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及其影响

7月6日，美国对中国的第一笔34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落地了，贸易战正式开打。2018年中美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贸易冲突，世界老大与世界老二这一次经济上的“硬碰硬”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动，美股暴跌，A股暴跌，接连不断，而且两国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都无比强硬，互不相让。因此，无论是政治观察者，还是市场投资者都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及其后续影响。

2017年10月，中国召开了“十九大”，3万多字的报告透露了中国新时代的雄心。同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白宫在新闻稿中称之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全面转型的世纪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新时代的发展指南。两个都想在新时代有所作为的大国势必会为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激烈竞争。当前的贸易战或许是这一场激烈竞争的开端，未来会如何发展，引人注目。

中美为何在和平共处了几十年之后，会爆发如此激烈的贸易冲突，真的是因为那一点点贸易逆差吗？中美两国的征税清单里又透露了什么信息，对两国经济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贸易战对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君华妹儿将为大家详细解答。

1.1 贸易战爆发的背景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到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凭借着规模、成本、制度等要素禀赋优势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国所建立的外向型经济模型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对外贸易量开始迅速扩张，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数据来源：Wind

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消耗和市场占有的基础之上，在全球资源和市场相对有限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扩张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压力。2017年中国以近9%的名义增速创造出了1.01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这几乎是日本GDP总额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二分之一，俄罗斯的四分之三和整个印尼。

数据来源：wind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在面对中国的挑战时，也倍感压力。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体量占全球比重迅速提升，而美国则开始稳中趋降。

数据来源：Wind

而更让美国不安的是，中国这个与自己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模式迥异的国家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正尝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由美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原油期货都是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尝试。

中国梦激发了中国人民族复兴的壮志，试图恢复历史的荣光，而美国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世界的领导地位，势必将与中国产生冲突。当前，美国重塑生产型制造业大国的呼声越来越来大，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得不面对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挑战。而如今中美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贸易战于是就成为了导火索。这是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大背景，对于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十分关键。

1.2 中美贸易逆差

自3月8日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征收25%和10%的高关税以来，中美贸易逆差似乎就成为了中美贸易冲突的焦点。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美国人喋喋不休的贸易逆差到底是什么。

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依靠全球产业链分工，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对美出口，造成了美国一定规模的贸易逆差。以中国的统计口径计算，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为2779.69亿美元，而以美国统计口径计算，中美贸易逆差高达3752.28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从1985年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出现6亿美元逆差算起，直到2017年，美国累计对华贸易逆差总额为47380亿美元。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资本项目顺差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成为了维持人民币坚挺的最大砝码。但是中美不同统计口径导致的近1000亿的贸易额出入确实让人感到蹊跷，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数据来源：Wind

原来，主要问题都出在香港这个转口贸易地上。中国统计出口时，货物确定去往美国，该货物才统计入口径。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当货物进入香港，后一部分可能去美国，一部分可能去欧洲，因此这一部分进入香港的货物就没有统计进入中国出口美国的货物当中，而归为香港自己的出口。而美国的统计口径是以产品生产地为准，即不管产品是哪个港口出来的，只要生产地是中国，都统计进入中国的出口，这就包括了当初进入香港的那些货物。这就导致了两国在统计中美贸易逆差时的巨大出入。此外，中国对出口商品的计价是以商品离岸价计算，而美国则是以到岸价计算，中间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离岸价 = 到岸价 – 海运费 – 海运保险费）。最奇葩的是，转口贸易中，产地是中国的产品，在不同商家间几经周转，价格不知道已加了多少倍后再运到美国，美国却以产地为准，将其计入中国的出口。其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挺冤的。

此外，还有一点是被严重忽略掉的，中美贸易逆差里面只反映了货物贸的逆差，而没有反映服务贸易的情况。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使得全国企业60%以上都是服务型企业，而中国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国。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22%，而这些数据还没有统计隐藏在服务贸易背后的货物贸易，例如中国人在美国旅游和留学期间对美国货物的消费。如果按照货物与服务全口径来统计中美贸易，中美全口径贸易逆差，即经常项目逆差，其实并不算太大。

2016年中美经常账户分解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美国经济分析局

1.3 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本原因

其实，即使看2017年美国3752.28亿的对华贸易逆差，相较于美国19.39万亿美元的GDP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拿破仑曾嘲笑以对外贸易为发展主导的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美国脱胎于英国，难道是小店主气质爆发，拿着占GDP不到2%的对华贸易逆差同中国吵架？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还不至于这点儿肚量都没有。那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按照现有的资料和两方的言论，其原因应该是两方面，其一是美国因中国对外贸易扩张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二是中国对外贸易竞争模式引起了美国的不适。

先看第一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使得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许多产品的生产都落地中国，并且产能极大，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巨大供给，也给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压力。这使得部分美国制造业外迁，曾经支撑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截至201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至11.60%，低于中国30%和德国20%的水平，已经产生了明显差距。中国最近几年制造业迅速崛起，结构也不断升级，其规模几乎是美国、德国、日本三国之和，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制造业是一国综合国力的全面体现。如今奠定美国国本的制造业开始露出凋零之势，这自然会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

此外，随着制造业的凋零，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中产阶级规模明显萎缩，两级分化加剧。在结构变化的同时，各阶层的收入也都在下降，而这批失落的中产阶级正是支持特朗普的“反建制派”的重要力量之一。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美国的这些问题，有其自身产业发展的原因。但是政界和民间舆论更多地认为是中国在自由贸易下的不公平竞争所致。那么这就牵扯到了上文所说的第二点，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竞争的方式问题。

在说明这个问题前，先普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国家与资本结合，但国家在资源分配上起主导作用的一种经济制度。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一国通过干预，依托高关税及其他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获取财富的一种经济制度。显然，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重商主义，都非常强调国家的作用，也即的作用。当今世界上倡导市场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国家，在其各自相应发展阶段，都采取过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例如，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深刻地批评了重商主义并倡导自由贸易，但是英国真正彻底放弃重商主义并全面推行自由贸易已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了。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人也明白重商主义对于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德国，罗斯福的新政和纳粹的经济政策都不同程度上依托国家资本主义来帮助经济迅速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

数据来源：Wind

在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对本国企业的扶持，一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将具备极强的竞争优势。显然，美国将中国通过产业政策扶植中国国企参与国际竞争这一模式理解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并对此极为不满，因为这使得美国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与中国企业竞争时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即美国所说的“不公平竞争”。其实从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301调查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整个报告几乎没怎么提贸易逆差的事情，而是对中国科技发展、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等相关政策做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并对中国引进和利用高新技术案例进行了总结，调查分析的重点是在中国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政策和行为等方面。最终，报告提出了4点重要结论：

（1）中国利用合资公司要求、外国投资限制和行政审查及授权过程，强迫或施压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

（2）中国利用歧视性技术许可要求从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

（3）中国指挥和促进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投资和并购。

（4）中国开展和支持对美国计算机网络的攻击以获得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其中第三点是报告十分强调的，即中国企业在支持下对美国先进技术的收购行为。301调查的这四点结论几乎都涉及中国的产业政策，而这些产业政策又几乎都服务于中国宏大的制造业规划，即《中国制造2025》。因此，让人感觉美国似乎是想抑制中国高端制造的崛起。但正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到《中国制造2025》时说的，“中国要在这些产业和其他国家竞争，那没问题，但是透过投入3千亿美元补贴，市场准入设限，以及强制性技术转移等手段，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那就另当别论了。”因此，可以看出，美国在乎的其实是中国竞争模式的问题，而非表面的贸易逆差。从301调查报告重点指向来看，美国未来将对中国通过贸易或商业行为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这一路径进行更严密的封堵。

美国此轮大动作的目标不仅是想简单修正中美贸易逆差，而是要求中国必须改变有关贸易的政策、体制和行为，形成所谓的“公平竞争”，从根本上扭转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被动态势。这是美国发动这次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贸易战已开打，现阶段双方的角力方式主要是以制定征税清单为主。那么分析双方制定的清单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它将对两国宏观经济和涉及产业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2.1 美国制裁清单结构分析

6月15日，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的货物征收25%的关税并公布了制裁清单，后经小幅调整，但整体变化不大，其中340亿将在7月6日落地，剩余160亿在新的公示期后开始征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的分类，美国制裁清单中有578种产品是高技术产品，占制裁清单总产品数的43.36%，分布在8个产业中，占制裁总额的56.15%，清单的具体内容如下：

美国制裁清单名录

数据来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后期部分项目有所调整

从清单内容来看，除了高技术产品外，其余主要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基本归为机械或设备大类，也是重要的制造业产品。

2.2 中国反制清单结构分析

在美国出台制裁清单后，中国也出台了规模对等的反制清单。中国的反制清单共计包含17种产品。除了医药制品外，其余均不是高技术产业，其中反制的前三大产品就占了中国反制总额的83.83%，其中包含大量农产品品类，清单的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反制清单名录

数据来源：国家商务部，后期清单内部分项目有所调整

从中国的反制清单来看，其目的并不在于反制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而是直指美国的农产品和汽车制造产品，其原因预计有三：1. 这些产品的对华出口量都比较大。2. 产品的产地都来自特朗普的票仓。3. 产品都具有可替代性。不过，中国反制的效果尚需观察。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中国希望借打击特朗普票仓，然后启动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制机制来对特朗普进行制约，那么这次预计效果可能不会有太好。根据美国民调机构RCP的总统支持率调查，从3月末以来，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稳步回升。实际上，特朗普对华的强硬态度是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较为广泛的支持的。而即将到来的中期大选是美国国会大选，是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这与美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都几乎构不成任何影响。今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在美国参众两院几乎都是无异议通过的。这证明当前在美国国内，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对于中国的态度都是空前统一的。

2.3 从产业链角度对中美清单的分析

如果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能从双方的清单中读出更多的信息。

首先普及一个概念，叫做产业上游度。它是测度各产业离最终消费需求远近的一个经济学指标。如果产业上游度高，说明该产业离最终消费需求远，在产业链的上游；如果产业上游度低，说明该产业离最终消费需求近，在产业链的下游。一般规定，如果一个产业的产业上游度为1（产业上游度指标的最低值），则说明该产业是被视为直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根据《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的测算，产业上游度最高的是开采辅助服务和其他采矿产品，其产业上游度为6.23，这表明该产业是处于产业链的最上游。

依据国内标准，美国制定的制裁清单中，各产业加权平均产业上游度相对较高，大致为2.57。即便是部分产业上游度较低的产业，也离最终消费需求较远，其消费额占美国整体消费额的比重较小。这说明，美国在制定对中国的制裁清单的时候，其原则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本国消费的影响。这当然也符合美国作为一个消费型经济体的利益。但由于所制裁的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相对上游的位置，而又或多或少在《中国制造2025》覆盖范围内，容易让人理解为对中国高端制造的抑制，但美国的做法应该是更多基于对国内消费影响的考虑。

美国制裁清单各产业上游度及占比

数据来源：《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美国贸易办公室（USTR）

中国反制清单里的产品主要为农产品和下游产品，例如，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农副产品加工品、屠宰及肉类加工品，其中比重较大的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和汽车整车都属于上游度较低的产品。如果剔除农产品，中国反制清单中产品的加权平均上游度只有2.34，低于美国制裁清单产品的加权平均上游度，而且中国反制产品占国内消费的比重也较大。根据统计，中国反制清单中17种产品有10种产品消费比重超过80%，它们都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下游产品。可见，中国的反制清单将对国内的消费领域和物价水平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中国反制清单各产业上游度及占比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国家商务部

目前，双方强硬的态度使得贸易战极有可能升级。特朗普也多次宣称将扩大对中国的关税征收范围。基于美国制定制裁清单的原则，即最大限度降低对本国消费的影响，我们可以预估未来如果美国扩大制裁范围，中国哪些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其预测结果如下：

未来美国扩大制裁范围的产业领域预测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如果美国扩大制裁范围，中国势必也会扩大反制范围，本着尽可能对美国形成打击并降低对自身的影响，预计中国可能将木材、芳烃混合物、废铜加入反制清单。这三类产品都是中国从美国进口量大且占美国出口比重也较大的产品。

2.4 总结

其实仔细研究两份清单，可以看出，美国的制裁清单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且以上游产品为主，其目的是尽量减小对美国国内的消费冲击。因此，抑制中国高端制造崛起或许真的不是美国制裁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的反制清单似乎更多的是基于产业结构和政治考量，例如剔除了飞行器等从美国进口量较大但需求刚性的产品，并重拳打击特朗普票仓所属的农业领域。双方基于不同目的制定的清单必定会对各自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短期内不会立刻结束，对中国的影响也将逐步显现，其影响可分为短期和长期，下面就分别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3.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

首先给出一组宏观数据，让大家有一个直观感受，如下表所示：

2017年中美涉及出口的相关数据

中国对美出口

美国对华出口

占出口总额比重

18.9%

5.6%

占GDP比重

3.5%

0.7%

影响国内工作岗位数量

5000-7000万

240万

对其他出口区域的影响

大

小

数据来源：Wind、公开信息整理

从上表来看，中国与美国打这场贸易战的性价比似乎并不高。中国仅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300亿元美元，远低于美国前两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820亿美元和2430亿美元。

反观中国方面，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全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高达4331亿美元，远高于其他几个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作为一个贸易顺差国，同自己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一个拥有巨大贸易逆差的美国，打一场数量上的贸易战，这应该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中国为美国设置的“靶子”远比美国为中国设置的“靶子”要多得多。

其实之前当特朗普恐吓中国，未来可能把关税制裁额度提高到4000亿美元的时候，中国方面就立刻提出要对美国进行数量和质量的多维打击。中国强硬的反击态度下，其实已经显露出“子弹打光”的无奈。因为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总共就只有1300多亿美元，所以中国不得不开辟“第二战场”。

数据来源：Wind

当然，以上分析是基于中美在整个贸易领域全面开战的极端情况，实际可能不会那么糟糕。之前有学者对中国进出口弹性做过一个测算，中国的平均进口弹性为1.03，平均出口弹性为1.48。何为进出口弹性？其实就是当中国进（出）口产品价格上升百分之一时，中国实际进（出）口额下降百分之几。由于中美双方给出的加征税率都是25%，如果假设产品价格上涨25%，则可计算出加征关税对双方各自进出口、双边贸易额、双边贸易差额的影响，其结果如下： 

中美贸易冲突对双边贸易额的负面影响的估算

数据来源：基于Wind数据计算所得

可以看出，双方共计1000亿左右的征税额度其实并不会带来贸易差额的大幅缩减，仅仅只有42.60亿美元左右的缩减规模，其对双方的影响也较小。这也能侧面说明，美国此番加征关税并不是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第一要务。事实上，USTR对为何选择500亿美元的金额进行了说明，其一是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实践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大概是500亿美元；其二是500亿美元的制裁金额足以让中国屈服并取消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方面的不合理的行为、政策及实践。

根据现有清单，中国反制的产品主要是下游消费品。从长周期看，消费品价格水平与通胀正相关性极强。因此，反制的结果必定造成国内一定的通胀压力。以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重要农产品——大豆为例，中国2017年全年从美国进口约8600万吨大豆。在耕地种植面积受限而无法自给的情况下，大豆作为诸多产品的基础原料，其替代效果将直接影响国内诸多产品的价格，进而对整体物价水平产生影响。

数据来源：Wind

今年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消费在多种原因下都存在走弱的可能，而贸易战对净出口的影响又会进一步加大国内的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进而又传导到投资和消费上，经济下行压力又会进一步加大。

数据来源：Wind

为缓解这种压力，中国央行似乎已经在货币政策上开始边际转向以托底经济。以“支持小微”和“债转股”为名的降准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不过当前经济基本面向好的美国正值加息周期，中国央行在中美经济基本面本来就存在分化的情况下实施降准又会造成两国货币政策的分化，这必然导致人民币的贬值。虽然人民币贬值客观上可以缓解出口压力，但也会造成输入性通胀，尤其是在当前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和加大进口的背景下。

那些置于美国制裁清单之中的产业领域企业在短期内肯定也会受到冲击，而且随着贸易战的升级，这种冲击既可能是结构性的，也可能是全面性的，类似中兴通讯的遭遇，也不排除在其他中国企业身上出现。这些企业所涉及的风险资产，例如其股票和债券，自然也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此外，近期由于人民币贬值明显，“保汇率，还是保外储”的讨论又激烈展开。预计在这一轮贬值过程中，类似于2015-2016年时期的牺牲外储保全汇率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因为正如后来所见，在贬值预期下，牺牲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没有能够阻止住人民币的贬值。随着贸易战的推进，人民币应该还有贬值的可能，但不会低于前期低点，央行预计会通过诸如资本管制或逆周期调节因子等多种手段来维持住汇率的底部，其汇率走势拐点应该会出现在中美贸易战缓和之时。同时，汇率因素预计会成为下半年货币政策边际调整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数据来源：Wind

通胀预期抬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种“类滞胀”的宏观环境也为短期的资产配置提出了新的思考。

3.2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

从长期视角来看，中美关系似乎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一个拐点，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大概率地会多于合作。从USTR公布的301调查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以产业政策为名推动的大规模技术收购和投资是极为抵触的。未来中国在获取外部高新技术方面将更加困难。以美国世界性的影响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投资和引进都将进一步受到限制。

此外，中美贸易冲突如果持续发酵可能让中国出现产业转移的问题。中国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巨大的成本压力，以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不堪重负。为了避免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些企业完全有可能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且不受美国制裁的国家，甚至直接在美国设厂，这会加速中国一直存在的“制造业去化”的趋势。美国当前正在重塑自己的制造业，而如果中国加速制造业去化，未来想再造制造业将面临极大困难。

在国内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失去外部力量援助后，势必会减缓中国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独立自主的发展将成为主流。这对企业的影响也将是分化的，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在这一格局下，其优势将逐步体现出来，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将更多的出现在龙头企业里。中国进口受限制产业未来的进口替代和市场份额扩大也会在龙头企业中体现。将来以底层技术突破为标志的创新将替代单纯的商业模式创新而成为中国企业创新的新方向，存量经济下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明显。这为长期的资产布局提供了一个参考。

纵观整个中美贸易冲突，其过程有太多东西需要中国总结，这对中国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和未来发展路径都有重要意义。

4.1 中国需要何种产业政策

美国指责中国企业凭借“不公平”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并以此为由挑起了这场贸易战。面对这一指责，我们又应该思考些什么呢？

美国所指的“不公平”，其实就是指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给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那些国有企业所带来的竞争力提升。由于的支持，这些中国企业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并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出极大的产能，形成一个廉价产品竞争的市场，而面对廉价产品的竞争，没有支持的外国厂商不得不退出市场。例如，现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太阳能板企业几乎都在中国，这就是因为2009-2010年光伏产业领域的一轮产能扩张几乎摧毁了所有外国企业。而这些倒掉的外国企业并不甘心，因为中国企业并不是依靠技术优势和高效管理击败他们的，而是通过的补贴。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很难说中国这样的产业政策是对是错。但是如果从自身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这个问题似乎会更容易解答。

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的著作《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中指出，“日本很有竞争力的产业绝大部分不是通产省主导的产业扶持下产生的。但即使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也不等于简单地用的产业政策去纠正。因为调节本身的成本很高，有副作用，即失灵。至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其消极面大于积极面。” 可以说，日本除了战后的有限短时期外，基本上日本的高速增长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所形成的。大量优势企业都是通过竞争产生的。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反思其选择性产业政策，并在80年代起，逐步放弃选择性产业政策，而转向新的产业政策。

日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并得到推广。选择性产业政策，按其定义，是指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的促进某种产业或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现代化及产业改组，并且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在中国产业发展的初期，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幼稚产业保护、培养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效果就有待商榷了。转型期国家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是创新，而选择性产业政策中的诸多内容其实是不利于创新的，甚至会对产业生态系统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国家的竞争优势》的作者迈克尔.波特用详实的资料证明，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作用，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到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

已有的领先企业，即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企业，专注于创新时，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提供补贴和各类扶持，就会吸引大量行业外的投机者涌入这一领域来套取补贴，或利用概念在资本市场进行炒作。大量资本和热钱的涌入会稀释优势企业的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资源，抬高成本，扰乱市场，削弱优势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创新资本的投入。这导致的不是行业内的良性竞争，而是对行业的破坏。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多次呼吁中国应当从当前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过渡，即以提供有关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和国际信息为中心并诱导民营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代替过去以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为中心的产业政策，以此引导产业内部的有效竞争，进而培育出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不过，似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长期做产业政策研究和执行工作的国家副总理刘鹤，早在1995年，还在担任国家计委产业规划司副司长时，就写过一篇论文，非常明确的提出，应当用功能性产业政策逐步替代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步淡化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差别对待不同产业的色彩，以增强其产业的竞争力，反对垄断、保持竞争和广泛提供信息等原则来支持产业的健康发展，将提供信息、建立市场秩序等，增强市场竞争功能的内容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不过，后来的发展证明，刘鹤当时的建议并未被贯彻执行。

经济活动中引发蜕变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偏好改变等，带来的市场供需变化，往往是深入市场的前沿企业最先感知并做出调整，进而改变生产过程中原有要素的分配。这一由市场自发进行的要素分配调整在由创新驱动的市场中，应当被视作是最有效的，其中企业家精神应该替代规划指向，发挥主导作用。技术创新和新产业诞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纵使集合官员和行业专家所制定的产业政策通常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上个世纪美国与日本在高清晰度电视领域的竞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应该履行好市场监管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职责而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真正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并加大市场开放程度，引入充分竞争机制。其中竞争机制尤为重要，它是市场制度的“灵魂”。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市场体制的缔造者哈德（L. W. Erhard）所言，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实质乃是“来自竞争的繁荣”。这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在当前的环境下，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4.2 结语

横须贺，位于东京湾的入口，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853年，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轰开了日本的国门，逼迫日本签订了《美日亲善条约》，而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纷纷与日本订立不平等条约。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迎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虽然中国早已不存在民族的生存危机，但当下的处境或多或少与19世纪末的日本有相似之处。面对危机，是抱残守缺，走老路，甚至开倒车，还是坚持改革，弃旧迎新，迎头赶上，不同的选择会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不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面临两条发展道路选择时，那条看似更艰难的路或许才是正确的路。

补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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