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多灿烂,农村就有多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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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都市上班族而言,今天是春节长假后第一个工作日,情绪低落在所难免。而这样的“节后综合症”,对于数以千万计的另一群孩子来说,却实在不值得一提。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昨天是一年一度与父母离别撕心裂肺的日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这是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付出最大代价的一群人,也是富裕起来的人们需要关爱的一群人。又爱又累,他们依然微笑。又爱又痛,我们只能流泪?
城市有多灿烂,农村就有多伤感
文 | 群学君
01
春节小长假后第一个工作日,重返岗位的许多都市上班族,大概还沉浸在过年的胡吃海塞和晨昏颠倒中,“节后综合症”总让人提不起精神,情绪低落。可是,在朋友圈里流传的两张照片,却让人体会到另一种伤感,一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无法体验的揪心之痛。
这是网友拍摄的一组照片。小男孩儿被年迈的奶奶带着,一起送爸爸妈妈离乡打工。当大巴车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小男孩儿突然意识到,朝夕相处的爸妈就要离开,他撕心裂肺的扒住车门,想留下爸妈,奶奶狠狠心,抱起他跟爸妈挥手作别,却依旧难忍一步一回头的痛楚。
这是网友拍摄的另一张照片,车窗外,一双儿女拼命拦住即将远行的爸妈,车窗里,爸妈几次硬下心来发动车子,却又几次不忍地熄火;车里车外,四个人哭成泪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春节长假结束,在中国中西部农村许多地区,这样撕心裂肺的一幕,总是在揪心上演。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很难了解这样注定要发生的别离,对于这些农村同龄小伙伴意味着什么,也很难体会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幼小心灵乃至一生生命历程产生的影响。
这群数以千万计的孩子,是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的特殊的一群人,是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付出最大代价的一群人,也是追求普遍富裕的阳光往往没有照射到的,因而最需要关心和爱护的一群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留守儿童。
02
她叫秦紫阳,7岁,住在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寿山寺乡西朱庄村人,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幼小的她从小便跟着姥爷和姥姥在乡下生活,每年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和父母见上一面。
对她来说漫长的假期总是煎熬,因为其余的小朋友假期可以和父母在一起,尽享父母亲情,可是她却难以和父母相见。有一年春节,为了和爸爸妈妈通话,她曾经把一通电话打到欠费停机。过年了,其他伙伴都会在父母的陪伴下去点爆竹、放烟花,而她最习惯做的,就是和姥姥一起在第二天清理燃放烟花爆竹留下的垃圾。
湖南省安化县大福镇梅溪村,5岁的肖思雨和6岁的肖浩洋在等待父母回家。兄妹俩的父母在深圳一家做话筒的厂里打工,只有过年时才会回来一趟,呆上六七天就又得外出打工。每隔一两个月,兄妹俩的爸爸妈妈会打来电话。听到电话响起,兄妹俩总会踮着脚把电话抢来抢去,争着跟爸爸妈妈汇报自己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爸爸说不要欺负妹妹。”肖浩洋说,这是爸爸每次都会叮嘱他的。年幼的妹妹,每逢过年,就惦记着礼物,而稍微大一些的肖浩洋,更加想念的,却是爸爸妈妈。
今年16岁的张昌惠,就读于广西省融安县泗顶镇中学,今年初三,身高1.45米左右,体重30多公斤,看起来比同龄人都瘦小,还像个小学生的模样。寒假不用上学,张昌惠也没有睡懒觉的机会。天刚蒙蒙亮,她就早早起来煮全家人的早饭。等全家人吃完早饭,洗碗、拾柴,再回屋看书是张昌惠每天固定的生活模式。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为了能利用寒假赚点零用钱,张昌惠一有空就进大山挖冬笋。冬笋并不是那么容易挖到,特别是冬天,大山里的山风吹得人直打战,对于一个瘦弱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还有,浙江塘溪镇的晓丹,今年12岁。从晓丹幼儿园大班开始,爸爸就跟随工地班子常年在外打工,妈妈带着她和弟弟常年租住在镇上。每次想爸爸了,晓丹就会从妈妈的手机里找出爸爸的照片看一眼——只是这个四口之家,到现在还没有一张全家福。
江西赣县沙洲小学的庆梅,妈妈生下哥哥和她之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兄妹俩已经忘记了妈妈的长相了。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逢年过节才会回家,就在妈妈走后的第二年,他也没有回过家了,至今,庆梅兄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到爸爸了。
03
这几个孩子,只是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的缩影。
中国留守儿童的具体数量究竟有多少,因不同的统计口径和估算方式,结果相差很大。2013年,全国妇联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而201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统计认为,全国不满16周岁、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
2017年8月,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布了《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根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4000万的总数进行估算,并将父母一方单独外出和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农村学生计算在内,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共有超过2300万留守儿童。
调查同时显示,农村未成年人口中,父母均外出,处于完全留守状态的孩子占26.1%,若再加上父母中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的比例达到了58.1%。
尽管数字有所出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在我国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而成长过程中父母关怀的缺位,给留守儿童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是,在调查中,11.4%的被调查儿童反映自己最近经历了父亲或母亲离世,而201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仅为0.709%,且有7.9%的学生选择这一事件对自己“几乎没有影响”。由此推断,这些孩子并不一定全都经历了父母离世,勾选这一选项很可能只是为了借此发泄自己对父母的不满。
心理学研究认为,生活在没能提供足够关爱的原生家庭中,留守儿童除了会怨恨自己的父母,性格孤僻,悲观自卑,还有可能会在无意识中模仿父母的做法,将所受的伤害加诸于自己的孩子身上。
最近几年,每逢新年,举国上下喜乐祥和阖家团圆之际,我们总会听到边远农村地区发生令人揪心的案件,或是孩童自戕,或是少年伤人,具体原因不一而足,但无可否认,留守儿童的经历,总会或多或少在这些孩子此后的生命历程中,留下灰暗的印迹。
04
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旋律的改革发展道路,在为大多数国民谋得福祉,获得红利的同时,也让另一群人承受了转型的阵痛。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留守人口现象,集中体现了农民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受的社会代价。
今日之乡村,那些以互惠为文化根基的乡村共同体、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农民、以退却方案为保障的乡村生产安排,在“发展主义”的洗礼中,越来越失去存在和合法性的空间。“在农村没有出路”是农村年轻人对问题的最准确表述,是生活和社会高度商品化之后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除了外出务工挣钱,以协助全球商品运转外,农村青壮年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为了农村家庭的照料和生产需要,有人需要外出流动,有人则需要留守,这些留守儿童(以及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是承受代价最大,却又最缺乏表达与言说空间的“弱势群体”。
今天,我们评估一国之发展水平,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是,为弱者付出,始终应当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发达国家需要不计成本付出的。
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留守人口的关心程度,恰恰是衡量我们这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
杨元松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特别鸣谢
江苏省慈善总会郑钢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