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的“甘地”，敢于一生说真话的硬骨头

中国的脊梁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

1895年后，中国的读书人切肤地感受到了亡国的危险。

他们不断探索如何救国，从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从未停止。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有一位老者来到北平的积水潭附近，投水自尽，他是清末学者梁济。

陈独秀、徐志摩、李大钊等新派学子纷纷发文表达了惋惜和敬佩。

他留下遗言：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所以他不惜以一死来警醒世人。

陈独秀说，梁先生自杀的宗旨是为了救济社会的堕落。

临死之前，这位老者遇见自己的儿子，他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

他的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老者说：“能好就好啊”，蹒跚而去。

儿子目送父亲的背影远去，不曾想这就是父亲与他的最后一次交谈。

他的儿子梁漱溟，用了一生来解答这个问题。

01

1898年，六岁的梁漱溟被父亲送进了当时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

父亲梁济虽在清朝供职，但他的家教异常独特，崇尚自由，完全不必拘泥于一些陈腐的行为规范，但却异常关心国家大事。

少年梁漱溟常常和父亲在家中讨论争辩，以至于父亲都躺下休息了，梁漱溟还会跑去床边接着争论。

梁漱溟小学一年级时，中国闹起了义和团接着八国联军入侵，动荡的社会生活和时断时续的学业让梁漱溟从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上中学时梁漱溟是班上最小的，但对于宇宙人生诸多问题常常思考得难以入眠，很憔悴，头发都有些白的了，同学们叫他“小老哥”。

他在中学时写的文章老师评语：不出惊句死不休。

1911年，武昌首义，梁漱溟满腔热情参与革命，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

可是辛亥革命后，社会并没有变好。

有一天，梁漱溟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寒风中艰难地拉着人力车，而车上坐着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老人不小心跌倒了，白胡子上滴着鲜血，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只是催促老人快点快点。

梁漱溟一下子流泪了，为什么会有贫富差距，为什么会有如此多不公之事，从此他再也没有坐过人力车。

又一天，他看见一个因为饥饿而偷了食物的人被警察如狼似虎地逮捕，使他深感残忍。

在浦口旅馆居住的梁漱溟，更是看见嫖娼，赌博、毒骂等社会丑恶之事，满眼皆是社会的丑恶与痛苦，这让他一度厌恶生活，苦闷、彷徨、痛恨，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20岁那年，梁漱溟两度自杀，幸而同室的朋友回来得早，才避免了惨剧。

在这一时期梁漱溟接触到了佛教，对佛学的信仰使他暂时解脱了精神的痛苦，是他的自我救赎之法。

就连母亲去世的遗言也未能使他改变出家的心意。

23岁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他在文中深入探讨了人生的根本和出路。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并引起蔡元培的注意。

后来蔡元培穿过北平的大街小巷，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参加北大入学考试失败的梁漱溟。

梁漱溟问：“你谁呀？”

蔡元培：“我是北大校长，你愿意到北大来吗？”

梁漱溟：“抱歉，校长先生，我这次没考上，恐怕去不了。”

蔡元培：“你不来北大读书，可以来北大教书啊。”

就这样，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走进北大讲坛，讲印度哲学。

 02

到北大教书后的梁漱溟结识了当时北大的一批教授，包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

那时梁漱溟常去同在哲学系任教的杨怀中家中拜访，总有一个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互点头。

在北大教书的过程中，梁漱溟渐渐接触到儒家文化。

在思索中国与人生的两大问题上，渐渐国家问题占了主导地位，放弃个人要出家的决心，并在北大校刊上声明，自此以后，讲儒学，不讲佛学。

他找到人生新课题，他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要为世人活着，要为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出路寻找答案。

就在梁漱溟提出成立孔学研究会后半个月，父亲梁济跳湖了。

父亲的去世，使得梁漱溟更加关注中国的命运和文化的发展。

1919年，新文化运动爆发，提倡全盘西化。

但是梁漱溟并不这么认为，他没有一味跟着社会潮流走，而是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中西文化。

1921年，梁漱溟发表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文中他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谈及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不赞成以一种文化反对另一种文化，而应吸收中西文化各自长处，重新构筑中国新文化。

他在书中说，世界有三大文化文明体系：

人对物的西方文化

人对人的中国文化

人对自身的印度文化

梁漱溟指正的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

此书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引起轰动，梁漱溟坚持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股逆流，很多人说他是封建余孽，但他毫不在意。

梁漱溟给学问下一个定义，就是学会问问题，而他一生问的问题总结起来是两个。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中国向何处去？

从出世（佛学）到入世（儒家），都是为回答这个问题。

而梁漱溟最让人的钦佩的是做到了知行合一，他不仅在学术上讨论学习，更是从自身实践去真真正正地做到。

他走到了广大的农村，一个村一个县，实实在在地搞教育、搞发展、搞乡村建设。

 03

1924年起，梁漱溟离开教了7年书的北大。

面对军阀混战的中国，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现状让梁漱溟倍感痛心，他以一己之力，通过非暴力、启发民众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问题。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辗转多地办乡学，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救民与水火之中。

期间，因战乱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广东到河南，最后到达山东，一直做乡村建设运动。

他说，中国那么大，仅凭一个人，一种办法，不可能解决问题。但他还是要去做，有一份光便发一分热，并以此唤醒大家，众志成城。

1930年，梁漱溟办河南村治学院，同年10月蒋介石占领河南，宣布关闭学院。

但他不放弃，1931年，来到山东邹平，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

他说：“我就是从乡村入手，就是从中国社会的基层入手，改变中国。”

后来梁漱溟的儿子回忆，父亲几乎经常不回家，和学生吃住一起，身体力行，实践改造中国的理想。

1935年，夫人在物资缺乏的农村因难产去世，他无暇照顾孩子，只得把孩子送走，自此父子三人过上了聚少离多，四处漂泊的流浪生活。

乡村建设艰难异常，但是对于梁漱溟来说，既然认定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在他的坚毅执着之下，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办起了91所乡农学校。

时人评价：这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他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远大周详的眼光、通达明澈的智慧与悲天悯人的怀抱。

在乡村实践中，梁漱溟看见了一个现实的中国社会，他由此写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阐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和特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梁漱溟不得不结束了他付出了巨大心血的乡村建设。

 04

有生之年，梁漱溟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救中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些。

1917年时，梁漱溟曾在湖南亲眼看见军阀混战对中国影响甚大，老百姓生活太苦，所以他一直支持国共合作。

1940年，梁漱溟辞去了参议院的职位，与黄炎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试图以第三者的立场调节两党冲突，推动团结抗敌，合作救国。

不站在任何党派立场上，不为自己寻靠山，甭管、共产党，哪个正确就支持哪个，错误就提出批评。

这就是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梁漱溟!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发生，叶挺被俘，七千多名将士遇难。

刚刚创办的民盟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决定到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梁漱溟不顾烽火连天的战争，只身飞往香港，创办了《光明报》。

在香港办报也不易，有人为政党做说客，也有杜月笙请他“吃茶”，皆无功而返。

人们说：“梁漱溟的性格，从来都是认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不管会发生多大危险，绝不回头。”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被迫离开香港。

九死一生的梁漱溟逃离香港后，给儿子写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不料这封家书被朋友看见，并发表，引起一众非议，有人说，他也太狂了，也有人说他是不是疯了。

面临众多非议，梁漱溟什么都不解释，只是说了一句：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这只是梁漱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气节，他主动承担起为民族为国家负责的历史重担。

在没有个人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个妻子必须要顺从丈夫，儿子必须要顺从父亲的时代。可是梁漱溟偏不，他一定要激发出民众的自我意识，喊出了个人精神的时代最强音。

有人说他偏执，有人说他狂妄，也有人敬佩他铁骨铮铮，还有人在他严肃的外表下，看到了理想的至纯。

他说：我的生命就基于责任一念。

我们当今众口如一的社会，就应该多一些像梁漱溟那样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责任，真真正正地在实践中走出让中国、让人民越来越好的道路。

 05

国共合作失败后，梁漱溟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见。

他仍然想促成国共继续和谈，但次日清晨一下火车，就看见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他惊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暗杀与恐怖扑面而来，民盟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被暗杀，人心惶惶。

梁漱溟公开讲：“你们用特务统治，肯定会灭亡，你们用两颗子弹打死了李公朴、闻一多，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

为了维护心中至纯的理想，为了公平正义，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美国将领马歇尔说：“梁漱溟是中国的甘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支持共产党的社会知名人士去了北京，共商建国大业；支持的去了台湾；还有一些人去了香港和美国。

唯独梁漱溟哪里也没去，他留在了重庆北碚，那里有他创办的勉仁学院，他要守住他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

1951年，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问：“你是不是参加？”

梁漱溟回答：“是不是把我摆在外头，可能更合适。”

也不好勉强。

1953年9月，邀请100位民主人士，征求意见。

梁漱溟在会中发言：“要提高农民的地位，农民与工人的地位相差太大了。”

在工人地位很高，全国都在歌颂工人的时候，他又一次唱了反调，因为他看见了农民还是生活在困苦中。

这一天，毛泽东不在场，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

梁漱溟当即叫板：“，你这是在讲我，这是我讲出来的，我没有破坏工农联盟的想法，希望你收回你的话。”

但毛泽东的话更重了：“梁漱溟是一贯反动。”

接着，梁漱溟被与会者轰下台。

刚正不阿真君子。

自此遭受全国性大批判一年多。但是事后梁漱溟只是说，我搞错地方了，不应在那样的场面让毛泽东下不了台，却丝毫不为自己说过的话认错。

06

1966年，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发生了。

红卫兵来敲门，将梁漱溟赶到一个小屋子里，逼他写交代，交代自己的罪行，发现他竟写的格外认真，也就没有再理他。

其实，梁漱溟这时突然想到自己一直想写一本佛学书籍，一直没有时间。这下子正好有时间了。

在此期间，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两部著作。

1971年，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众所众知的尊孔派梁漱溟竟当众表态：不批孔只批林。

这一举动使得“批林批孔”变成了“批梁”。

文革的九死一生还是没有教会他“好好说话”，依旧一身傲气，堂堂正正。

自1974年3月起，对他的批判会大大小小有100多场，他全部沉默应对，中场休息时，打打太极拳，完全不把这些批判看在眼里。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批判半年后，再让梁漱溟表态，他只说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铁骨铮铮梁漱溟，不愧为国之脊梁。

1957年以后众多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包括老舍、顾准、吴宓、钱钟书等，甚至胡适的儿子在报纸上发文批判胡适。

但是梁漱溟偏偏不，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且一定要说良心话。

一次一次在几近相同的挫折中反复，但梁漱溟绝不改变，仍直抒己见，坦率直言。

1975年梁漱溟完成他人生最后一本著作《人心与人生》后，给朋友写信：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晚年梁漱溟回忆，今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陪自己的孩子，可是他这样自由放养的方式却将独立思考的精神传给了两个儿子。

梁家家风一向推崇自由民主，孩子高中毕业是否读大学，自己定，读什么专业，也是自己定。

这样自由放养的方式，反而使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分别供职于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梁漱溟最后的岁月中，他被人们称为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

但他对这些称谓敬而远之，他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一生所做只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

1988年，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思想家，溘然离世。

人们送给他的挽联是：

百年沧桑，救国为民；千秋功业，谁人评说。

横批：中国的脊梁。

世人评论他：通体透明，表里如一，言行相顾。

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百年之前，梁漱溟的父亲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百年之后，这个世界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诸多方面都在变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我们都希望世界会越来越好，也更需要像梁漱溟那样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敢为天下先的勇者。

他是真正的勇士，是与鲁迅并立的国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