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不妨一本正经地脑洞大开

5月3日下午，作家马伯庸携新书《古董局中局3：掠宝清单》（下称《古董3》）来到广州越秀购书中心，以“最贵的伤痕——那些年盗墓贼毁掉的宝藏”为主题，与读者分享新书背后的真实历史事件。“前两部说的是个人或家族与古董的故事，第三部我想提升一个境界，探讨乱世背景下，时代变化与古董之间的关系”。

活动现场，马伯庸仍是一如既往的语言诙谐、故事生动，赢得阵阵掌声。讲座开始前，他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其人其事

马伯庸，本名马力，1980年生。本职是外企员工，业余时间写作。他的许多作品在网上广为流传，并被不少媒体转载，同时亦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

马伯庸发表过大量杂文、小品以及中短篇小说，题材涵盖历史、科幻、奇幻、推理等。《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寂静之城》、《冷酷仙境与世界尽头——葫芦兄弟人物赏析》、《奇幻金庸》……马伯庸的文章亦庄亦谐、轻松有趣，甚至有点恶搞，但背后往往有翔实的资料作支撑。

2005年，马伯庸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出道作是以三国为背景的谍战小说《风起陇西》，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追捧。此后，他频频拿奖，开始受到主流文学界认可。2005年，他凭《寂静之城》获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2010年，《风雨》获人民文学奖散文奖；《破案：孔雀东南飞》获2012年朱自清散文奖。

2013年7月，马伯庸在微博上发表博文《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文中讲述他在河北衡水市冀宝斋博物馆的“神奇之旅”，从“鬼谷下山罐”系列到印有白话的“唐五彩人物叙事葵口盘”，再到形态诡异的十二生肖系列，博文配图和幽默的文字让网友“三观尽毁”，而“网红”马伯庸由此更红了。

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系列作品是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系列小说，每一册围绕一件稀世珍宝展开。第一本是武则天明堂的玉佛头，第二本是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而新作《古董局中局3：掠宝清单》则聚焦东陵。

马伯庸说，东陵盗掘案号称民国第一大盗案，影响之大，非其他案件可比。据慈禧的心腹太监李莲英记载，随慈禧入葬东陵的玉石有700多件，又倒入4升珍珠、2000多块宝石填棺，总价值超过纹银5000万两。据马伯庸介绍，正因为此案的推动，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着手建立一系列法律，乃是现代文物保护法之滥觞。“这其中的意义，我希望能让现在的读者了解一二。”马伯庸说。

“前两部小说谈到了古董的真假，对人的选择、家族命运有什么影响，而写到第三部，如果仍局限在这的话就重复了。”之所以选择“东陵盗墓”，马伯庸希望能把小说提升到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在他看来，东陵盗墓事件发生时是中国时局最混乱的一段时间，各方面势力都在博弈。“已经不只是一个买卖古董的问题，还涉及国宝向外流失、内部被人破坏、盗墓猖獗到甚至国外很多人也闯入进行盗掘等问题。”

《古董3》的主人公许一城在古董界算得上是顶尖人士，但在时代大潮面前，他又只是一个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对于这样的设定，马伯庸并不认为只是返照当下，他认为这个人物超越了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这是保证时代进步和时代精神最可贵的财富。”他说，在那个年代，没人觉得把东西卖给外国人不对，或者说这些东西砸烂就砸烂了，没什么可惜。但许一城在这时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可能没什么效果，但这种精神慢慢会传递和感染其他人，最后变成社会的主流。

马伯庸还透露说，许一城在现实中有原型人物，也就是将田野考古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李济。“当时在国内，根本没人知道什么叫考古，盗墓就是盗墓，挖坟就是挖坟。李济第一次把考古系统引入进来，在清华大学建立了这一系列的专门研究院系。此后，中国逐渐有个体系建立起来，开始知道怎样保护文物，也把大众保护文物的观念慢慢树立起来了。这就是普通人能在大时代下做的事情”。

对谈

我对故事的兴趣远大于对古董

羊城晚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古董感兴趣的？

马伯庸：要说对古董有兴趣，小学时就有了，但那时对古董没意识，就是看些古董的故事，像北京人头骨的故事之类。真正等到2005年我留学回国，有工作了，兜里也有点儿钱了，愿意去潘家园逛一逛，跟玩古董的人聊天，听他们讲故事。也会买一些古董类的书，或者专门从大学网站上下载一些论文，有些考古论文特别好看，会从科学的角度给你讲这个墓的发掘是怎样的。但对古董，我绝对是个外行，也玩不起收藏。那东西又得有钱买，又得有地方搁，还不如放到博物馆里让我看看、过过瘾就算了。应该说，我对故事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古董本身的兴趣。

羊城晚报：但有人把你的小说当成研究古董的入门书。

马伯庸：对，可以把它当成入门书，因为我的一个原则是，里面所有细节都是真的，不是瞎编出来的。里面鉴定古董的细节，古董圈子里这些人的讲话方式，他们设的骗人圈套，包括盗墓的一些规矩，这些都是真的，只有故事是假的。

羊城晚报：你喜欢利用历史材料来讲故事，如何处理历史小说中的真实性？

马伯庸：我把自己这些小说称为“历史可能性”写作，把故事镶嵌进历史的缝隙中，跟各路如雷贯耳的名人都发生那么一点联系，这是我很喜欢的感觉。实际上历史资料给我们的东西不全，它只能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大概的骨架，真正要写成小说的话，里面要填入大量的血肉，这些血肉实际上就是你想象的空间，但不能胡想。

比如说唐朝人喝茶，往里面放椒盐，你如果写了泡茶，那就是不对的。再比如三国时候，没有桌子，只有案几，大家都跪着说话的，但你如果写刘备、曹操两个人跪在桌子前讲话，这就不对了。细节上的东西抠得越精准越好，情节上可以尽量“飞”，这叫作“戴着镣铐跳舞”，是很有意思的挑战。你既要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又要保证故事有趣、可读性要高。

羊城晚报：所以历史对你来说并不是创作的束缚。

马伯庸：应该说是在历史夹缝中腾挪转身，也可以用“脑洞大开”来形容。我觉得写历史小说，脑洞不妨开得大一点，只要你遵循它的规律，不改变当时的生活形态，不改变历史大事，脑洞开得越大，其实越有技术含量。因为你要对几个既定事实做完全合理的解释，编一套前因后果缜密的故事，其实是很难的事儿。“一本正经地脑洞大开”，可以这么说。开脑洞挺舒服的，头脑体操嘛！

我是“网味”小说家

羊城晚报：您说最喜欢的作家是王小波和老舍，特别推崇老舍，你从他们的写作中得到哪些启发？

马伯庸：老舍的语言很生动，他一直提倡我们要写活的语言，也就是当下的这些老百姓讲的语言，我一直在学习这点。有时坐地铁、公共汽车，我会留心听旁边的人讲话，有些特有意思的发现。比如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一北京姑娘拿着手机在骂她男朋友，好像是对方迟到了，具体我没细听，骂完之后，那边停了一下，我估计男朋友在跟她说，行行行，我错了。然后姑娘就火了，说，你认错？我刚才说那些你听进去了吗？你耳朵有带宽吗？她用“带宽”这种网络术语来形容他男朋友没接收到，我就觉得这语言特别生动。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语言，老舍那个时代的群众语言是那样的，现在80后、90后的语言又是另外的风格。只要保持对社会的观察，说白了就是接地气，保持对生活里语言活力的敏感度，光听不写你都觉得挺好玩儿的。

羊城晚报：你喜欢用这些日常语言来丰富自己的小说，但是应该如何恰当地将流行语运用在讲述历史事件上？

马伯庸：这个问题特别好。怎样把现代元素和现代人的认知植入到历史里，同时又让人看着不违和，这是特别有挑战性、但又特别有趣的点。实际上我写的第一部小说《风起陇西》，就是把现代间谍机构里那些思想放到古代，但我会给它编一个古代的名字，让它看起来好像确有其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读上去像是个古代历史小说，但里面很多东西，是现代人的思维。这难度其实很高，又不能让人看出来，又必须让人看出来。

羊城晚报：大家都说老舍是京味小说家，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味儿？

马伯庸：网味吧。历史味的太多了，不好分出来，而且我写的历史小说其实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我喜欢写小人物在大夹缝的故事。所有关于三国的小说，我写的实际上都是小人物，几乎没有堂堂正史，像写曾国藩、李自成这些大人物，我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写那种小说。

尝试“历史可能性写作”

羊城晚报：你25岁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写《风起陇西》？

马伯庸：当时我在新西兰穷极无聊，下午5时以后，所有商店全关门，唯一开的就是妓院和赌场，那我只能在家待着，就上网。当时我从图书馆借了好多间谍小说看，自己又带了一本《三国志》过去，我看完之后，就在想这两个题材搁在一起是不是更好？然后就开始试着写，算是第一部三国题材的间谍小说，除了机缘巧合，主要还是因为穷极无聊。

羊城晚报：不单是语言，你平常也非常注重自己的思维训练，这对你的小说创作很有帮助？

马伯庸：对，习惯成自然了，我在闲着无聊的时候就会“开脑洞”，随便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我会设想突然有了十亿，那第一件事儿干什么，第二件事儿干什么，要不要告诉父母，要不要告诉媳妇儿，存在哪个银行……尽量想得细一点，这很有意思。甚至我有时候还会想，前面几个小朋友过马路，一个大车过来，“啪”我冲过去把他们抱住了，他们得救了，我却被撞死了，第二天微博怎么哀悼我，报纸怎么来报道……各种稀奇古怪的题目多想一想，有时候坐高铁五个小时，或者坐飞机开不了手机，我就闭着眼睛在那开始想，想着想着，高高兴兴就到目的地了，而且这种脑洞大开又不需要有限制，非常好玩。

羊城晚报：很多读者关心奇幻小说《笔冢》系列你还会不会继续写？

马伯庸：《笔冢》现在没写完，加上已经出版的有点儿乱。当时有出版社出过第一册，然后又有出版社出了第一册和第二册，但是在台湾又出了一、二、三、四册，整个搁到一起又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我想等全部写完之后再一起出。但现在得先把《古董4》写完才会继续写《笔冢》。

我越安静越写不了东西

羊城晚报：你应该算是非常勤奋的作家，不单在微博上会发小故事，长篇小说的创作速度也颇快。

马伯庸：可能已经习惯了，大概平均每天保持在写四千字左右。对于我来说，写作不是任务而是乐趣。就像别人无聊时看个电影，我就是写点东西跟大家分享，觉得挺开心的，所以不觉得累。而且我有个习惯，越安静越写不了东西，必须在特别吵的环境下才能写作。所以我去咖啡厅，甚至有时专门去火车站附近的咖啡厅写。我喜欢周围人特别多，但这些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发出的声音，对我没有任何影响，那是处于一种既不孤单但内心又很安静，心里很舒服的状态。在家就不行了，孩子有时过来玩一下，或者爸妈走来走去，都是跟我有关系的亲人，在他们面前我没办法集中精力。

羊城晚报：所以写作对你来说其实是个好玩儿的事。

马伯庸：对，我觉得有趣是很高的标准，像王小波说的那样，能做到有趣就已经很难得了。现在我不能说达到了真正有趣的国民作家的程度，但至少能取悦自己和周围的一批人，小圈子自娱自乐挺开心的。我挺享受这种感觉，在“知乎”上我有个签名：我希望能够做一个既有趣又有钱的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有钱就行。（笑）

羊城晚报：儿子马小烦出生以后，你的生活包括写作发生了变化吗？你给他讲什么故事？

马伯庸：孩子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的生物，他或她会赋予你无穷的灵感，同时却不让你有时间把灵感变成文字。马小烦才两岁，还没到读书的年纪，所以我都是自己动手写童话，睡觉前讲给他听。童话的主角，永远是一个叫马小烦的小男孩，他顽皮好动，好奇心旺盛，偶尔不听话，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运气非常好，无论在多么奇妙的世界里冒险，他最终都会回到自己家里，睡在温暖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