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才房”的质疑

一、白居易的故事

“长安居，大不易”的故事发生在唐朝，唐朝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之一，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唐朝有多牛？英国剑桥的教授告诉我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

1、GDP占全球1/3左右，国际贸易占全球1/2；

2、世界主要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犹太教……在中国并行发展，互不侵犯，和谐共处；

3、大唐官员全球招募，日本人、波斯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做官。

也就是说，唐朝真正是“人才”海纳百川，傲视群伦了。那么，怎样认定谁是人才呢？唐朝的答案确是“不认定”！无论是谁，只要能在长安活下来，就是人才！

即使如白乐天这样的顶级大才子，从河南新郑移居洛阳，已诗才“元白齐名”，到长安之后也没有“人才房”待候。从“长安居，大不易”到“香山才，居何难”，故有“居易”之名。可见这真人才，如大丈夫，不患无妻，又怎能患居？

其时唐朝真大国气象，就是折腾“人才”。就说白居易吧，自以为“人才”，老上书言事，被贬江州、杭州、忠州，再贬洛阳，一生坎坷终成大才，那是历史认的，不是当朝认的。

二、袁庚的故事

朋友吴文媛告诉我一段袁庚论及“人才房”的故事，她说：我和袁庚交集不多，也就一两次，但是他人格的尊贵震撼了我。有一次我问他：袁董，如果为了吸引人才，我们盖人才公寓不好么？租或者免费给人才不是更好吗？

袁庚很有深意地看着我说：我越完备地提供生活资源，一个人就越会对我产生人身依附。只有一个独立的自由人，才可能有创造力啊！

吴文媛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中，一是血缘，一是工作，这两种关系中都有极大的依附内涵。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而不是投奔某个好的机构和单位。”

文媛说的都太高了！关键什么是好的机构？什么是好的单位？“人才”怎么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有“人才房”啊。于是乎，机构和单位不在争取“人才房”上下功夫，到哪儿去吸引“人才”？而什么是“人才”已经是其次的了！

我不知道深圳的几个大人才当时有没有“人才房”？比如任正非、马化腾、王石、徐少春……据我所知，连微福利房都没有！

我不知道现住在“人才房”中的还有多少“人才”？有多少“人才”还购买了商品房？有多少“安居房”是在出租的状态？有多少“人才”在迁居之后，把“人才房”再交给“人才”住？

如果这些问题不算是问题，应该补贴“认定的人才”的话，给钱补贴不是最简单明了的吗？否则“江山代有人才出”，后来的“人才”怎么办呢？

三、单位自建人才房

电视上看到刘强东和董明珠非常豪爽地向员工宣布说：“每人一套房，而且成本价卖给员工”的时候，我真是无地自容啊！同样交税，同样是企业，我们员工同样在拼搏，同样在受高房价的压迫，甚至同样是上市公司，怎么我们就没有地建房呢？

“京东”和“格力”的员工就是“人才”，我们的员工就不是“人才”？这是谁这么规定的？怎么规定的呢？

是按交税额度多少来分？还是按员工人数来分？是按行业来分？还是按科技含量来分？只要有标准就好，就怕内部掌握。

这件事，不能说多，全是泪！怕是这么优势的企业，既有产业支撑，又有行业补贴，还加上“人才房”，然后这些享受了“成本价”的员工，再去市场上抢商品房怎么办？有谁管吗？谁能管得了吗？

四、香港的居屋富户

香港的居屋，不是“人才房”，是卖给“夹心”阶层（按收入来分）的，这几十年下来，出现了大量的“居屋富户”：

ⅰ、已经富足了，就不住了，但也不退，空置在那里；

ⅱ、将居屋租给别人；

ⅲ、自己还住，也在外面买商品房。

对此，香港房屋署要花大力气清理才行，执法成本非常高。我们虽然规定分配“人才房”户不得再购买商品房，但凡中国人都知道这件事太好办了——离婚！我觉得引诱人“离婚”的制度，都不是好制度。

五、“人才房”应该怎么办？

租赁，只有租赁才是解决“人才房”的关键要素！觉得你是“人才”，分配你“租赁人才房”，补贴一些也没所谓，解决落脚问题。“租赁房”真是为了住的，不是为了占的、炒的。

“共有产权”也有管理问题，租赁房没这个问题。关键是租赁住房是真正的国家的城市资产，虽然也会被寻租，但不会被侵占，侵吞。

六、有那么多租赁房源吗？

当然有，就在存量！为什么市面上租赁房源不够？那是因为空置房屋没有什么代价。

“房产税”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原因是“房产税”肩负了太多使命：又要平抑房价，又要社会公平，还要考虑各种产权类型的平衡。

这就永远处于“让房产税太沉重”的讨论中，其实，只要学香港的“差响税”就够了：

不论什么一套、二套，也不管什么大小产权，更不论什么公寓、住宅、写字楼、商业、厂房等等，只要是房屋，请一年交一个月的房租（差响估值）！如果房价上涨的太厉害，就交二个月的房租。

能解决空置问题，房产税功莫大焉！又公平，又简单，关键是建立了“房子是为了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