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集体记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兰斯市。他的家庭具有信奉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的血统。哈布瓦赫是在一个富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出生两年后，随全家迁居巴黎。这个年轻人特别有天赋，毫不费力就进入了赫赫有名的亨利四世中学。碰巧，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正在那里执教，当时他正处于其光辉灿烂的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一出于不期而遇的邂逅，在不小的程度上决定了哈布瓦赫后来的发展道路。在柏格森的感召下，哈布瓦赫决定以哲学为业。

中学毕业后，哈布瓦赫轻松地通过了巴黎高师严格的入学考试。在这里年轻的哈布瓦赫成为了饶勒斯传统的改良主义社会党成员，终身不渝。在高师修读哲学毕业后，遵照惯例，哈布瓦赫在许多外省的中学里执教多年。后来，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一个讲师的教职。1907年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关于莱布尼茨研究的著作。后来师从涂尔干，成为相当正统的涂尔干传人。在史特拉斯堡大学期间，与布洛克乃是同事，在思想与知识上的关系与交流颇深，对布洛克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后来哈布瓦赫还成为《年鉴》的编辑委员之一。

1925年，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在摒弃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对记忆的几种心理学解释之后，他指出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

柏格森的哲学观可以用“绵延”（duration）来概括，他强调时间的流动与延续、对内在时间的直觉与主观感知，强调“直接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用直觉与深思来反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因此也有人把他的思想称为“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s）。

哈布瓦赫后期转向了涂尔干，强调“社会建构的时间”，时间定位于社会建构中，“时间真实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内容，是否提供了作为思想素材的事件”。他用涂尔干的“社会形态学”来解释集体生活（和集体记忆），强调社会的人口运动和人文环境，强调用“生活方式”（genre de vie）来分析阶级关系。

哈布瓦赫区分了“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与“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他认为集体记忆需要获得在时空中被界定的群体（group而非society）的支持。他认为一代人是通过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身的，他引用了涂尔干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概念来说明集体记忆的“重演”，即集体记忆通过阅读/倾听/纪念活动/节日场合的分享中被激发。而欢腾时期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空白，是由集体记忆填充与的。哈布瓦赫的观点被施瓦茨称为“现在中心观”（presentist），施瓦茨认为这种观点会使历史的延续性受到质疑，他认为过去总是一个连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constructive process）而不是一个恢复的过程（retrieval process），而这种建构又分为累积式建构与穿插式（episodic）建构。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的开篇提出了集体记忆与记忆的社会框架，个体的思想是置于这些框架之内的，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群体的记忆也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社会框架是一些工具，通过它们集体记忆可以重建过去的意象，这些意象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

哈布瓦赫的分析是从“梦”开始的，因为在梦境中，忙乱最大限度地遁离了社会，意识被削弱了，完全脱离了社会的表征系统，只是构成各种意象组合的原材料。而语言则是记忆的框架之一，通过共同的语言，社会从总体出发来考察，将各种观念联系在一起。

哈布瓦赫提到了柏格森关于记忆的看法，认为记忆分为由习惯构成的记忆（指向行动的记忆）和包含着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的记忆。哈布瓦赫认为，“老人”在一个社会中保存着过去的痕迹，这是一种“重塑机制”，心智在社会的压力之下重建其记忆，因此社会把美化过去作为心智的目标，是社会要求人们在思想中“再现”（修饰、删减、完善）过去的事件。哈布瓦赫还提到了“记忆定位”，即个体接受群体成员的普遍态度和思考方式（“记忆的总体”），集体记忆的框架把个体最私密的记忆都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个体只有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才能去思考这些记忆。

哈布瓦赫分析了在家庭、宗教、社会阶级中的集体记忆模式。哈布瓦赫认为，个人“进入”家庭之后，发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他在群体中的位置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情感，而是由先于我们而存在并独立于我们的规则和习俗所决定的。因此，家庭关系不等于血缘关系，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家庭规则或曰家庭结构，它是后天习得的。哈布瓦赫重视家庭是因为他认为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家庭，甚至宗教也要在家庭的框架内推行，亲属关系是家庭中的观念框架，它是一种支配性的关系纽带，每个人在纽带中的位置以物质或符号的特征体现出来。家庭结构的变化时，成员就需要重新安排整个家庭的记忆，因而“家庭的连续性是虚构的”，哈布瓦赫提到了家庭中的代际裂痕与意象冲突，为了弥合这种裂痕，个体会为了现在而牺牲过去。“过去”与“现在”的概念的对立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对立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家庭的记忆框架由观念构成，且有其自己的逻辑与传统，并以此来保证家庭的内聚力，因此，家庭倾向于以其自有的方式解释其借用自社会的概念。

关于宗教中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的关注点在于宗教的社会影响以及宗教的延续性。宗教可以在社会发生变迁时作为一种社会调适手段，它可以把旧的信仰吸收到新的框架之内，并部分地保存其旧有的形式。这意味着社会将新的要素置于框架之内，并将其推至由记忆、传统、家庭观念构成的总体的前沿。宗教的延续性体现在其不仅能够通过教义和仪式来重现过去，而且它在面向过去的同时又显现出永恒制度的面目，它宣称自己超越于时间之外，哈布瓦赫认为，宗教的教义本质上属于非时间范畴，基督本身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的，宗教教义与仪式的重复性体现了其超时间性和永恒形式。其它群体的记忆相互渗透，倾向一致，而宗教记忆则宣称自己一成不变，并强迫其它记忆服从于自己的框架或将其完全置之不理。但事实上宗教自身也处于周期性的变化之中，即它也处在世俗年代的框架之中，把时间之流/时间标度的集体表征与自身的潮流相整合，并按自身的节奏来组织它们。有时，宗教记忆为了维持自身而转向内部，阻止其它记忆的形成与发展，例如成立宗教管理机构，或者进行牧师与平信徒之间的区隔。前者常常与律法结合在一起，属于宗教的集体记忆与社会整体的集体记忆相整合，但社会的集体记忆只要支持它的社会存在 ，就能不断强化、推陈出新，而宗教在意识到它的信众各有其思想框架之后，就“撤出”了世俗社会，建立了自身的传统，并将教义强加给它的信众，构成一个封闭的群体，完全面向过去。

哈布瓦赫提到了两种宗教取向：教义（dogmatic）取向和神秘主义（mystic）取向，宗教产生于这两种取向的妥协。在神职人员与世俗信众的分裂中，神学权威被建立起来了，教义取向的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神职人员的记忆，圣城、节日的象征意义频繁再现并在基督教徒的意识中发挥作用，构成了神职人员的共同思考。神秘主义则强调感官生活（sensible life），认为可以从感官生活走向“神的生活”（life in god），但是，孤立化的神秘主义很容易与其它的社会记忆（尤其是教会记忆）失去联系，实际上，神秘主义者的生活是对基督生活的效仿，因而补充、完善了教会的记忆。神秘主义的思想需要严格的虔诚、灵修团的支持（spiritual family）、教会先驱的领导，因此神秘主义的思想也是集体性的，虽然它是以集体的方式隔绝。但教会也会吸收神秘主义的流派来保障自身的传统不会被削弱，毕竟神秘主义传统反对的并不是普通信徒中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和理性主义，而是基督教中存在的、更为严格的宗教要求和特定的非理性情感，如果神话主义者在都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说明主流教义已经濒临衰竭了。也就是说，宗教的教义就是宗教的集体记忆，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动时，宗教为了让其教义继续充当世俗社会的共同思想，也会被迫修改教义。教义的演化是一个前后相继、许多集体思想的切片层面的叠加的产物，它与世俗社会的集体记忆遵循同样的法则：不是保存过去，而是重构过去。

哈布瓦赫对“社会阶级”的分析是从“传统价值”开始的，它能确保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本方面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只有等到新的制度像旧的制度一样具有威望，都会把自己强加给成员。在封建时代，封建体制的逻辑表现为一种“关系”，如个人的面貌和“人”的秩序，因此，封建时代是一个“个体性”（particularities）和特权的时代，社会生活的框架由人自身、其行动、对行动的记忆来建构。这一时期主导的社会阶级是贵族阶级，甚至在社会发生变迁时，当代的制度也是在贵族阶级的记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的阶级仍然维持着贵族血统的假象，贵族总是处于家庭的关系之中，而其他的阶层则是处在职能关系之中。这里的“关系”也处于群体和社会价值之间，而“价值”是由一系列的判断组成的，它是“思想联合”（association of thoughts）的产物，经过时间而作为记忆得以确立和呈现，而在社会的每一时期，都有其评价体系。在社会变迁之后，社会被划分为若干个职能群体，而每个职能群体都只是一个有限的社会部分，限定于某一个特定的、缩减了的领域之内，它们的社会关系更加抽象，只有贵族群体才能将一种想到尊重的普遍精神引入法律中。而贵族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分裂，一方面，坚守着古老的传统的贵族阶级慢慢被孤立，最终被市民群体取代，他们的集体记忆也逐渐衰落、被取代，被排斥在主流的集体记忆之外，另一方面，新兴的“贵族”的集体记忆框架已经发生了变化，贵族的头衔中存在着一种“虚构的连续性”，它试图阻止平民进入贵族阶级，或者迫使各种社会职能变成实际上的贵族统治。但是新贵族的崛起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平民涌入贵族阶级使得社会必须调整其记忆框架，赋予这些“新贵族”合法化的地位。它选择歪曲过去或者将记忆限定在较为晚近的范围内，通过近期的记忆来重构古老的记忆，将献给贵族的颂词献给平民群体。

这里哈布瓦赫谈论的“贵族”不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肌体（collective body）的器官或部件，而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集体记忆赋予了他们更高的声望，通过家庭的关系得以延续。事实上，集体记忆也在专业以外的社会中保存并得以发展，因为家庭和世俗世务对各种专业特定情境的渗透，比专业的心智和习惯对世俗圈子和家庭圈子的渗透程度更加深入。当社会框架的变化使得市民阶级的内部失去了一种等级制的力量，没有一种确定的社会框架之后，“财富”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框架，在传统的“贵族”授予仪式中存在着对财富的贬抑和对习俗的尊重，因为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继承。而资产阶级与清教徒的道德则不然，他们提倡一种“富人的美德”（此处详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推崇一种“家长制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的社会理想。他们致力于提高穷人的道德水准，但道德水准本身就是由工业者和商人确立起来的。主导性的社会阶级可以通过某种社会纪律，将其品性强化并灌输给其成员，此时社会流行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人类行为的商业规范，“社会尊重劳动”的本质是“社会尊重拥有财富的人”。此时的社会记忆是一种虚构的说法：富人的特权是对勤奋、工作、个人俭省的补偿。

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的“商人”（merchants）群体也发生了分裂，呈现为“工业家”和“生意人”（businessmen）的对立，即传统与现代的“生财”手段之间的冲突。尽管适用于整个阶级的道德观点呈现出狭隘、伪善、阶级利己主义的色彩，但随着新老资产阶级的冲突加剧，此时社会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辨识的集体记忆了。劳动分工具有技术效用的色彩，它使得人的需求出现差异，从而使人对立起来，此时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方式，社会价值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也被迫调整其集体记忆以适应现代的情势。

这一部分的最后，哈布瓦赫讨论了内省与观察的方法，观察是一种客观性的要求，而内省的方法是面向心智内部的。哈布瓦赫在这里强调“符号”，他认为符号揭示出我们的感受其实是他人在我们之前已经体验过的感受。集体记忆使一种“集体知觉”（collective perception）成为可能，回忆再现了集体知觉，使之成为集体记忆。个体心理、神经变化、表达运动（movements of articulation）塑造了一种个体意象，经过习俗系统，使得社会思想和生活得以可能。

《论集体记忆》的第二部分是“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哈布瓦赫在这一部分对不同版本的福音书中关于地点的记录的矛盾之处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福音书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其作者是一个扩大了的基督教共同体中的部分成员，圣地纪念的不是被目击的事实而是在这些地点附近发生的信仰。这种“空间的教义化”有着坚定教义信仰并给教义注入活力的作用，同时能使教义具体化并阐明教义。圣城的意象就是普世性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意象，集体记忆具有物质客体、物质现实和象征符号与精神涵义的双重性质，符号性反思的后果将这些地方剥离出其所处的物质环境，而把它们与群体的信仰联系起来。福音书的书写是“虚构的历史而非历史的虚构”，基督教的事实已经被虚构（invented），基督教的集体记忆结合了一部分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古老的传统民为新的共同体记忆的天然支撑物，新的共同体建立并保存这些传统，俨然自己是传统的守卫者，它将新的权威嫁接到旧的权威（犹太教信仰传统）之上，将基督教信仰灌输给犹太人。宗教中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是教义和信仰的构成部分，其含义普遍具有教化的特点，对圣地意象的重构也会与不同的时代相对应。（两个案例：诺斯替教派与十字军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