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混得最好的高考状元

文/赵希夷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们继续谈考试，祝各位学子考好！明朝科举的最高荣誉是三元及第，能得到这项殊荣的整个明朝也不过寥寥数人，其中有一人却登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并且堪称一代名臣。本文讲述此人的故事，顺便聊一聊科举制度。

三元及第——考生的最高荣誉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自唐代形成以来，在宋朝达到空前繁荣，宋朝的名臣既能熟知政事，又有极高的品德修养，诗词书法流传后世。

元朝灭宋后，对科举不太重视，长期以吏入仕，元朝对文化也不及对宗教热忱，科举取士不及宋朝。

明太祖振兴科举，洪武二年“令天下府、州、县各建儒学”，洪武三年，即1370年，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正式确立了科举新制，随后便在京师行省各举乡试，录取了大部分人，而且还诏令“高丽、安南、占城，诏许其国士子与本国乡试，贡赴京师。”即允许藩属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也录取了一些藩属国的举人到京师参加会试。

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特别完备，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庙堂人物，虽然言行中或有迂腐和愚痴，但骨子里的傲气和才气依然洋溢，更多的是巧妙灵活的精彩，其中不乏锐意进取创新图强的担当精神，出来不少名臣。

元明清三朝进士题名碑林

藏今北京孔庙与国子监

明代的科举制度不仅体现在高层的重视，体系的完备，在程序上还有特别的讲究。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程序，三次考试的第一名分别称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了第一名，称“三元及第”，又称“连中三元”。三元及第是科举制度下古代读书人渴望得到的最高荣誉，中国古代所有读书人获得过这一称号者也寥寥无几。

乡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一个台阶，乡试的一个前提是必须参加由提学主持的院试，院试合格，就成为了正式的官学学生，也就是所说的“生员”，俗称“秀才” 。进入了士的行列，享受了一些国家给予的优厚待遇。取得秀才的资格 “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一个必要前提”。

乡试“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属于省一级的考试，乡试的地点“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乡试每逢三年的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举行，在传统的民俗中，这四年属于桃花年，在术数中，桃花同样代表文学创作的灵感，由于乡试是第一个级别，正常的考生年纪都比较小，这一个阶段能写出言辞优美的文章已经不错，考察的着重点也不是对国计民生的处理能力，在初九日为第一场。因为在秋天举行，所以又被称为“秋闱” 。

乡试考试的主考人为二人，同考四人，由翰林担任，考官一般被称为“内帘官”，具有较高的地位及声望。乡试一共考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进行，乡试的时候，对考生有严格的规定：他们只能待在贡院的一个个号房里，门被锁上，吃住都在里面，考完试之后才被放出，而且进去之前还要经过严格的搜身，以防止作弊。

乡试考中的人成为“举人”，这就取得了参加下一阶段考试即“会试”的资格了。便可参加第二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了。

会试是明朝科举考试的第二个台阶，会试在京举行，会试属于一级的考试，在京城的礼部举行，会试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直接决定了日后的命运，因为如果通过了会试，就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了，会试在辰、戌、丑、末年举行，在每年的二月举行，所以又称为“春闱” 。

同样在民俗中，这四年被成为天罗地网年，在这些年份，人们大多比较保守，这一阶段考察的考生，估计已经不是行文言辞了，而要具备一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会试地主考以及副主考都由翰林出身的人担任，会试录取的比较严格，大概是平均300人左右，录取的人都称为贡士，可以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了。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台阶，也称廷试，在皇宫的奉天殿前，由天子亲自担任主考，当天就考完，考试的内容为策论一篇，考察实际的能力，没有淘汰的人，录取的人称为甲榜，名次分为三甲。给予相应的官职。

八股文与南北榜

明朝科举考试的科目沿用了唐朝和宋朝的旧制“而稍变其试士之法” 。以四书五经为主，在考试形式上最主要的是八股文，由明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访宋经意，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 。

八股文即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这就要求应试者不仅有才学，还要有应试的技巧。甚至舍本逐末，在应试技巧的压力下，寻章摘句。

明太祖重视科举值得肯定，但创制的考试之方法却值得探讨，这主要是由于洪武帝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很牵强，再经过元朝入主中原，有宋以来的文明遭到了断层，没有完整的前例可遵循，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一开始就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挑战。

早在南宋的时候，王十朋就说儒学的中心“古称邹鲁，今称闽越”，朱熹、叶适、陈亮等人皆是大贤，反观与南宋对峙的金国，虽然也有崇儒的说法，但金国大儒麻九畴的知名度远不及朱熹等人。南方士人的水平高于北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明代，更加显著。

洪武三十年二月，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洪武帝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

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当下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洪武帝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但在放榜以后，出现了非常极端的现象，此次考试上榜的51人没有一个是来自北方，而全部都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认为考试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况，请求严查。

科举放榜的黄榜

洪武帝得知后大怒，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新科状元一甲进士等十二人与考官共同复阅试卷，增录北方籍优秀人才入仕。

经复阅后上呈御览的北方人试卷文理不佳。第一轮调查结果出炉，上榜的51名考生完全是靠真才实学，而北方即便最优秀学子的试卷，答题内容都空洞无理，甚至出现了一些禁忌词，因此断定不存在错判试卷的情况。

结论出来后，落榜的北方学子还是不死心，他们又找出其他的理由，认为调查人员并没有把北方优秀学子的试卷找出来，而是找了质量较差的试卷欺瞒朱元璋，朝中许多北方籍官员也纷纷支持这种说法，洪武帝听后更加愤怒，要求重新选拔官员复核试卷，而这次负责调查的官员都是北方人。

六月，洪武帝亲自策问，取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名﹑王恕为第二名﹑焦胜为第三名，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在南北榜事件中，洪武帝对于科考官刘三吾等人处理非常严厉，那一次的新科状元甚至被车裂。洪武帝对于吴越是张士诚旧地非常不满，而且大明初立，需要已经习惯了元朝统治的北方士人的拥护，为了笼络北方士人，出于政治正确，对秉公办事，按照文章优劣为唯一评判标准的刘三吾等人的处理政策，是赤裸裸的用政治权力干涉破坏自己创制的科举制度，洪武帝身上的阴狠、暴劣的性格暴露无疑。如果说重视科举值得肯定，创立的科举制度有探讨空间尚有情可原，但滥杀无辜就是耻辱了。

洪武帝的施政方针，导致明朝初年，对南方江浙地区的打压。但饶是如此，在科举中能够夺魁的依旧是南方人。

鉴于此，明朝宣德年间，把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个区域，具体的划分为：南卷包括以下地区，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即今天的湖南湖北两个省）、广东，北卷包括以下地区，顺天（即当时的北直隶，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地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即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三个地区）。中卷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当时称为南直隶地区的庐州和凤阳、徐州、和州等三个府区。按比例进行录取，对落后的北方地区相对照顾。

这毫无疑问增加了南卷考生中举的难度，可明朝仅有的“连中三元”的几人都是南方人，永乐年间，“连中三元”的李骐以及他的同母异父弟、亦为状元的马铎皆是福建人，另一位名声大噪的“连中三元”者就是商辂了。

连中三元的商阁老

商辂出生于浙江淳安，自幼颖悟好学，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乡人称奇，视为神童。明宣宗宣德十年，商辂刚二十出头，便在乡试中一举夺魁，独领浙江省第一，明英宗正统十年，又在会试、殿试中高摘魁首，引起朝野上下一片震惊。

商辂日后累至少保，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傅，谥文毅。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等著作传世。既是一位济世的宰辅良臣，又是辞翰文章、满腹经纶的才子。

商辂刚刚步入朝堂，就赶上了“土木堡之变”，侍讲徐珵（即后来的徐有贞）主张避敌逃跳，拱手将京城送让。此言当即遭到商辂、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商辂凛然斥责，抗论于朝：“迁都则宗庙社移将谁与守？况圣驾一移，大势去矣，宜急出榜晓谕”。主张坚守京城，安定人心。

经过一番激烈争议，代宗（景帝）也倾向主战，固守京师的决策乃确定下来。在北京保卫战中，虽然于谦居功至伟，但也不能忽视商辂的运筹帷幄。

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商辂上疏发勒宣府、辽东，令总兵杨洪、曹义各选劲骑，刻期以援，与京军配合，内外夹击。在外协助于谦操练军马，整饬器械，为战守之具。此外，商辂还使人张榜敌营，悬购也先首级，以扰敌制胜。上述措施及时、详备，有力地配合于谦指挥的战斗，为捍卫京师起了重要作用。

景泰二年，商辂亲自在边地细致查访，理直气壮疏呈景帝，一针见血指出边防积弊，是“朝庭失于姑息，安于回循”的结果，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并且提出了事态的严重性，“若朝庭失于姑息，安于回循，听令各军巧立游击等项名色，将前项官军占留在京，不行发遣，则边境城池愈见空虚，如有贼情，将何备御？”他希望朝廷“逐一查究，不许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吝阻当，违者治重罪”。请求朝庭派出得力官员，将边地“势要之家占种田地尽数分派于附近军民为业”。

洪武以来，允许明朝皇室、贵戚拥有自己的田庄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称为皇庄。这和此前的王朝是极其不同的，朱元璋设计的制度，部分直接承袭元朝，部分甚至比元朝更劣质，这种皇庄的存在，势必在日后侵占民田。

“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反诬民占”、“今所谓皇庄者，大率皆国初牧心及民田耳。岁计之人，以内官掌之，以为乘舆供奉。然国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仓禀府库，莫非其财，而又有皇庄以为己有，此固众人所不识也”。

在明宪宗时期，这中情况尤其严重，宪宗本人的性格较为柔弱，其母周太后却很强势，因为强占民田，激起民变，周太后欲作镇压之举，唯有商辂，凛然正色道:“自古至今，未有冻馁的太后。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官侵占民地，未有百姓敢侵占官地者。”在商辂的耿直下，宪宗也被迫做了让步，他还更进一步，请求“清理三营草场，使军民便于放牧，减退势家庄田，使百姓便于耕种。”

针对宪宗朝，西厂横行，商辂冒死上疏弹劾:“陛下委听断于（汪）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辈。皆自言承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把矛头直指宪宗，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商辂铁骨铮铮，具数汪直罪责：“内外文武重臣，托之为股肱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资之以建政之事也，举皆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但宪宗很难称得上是英主，在几番扯皮推诿后，西厂得以复设，商辂也被宪宗疏远。达不能兼济天下，以利社稷，商辂不愿同流合污，成化十三年七月，毅然辞官归田。

混得最好的高考状元——商辂

八股文也能考出英才

在夺门之变时，石亨等人曾经想拉拢商辂，污蔑于谦，被商辂拒绝，石亨等人干脆将商辂作为于谦的同党，贬出朝廷。

明英宗复位后，其实是知道商辂的功劳的，商辂在北京保卫战的表现姑且不论，自己被送还北京的时候，也是商辂第一时间赶到了居庸关迎接，在立储事件中，商辂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明英宗自己虽然未能再启用商辂，但明宪宗即位后的成化二年冬就被起用。

商辂临行入京，借眼前怒放的寒梅，赋诗抒怀，“玉骨冰肌不染尘，雪霜深处倍精神，莫言岁晚无生意，南北枝头总是春。”即表明要保持自己的傲骨，又对自己复出，治理朝政的前景充满信心。

不同于空手谈心性的形而上的一般士人，商辂似乎更加注重事功，他曾说：“货财军国仰给，不可一日无者也。”认为财政经济是立国之本，社会安定的最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他对土地政策尤为关注，他喊出了“减退势要庄田，使百姓便于耕作，以资生理”的口号，他径直向皇帝指出，不能听任豪强“恣意睃削”，以致下人困苦。

可事实上皇帝也参与了兼并土地，置设皇庄。土地关系不合理是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商辂呼吁皇帝“天子以天下为家，要用皇庄为？”这一政治主张是商辂民本思想的体现。

商辂的时代，正是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他本人连中三元，凭借的也是程朱理学。但商辂似乎对程朱理学并不狂热，他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传统儒学的印记。

“修身为治国之本”是商辂一贯强调的。他曾说过:“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急于修身。”这是儒家《礼让·大学》思想的翻版。商辂所谓的“修身”虽然本质上未能脱出前人窠臼，但也有它的合理性的一面。

此外，他还将昌衰治乱归结于人事的进步观。商辂认为“始勤终怠者，众人之常情；慎终于始者，圣人之要道。”所以，治功著就要求帝王有常德。统治者的勤怠与王朝的兴衰治乱直接相关。这种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一侧面。

商辂把“唐虞三代”之治奉为至论。尽管他曾对汉、唐、宋的社会治理表示过赞赏，如他认为“宋之韩（琦）、范（仲淹）、富（粥）、欧（阳修）有以辅盛治于前，周（敦颐）、程（灏、颐）、张（载、栻）、朱（熹）足以断绝学于后，中国致文明之盛”。但尤不能比迹于唐虞三代。他眼里的唐虞三代之世，是“百姓昭明，万邦协和，而黎民有于变之风，百工惟时，庶绩咸照，而万邦有咸宁之效”。如此一比附，“汉唐宋之君风斯下矣”。

他们心仪向往“圣治”，以为理想之途，与现实多有抵悟，如孔子推崇“文王之道，周公之礼”。认为周礼之不行天下，乃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沿习为常，固守“传统”。推照后世，唐之祟汉，宋之尊唐，大率如此。商辂敬仰“唐虞三代”之风，无非追之弥远而己。

按照钱穆先生所言，明清二代才是真正的专制高压，在这种局势下，商辂的政治生涯中仍然不乏直谏的壮举，英宗复辟，他因此遭诬罢官，归田十年，宪宗时又冒死上谏“罢汪直、斩韦瑛、革西厂”等等，对时政多有改良，被誉为“一代贤相”。但在反复进谏宪宗，没有效果的时候，商辂也没有表现出“死谏”，反而有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觉。

在风行“存天理，天人欲”的理学盛期，“民欲”思想尤显可贵。商辂还强调民心的重要性，他以国家兴衰，君王受拥戴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心向背。失去民心，君王成了独夫，“虽一夫之寡，一妇之愚，亦能胜我矣。”商辂思想中，最熠熠生辉的就是关于“法治”思想了，商辂面对当时“有法不该充军而充军者，有罪不致死而死者”的滥刑现象，提出了“罚当罪，则人心服，一有不当，则人心不服。”他希望皇帝谨慎刑罚，“使人无偏私枉滥之议，则公道彰，法治正矣”。

科举制度下，人们印象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不切实际的文人，也被人诟病说压制了科技人才的出现，思想上也没有特别的大家。但科举制一开始选拔人才的着眼点就不是效率，而是公平，每个国家立国以后，从战乱中恢复到正常，对天才的呼声会越来越少，而是甄别出具备能力平均而又实用的特质的人。

从商辂包括日后的张居正等人来看，科举制并不是培养不出令人称道的特别出色的人才。明代科举虽然在答题的标准档案方面有意禁锢思想，但也不能尽数扼杀天下之英才。

科举制度乃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最好的制度，马克思韦伯现代官僚制的理论基础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出合适的文官，满清废科举而猝亡，就是忽视了科举为不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士提供了参政机会，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促进了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为官僚队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成为中华帝国长期保持繁荣的制度保障之一。

社会若想稳定，必须维持一种寒门进入精英阶层缓慢而又持续不间断的局面，科举就是实现这种局面的最佳手段。

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温和的如胡适等人主张“重估一切传统文化的价值”，激进的通过非议科举，来攻击与科举有天然联系的儒家，实际上是忽略了科举的很多正面意义，这不能不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