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新格局正在形成，那将是东方稳西方乱
美国没有能力通过大幅加快美国经济增速的竞争形式与中国竞争，而只能通过减缓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尽管前一种方式不会受到美国民众的反对或阻止。
世界政治新格局：东方稳西方乱
特朗普决定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是对中国的一种攻击。这同时也是对美国民众的一种攻击，因为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将会拉高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加上中国已宣布对美产品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将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而这会对美国民众生活水平形成下行压力。
自特朗普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税以来，包括洗衣机在内的洗衣设备平均价格上涨17%的事实证明，加征关税会给美国民众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将比洗衣机这种单一产品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更大更深远。
除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外，美国前不久还宣布对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征收钢铝进口关税。与此前美国制裁伊朗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其他问题不同，美国此举彻底惹恼这帮盟友。于是，近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G7峰会上，美国与G7其他六个成员国发生激烈交锋，而几乎同一时间召开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却取得圆满成功，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作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代表参加此次会议。G7峰会不欢而散，上合峰会一团和气，正是“东方稳西方乱”世界政治新趋势的一种体现。
乍看起来，特朗普对华产品加征关税似乎不合理。在最近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中国理性且慷慨地提出增加美国农产品、能源、机械与其他产品的进口。中国的这一建议可能将为美国创造数万乃至数十万就业岗位，给美国农民带来更多收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建议也将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不过，中国也表示，如果美国仍对华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所提的这些建议将统统失效。换言之，特朗普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等于是放弃创造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国就业岗位，以及给美国农民带来更多收入的可能性，同时推高美国消费物价，进而导致美国就业减少。
但正如下文所示，一旦了解特朗普没有能力加快美国中长期增速，以及美国当前经济增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的事实，就会明白美国为何要对中国与美国民众及其盟友采取非理性的攻击。美国没有能力通过大幅加快美国经济增速的竞争形式与中国竞争，而只能通过减缓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尽管前一种方式不会受到美国民众的反对或阻止。
因此，一旦对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实际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就会明白特朗普采取看似非理性行动的动机。G7，包括美国，陷入新平庸的事实，也有助于了解为何“东方稳西方乱”这一现象呈上升趋势的原因。
上合峰会其乐融融，G7峰会剑拔弩张
甚至在特朗普宣布对华产品加征25%关税之前，几乎同一时间召开的聚集了全世界最重要领导人的上合峰会和G7峰会，就充分反映了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趋势。很难想象，这两大盛会的结果会大相径庭。
·上合峰会见证上合组织进一步扩充实力，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会。此次峰会的特点是上合成员国之间一团和气，都强调要加强合作，特别是该组织内三大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更是讨论推进各领域合作。
·相比之下，G7其他六个成员国与美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冲突。
正如下文所示，明白“东方稳西方乱”的格局并非纯粹源于短期因素，而是源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对于了解世界地缘政治形势至关重要。
西方媒体评G7峰会：G7乱成一锅粥
鉴于中国媒体对上合峰会进行了广泛报道，在此不多做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上合组织这次扩员意味着，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欧亚大陆绝大多数的土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1%，加上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则涵盖45%。因此，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区域组织。下文将分析上合组织的经济发展潜力。
中国媒体同样对G7峰会的苦涩氛围进行了广泛报道。但为避免有人认为中国媒体有夸大其辞之嫌，下面将引用西方最有权威的新闻机构的一些报道，以供大家参考。
甚至在G7峰会召开之前，路透社就以不言自明的标题“特朗普计划提前离开G7峰会，贸易紧张局势将加剧”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G7领导人就贸易关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他计划在星期六提前离开G7峰会，加剧了紧张局势……‘星期五领导人之间进行了一番意义非凡的交流，特朗普在会议期间抱怨了加拿大和欧盟与贸易相关的问题’，一位法国总统府官员告诉记者。”“‘于是大家开始相互指责……’这位官员称。”
继特朗普离开峰会后，《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上结束了两天的全球经济外交，拒绝与美国盟友签署联合声明，威胁要加剧他对邻国的贸易战。”
《金融时报》则分析称：“唐纳德·特朗普拒绝与G7盟友签署承诺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的联合声明，炮轰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虚假声明’，加剧了贸易紧张局势。”
那么问题来了，上合峰会与G7峰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氛围和画风，说明了什么？
第一部分 西方政治动荡的经济根源
大停滞
部分中国媒体在报道西方经济体经济形势时总是持乐观态度，导致他们没有能力预见或解释G7峰会上发生冲突的原因，或者地缘政治形势的其他特征。原因是，事实上西方经济体经济形势远谈不上乐观，而是正陷入“大停滞”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所称的“新平庸”，即西方经济体长期增速现令人吃惊地慢于1929年后同期增速。
为便于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图1为大家呈现1929-1940年与2007-2018年G7的GDP增长率比较。有必要指出的是，1929-1940年与2007-2017年数据均为实际数据，2018年数据是引用IMF最新预测数据。G7形势显而易见：
1929-1940年G7总体GDP增长20.2%。应特别指出的是，1929年后G7经济衰退比2007年后更严重，但复苏相对迅猛快速。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称为“大衰退”更合适。之所以使用“大萧条”这个词，是因为它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形势。
相比之下，2007-2018年G7的GDP仅增长13.8%，显著低于1929年后增速。
图1
现在对1929-1940年与2007-2018年G7主要经济体GDP增长率进行比较：
日本1929-1940年的GDP增长64%，2007-2018年则仅增长13%，前者近乎是后者的5倍。
1929-1940年德国GDP增长44%，而2007-2018年仅增长15%，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
英国在1929-1940年GDP增长32%，2007-2018年仅增长13%，前者几乎是后者的2.5倍。
意大利在1929-1940年GDP增长24%，而2007-2018年增长-4%，可见前者远高于后者。
美国在1929年后，复苏远慢于G7其他成员国，花了七年时间才恢复到1929年的经济水平。1929-1940年美国GDP仍增长19.8%，而2007-2018年仅增长18.3%。同样是11年，预计到今年底美国GDP增速也还是会慢于1929-1940年增速。
美国和G7其他主要成员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复苏，是1929-1940年G7整体GDP增速显著快于2007-2018年的主要原因。而加拿大和法国，这两个较不重要的G7成员国，其1929-1940年GDP增速慢于2007-2018年增速，但加拿大和法国在G7的重要性，远不及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意大利。
经济增长低迷会引发政治动荡
一旦了解代表西方主要经济体的G7集团当前增速远慢于1929年后增速的事实，就会对当前地缘政治形势的关键特征，特别是西方的失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下面再对2007年后与1929年后的地缘政治形势，作一个梳理。
1929年后发生的经济闪崩随即引发政治危机：
1931年日本开始军事侵略中国；
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导致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崩溃；
1932年罗斯福参选美国总统，提出罗斯福新政；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但1929年危机后经济强劲好转也意味着，这些政权，包括新上台的政权，并未在内政方面遭受严重程度的政治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在国内并未受到普遍反对，希特勒在德国大受欢迎，英国保守党人气如日中天，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彼时新上任，风头正旺。
因此，虽然经历经济崩溃到复苏引发的世界地缘政治剧变，G7主要国家的内政相当稳定。法国则是其中的例外，它是1929-1940年GDP增速显著慢于2007-2018年的唯一的G7国家。1936年，大受欢迎的人民阵线组织的大规模罢工令法国全国陷入混乱。这从负面角度证明，经济增长低迷会引发政治动荡。
2007年后与1929年后G7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表现，有助于了解上合组织当前面临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
1929年后G7所发生的经济闪崩随即引发政治危机，2007年后则陷入长期缓慢增长，即陷入大停滞/新平庸，意味着政治动荡会慢慢积累，并最终集中爆发。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导致中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动荡；
2012年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运动兴起，最先是勒庞在法国选举中异军突起；
2015年英国激进左派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工党新任党魁；2016年6年英国脱欧公投；
2016年特朗普违背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意愿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继其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
2017年5月马克龙击败法国传统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当选法国总统；
2017年默克尔遭遇最严峻的挑战，一度面临组阁困难，把德国带入二战以后从未有过的宪政危机之中；
2018年6月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组建联合。
上合周边地区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加剧
西方发达经济体长期缓慢增长引发的政治动荡反过来波及到发展中国家，导致上合周边地区地缘政治动荡加剧。
上合组织的西面，军事冲突范围从西非与北非，延伸至叙利亚和伊拉克。只不过西非与北非是小打小闹（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肆意猖獗，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与军频频交火，沦为失败国家的利比亚乱成一锅粥等等），叙利亚和伊拉克则陷入全面战争。至于黑海西部和北部，2014年乌克兰爆发政变及武装冲突，高加索部分地区恐怖主义问题依然存在。
上合组织的南面，阿富汗战争仍在继续。
上合组织的东面，美国继续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同时对朝鲜进行军事威胁。
至于全球层面，美国对俄罗斯和伊朗实施制裁，对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美国重要盟友产品征收关税，现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发展中国家经济动荡，以及地缘政治形势恶化，是美国数十年处心积虑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恶果，尽管美国早已知道其政策的后遗症会引起失败国家和恐怖组织的出现。比如，伊拉克遭受美国入侵之前，恐怖分子在伊势力微不足道。但美国入侵后，以ISIS为代表的恐怖分子趁机坐大控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前只有部分地区是受ISIS继续控制，而美国势力在那些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推翻了卡扎菲，致使利比亚沦为失败国家，进而导致该国大部分地区落入向非洲大部分地区出口武器的恐怖组织的控制。
正如上文所述，除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外，G7集团增长放缓导致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当然，目前G7成员国之间的对抗远谈不上全面冲突，最终会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一样爆发战争。
第二部分 上合组织凝聚力增强的经济根源
上合经济发展潜力大于G7
表1
正如表1所示，上合与G7的经济对比一目了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表1数据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源自IMF对2017-2023经济增长的预测。
可以看出，G7集团三大经济体主导于G7集团：
2017-2023年德国人均GDP将增长10.3%，年均增长1.7%，是G7集团人均GDP增速最高的国家；
预计同期美国人均GDP将增长7.4%，，年均增长1.2%；
预计同期日本人均GDP将增长6.4%，年均增长1.0%。
相比之下：
预计同期中国人均GDP将增长39.4%，年均将增长5.7%；
预计同期印度人均GDP将增长46.0%，年均将增长6.5%；
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外，预计同期其余上合成员国人均GDP增速，将快于任何G7成员国。此外，预计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人均GDP增速，将快于除德国外的其余G7成员国。
上合地区GDP总量增长也将远快于G7集团。按照当前汇率计算，预计2017-2023上合地区GDP总量将增长12.2万亿美元，G7集团则将为11.1万亿美元。
但与G7集团相比，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会显著低估上合地区企业实际的市场扩张规模。原因在于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与分销和零售领域的薪酬较低，这意味着相较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也可盈利。基于此，与达经济体相比，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会低估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总量扩张规模。
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按照这种方法评估一国商品与服务价值时，会将价格水平差异考虑进去。因此，就评估商品和服务价值而言，购买力平价是比当前汇率更好的衡量标准。
正如表1所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7-2023年上合地区GDP总量将增长23万亿美元，G7集团则将为9.4万亿美元。
如果要体现上合的完整性，将上合观察员国（阿富汗、白罗斯、伊朗、蒙古）和对话伙伴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和斯里兰卡）也包括进去，那么上合地区与G7集团GDP总量的差距会变得更大：按照当前汇率计算，2017-2023年上合GDP总量将增长12.3万亿美元，G7集团则将为11.0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上合GDP总量将增长24.1万亿美元，G7集团则将为9.4万亿美元。
鉴于几乎所有上合经济体GDP增速都快于G7集团，而且上合潜在的经济发展规模也大于G7，因此所有上合经济体都迫切希望加强和维护地缘政治稳定性，以享受经济增长成果。
美国想在南海挑事，但总功亏一篑的原因
要进一步分析东方稳的原因，就有必要分析中国周边第二个重要的地区——南海地区经济形势。这个地区特别重要，是因为美国一直蓄意在这一地区搞事——怂恿南海争议国把这一地区性问题闹到海牙国际法庭，美国军舰常常在这一地区挑衅等等。尽管美国屡屡挑动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争端，以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但总是功亏一篑。
表2
要了解美国总是功亏一篑的原因，看表2所呈现的南海周边国家（地区）经济形势就明白了。根据IMF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南海周边国家（地区）经济增速将高于G7各成员国，特别是2017-2023年：
马来西亚人均GDP将增长23.8%，年均将增长3.6%；
印尼人均GDP将增长28.1%，年均将增长4.2%；
菲律宾人均GDP将增长32.3%，年均将增长4.8%；
越南人均GDP将增长38%，年均将增长5.5%。
这一地区的快速增长意味着，该地区整体经济增长潜力并不逊于G7。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南海诸国经济增长潜力与G7基本上相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大于G7集团。按照当前汇率计算，2017-2023年诸国GDP总量将增长10.9万亿美元，G7则将为11.1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南海诸国GDP总量将增长17.7万亿美元，G7则将为9.4万亿美元。
2017-2023年上合与南海诸国和G7之间的GDP总量增长比较
要综合分析上合与南海诸国经济形势，就有必要根据IMF预测对2017-2023年这些地区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见表3）：
表3
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上合与南海诸国GDP总量增长将显著高于G7，前者为13.5万亿美元，后者为11.1万亿美元。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上合与南海诸国GDP总量增长规模，更是压倒性超过G7，前者为26.8万亿美元，后者为9.4万亿美元。总的来说，按照最能体现商品和服务实际的市场发展规模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上合与南海诸国GDP总量增速将是G7集团的近3倍。
一带一路倡议
最后，分析一下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形势带来的影响。有一个难题是，与上合或南海地区不同，一带一路的覆盖范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此外，一带一路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印度由于与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存在边界争端，拒绝从官方层面上支持一带一路。但印度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一带一路，并受益于一带一路地区发展。因此，要计算一带一路地区经济增长率，就有必要先列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名单。
对于严肃的问题而言，夸大其辞没有意义，所以此处仅就狭义上的一带一路地区经济前景进行分析。本文所指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上合和南海诸国，加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诸国除外），以及伊拉克。虽然其他中东和西欧国家高度支持一带一路，但此处未将他们包括在内。
因此，表3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中国周边地区与G7经济前景进行了比较。
狭义上的中国周边地区是指上合成员国与南海诸国；
广义上的中国周边地区是指上合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加上南海诸国，以及上文所定义的一带一路国家。
可以看出，从狭义的比较角度来看，预计2017-2023中国周边地区经济潜力大于G7集团。如从广义上的比较角度来看，那么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优势更为明显：
根据IMF预测，按照当前汇率计算，2017-2023年中国周边地区GDP总量将增长14.2万亿美元，G7集团则将为11.1万亿美元；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周边地区GDP总量增长将较G7集团占据压倒性优势——前者为29.2万亿美元，后者为9.4万亿美元。
地缘政治影响
上文所分析的经济趋势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显而易见：
G7陷入新平庸/大停滞，其经济增速甚至慢于1929年后增速，必然会导致G7内政不稳，G7各成员国之间爆发重大冲突（就如魁北克G7峰会上所发生的一样），以及面临重大恐怖主义威胁，或者甚至深受G7经济形势的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有可能爆发全面内战，而这种动荡势必波及上合周边地区。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要对华产品加征看似不合理的关税——美国无法加快其中长期经济增速，因此其只能集中精力减缓中国增速，以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
与G7相比，上合地区和南海地区经济增长潜力较高。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国家有强烈的动机拒绝美国主张的引发局势动荡的举动，而是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
G7与上合主导的地区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势，形成“东方稳西方乱”的局面。未能准确分析这一形势，特别是G7陷入新平庸所带来的影响，导致部分中国媒体未能预见到上合峰会和G7峰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东方稳西方乱”局面的产生并非纯粹的短期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特朗普对华产品加征关税也是源于此。
结论
但这种经济形势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面临地缘政治挑战。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中国应找出问题的本质，特别是当前应如何应对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G7增长放缓为深受G7经济趋势影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恐怖主义，甚至全面战争，以及沦为失败国家，埋下长期隐患。这意味着，上合组织负有的反恐和安全职能仍然极其重要，并在这些领域可能面临挑战。
虽然G7无法克服新平庸，但美国仍然保持全球性军事优势这一形势，可能令其动辄诉诸武力和挑衅他国。基于此，中国深化军事改革，以及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保持安全合作，将至关重要。
美国无法通过经济手段达成其目标，意味着其必然将采用除战争外的一切措施对付中国，比如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蓄意挑衅制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等。
尽管上合组织各国与南海地区各国在维持经济和平发展与合作方面，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但敌视中国的势力仍会不顾本国利益，追随美国新保守派势力对中国发难，比如美国势力在印度和越南特别活跃等等。因此，这需要中国外交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
特朗普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看似不合理的举动，以及“东方稳西方乱”局面的产生，不过是西方陷入新平庸/大停滞的一个产物而已。
【本文首发于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