诗曰：“云峰满目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观其志意激切，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作者颇赏怜之。时京师诸宫宇女郎，皆清俊济楚，簪星曳月，惟以吟咏自遣，玄机杰出，多见酬酢云。
由此可见其文学交际。从“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一句，知其自负才情，对于男权社会实有强烈的不平之念。又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载：
唐女道鱼玄机，字蕙兰，甚有才思。咸通中，为李忆补阙执箕帚，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女道士。有怨李公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浦，杨柳东西伴客舟。”自是纵怀，乃娼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
由此又可见其身世浮沉。她由待妾而女道而娼妓，不依于人，只可惜竟以杀人犯了结一生。吟得了诗，杀得了人，出得厅堂，上得刑场，也是大唐的任性吗？
——顺便说一下，大约有两个因缘，使得鱼玄机艳名更炽。一是天壤间仅存的南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曾为“佞宋主人”黄丕烈获得，此系藏书史上的著名掌故；一是八十年代香港邵氏兄弟公司出品的《唐朝豪放女》，女主角正是鱼玄机，由夏文汐扮演，此系香港三级片的冠冕。
武则天，杨贵妃，鱼玄机，都属于大唐俱乐部的超级明星了。但武则天极残忍（古之说部、今之影视多称美之，为之“洗白”，大约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女人吧），鱼玄机也暴戾，我所不喜。我所以写这篇文章，她们只是引子，只是例牌菜式，我真正想表彰的，其实是另两位无名氏美女。
一个是八世纪唐德宗时人，只知她姓王。唐人韦询《刘宾客嘉话录》有这样一条：
王承升有妹，国色，德宗纳之。不恋宫室，德宗曰：“穷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任配军将作亲情。后适元士会，因以流落。真穷相女子也。（按：宋人王谠《唐语林》卷六引之，末改为“以流落终”）
此姝得皇帝宠幸，却不喜欢困在宫廷，遂被皇帝放出宫中，成了一千多年前的戴安娜王妃——要知道，在二十世纪离开一个过气王子不难，在八世纪离开一个在任皇帝却是太难了。其不慕势，不以得宠为幸，在个个拼命往上挤的宫廷里已是异数；而甘弃荣华于不顾，我选择，我乐意，更是大大的任性，真有《白马啸西风》里李文秀那种“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的作风呢。
却说皇帝在恼羞成怒之下，骂她是“穷相女子”，就是命相要过穷日子；而《刘宾客嘉话录》也随声附和，听闻她后来“因以流落”，就幸灾乐祸地说她“真穷相女子也”，仿佛果真命中注定似的。这自是出于官府的视角，甚可恶可鄙。若非皇帝有意报复，限制她婚嫁的对象，以其“国色”，又何至于困顿以终呢？
再说了，我们可以想象，若她仍留在宫廷，就一定能得善终吗？人老珠黄，一朝失宠，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更不必说深宫中的 “金枝欲孽”，更不必说杨贵妃的前车之鉴了。
另一个是九世纪唐僖宗时人，连姓也已遗佚。《资治通览》卷二百五十六据《耆旧传》记录了一个细节：
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馀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这位黄巢的姬妾，人之将死，其言也辩，为所有被迫屈从于命运的女子吐了一口恶气，竟让皇帝无言以对，任性得何其漂亮！而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对她们多表示同情，“人争与之酒”，这又何其令人感动！
关于黄巢姬妾这一记载，古今都有人特别重视。宋人周煇即深赏其人其事，其《清波杂志》卷第十照录《通鉴》，并论曰：
刘更生传《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传》亦然，而独遗此。若非司马温公特书于《通鉴》中，则视死如归、应对不屈之节，卒泯泯而不传。惜不得其姓氏。
此外，过去在高扬“农民起义”的年代，也有唯物史家上纲上线地评价：
“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史料，它告诉人们，黄巢一门群众，皆英勇献身革命，更有这样一位坚贞不屈的女子，面对封建皇帝的训斥，不仅毫无畏惧之色，而且声色俱厉地予以驳斥，竟驳得唐僖宗哑口无言，其答辞虽可能经过文饰，但浩然之气，仍活跃于纸上。特别是她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虽就刑而“神色肃然”，实在感人至深。”（仓修良《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求实精神——司马光史学思想研究之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今日视之，其教条化的口吻自是可笑，但他强调这条材料的可贵，却是很不错的。
这两名女子，只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但她们自立自主，不屈于权势，敢于让两个皇帝大失脸面——按现代观念来说，就是能蔑视统治者，同时也有蔑视男权的意味。古人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近人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斯见之矣。所以，我很愿意将她们的言与行，作为大唐所有任性女子的代表，也作为大唐气度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