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神父”的送子生意
神父一身西方绅士行头，腆着啤酒肚端坐会客室正中的实木雕花罗汉床上。川蜀一带求他代孕的客人多在这里会面。屋内别有洞天，隐匿在成都高新区一家科技公司之中——这是神父众多资产的一处。
“我的手表、相机、包包、皮带、衣服，都是客户送的”，神父伸出左手，镶钻欧米伽机械表闪着金光，他指指腰间，“我说这个皮带要多少钱？皮带嘛几十块一百块就可以了，他说这个3000多”。
说着他起身去取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厚厚的黑色长皮夹。“你看我这个钱包，是北京的一个失独家庭从法国带的，五六千块，我说我对包要求不高，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好像是叫巴什么……”
神父本名梁波，1960年代生于四川南充一个农家。2005年，年近不惑的梁波已是小有所成的生意人。他合伙开诊所，在那里遇见了为求子奔波8年的重庆某地产商。 梁波四处打听，第一次得知可以用试管婴儿让他人帮助“代孕”。他前后去泰国曼谷两回。9个月后，地产商抱上了儿子。
孩子满月酒那天，地产商在重庆的大酒店摆了100桌，流水宴。他请人用宝马车接来梁波。在众亲友面前，地产商夫妻从梁波手中抱过孩子，送去锦旗，上书“感谢”。随后，夫妻抱着孩子扑通跪下，双手递上10万元现金。
梁波至今仍记得那一捆钱——封条都没撕，每一打上面手写一个“感谢”，再拿红纸扎起来，“2005年10万块是什么概念？”他说。
彼时，代孕的需求和生意仍在暗处。作为代孕依托技术，试管婴儿还未被广泛接受。据官方统计，1988年至2004年，大陆有一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还要再过十年，每一年出生的试管婴儿才会超过10万。
当时，唯一敢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的代孕商人，是一个叫吕进峰的江苏人。媒体多以“揭露”“批判”为主题采访他，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上，医生、学者、妈妈质疑他是虚伪的商人，打着爱心的幌子物化女性、生产婴儿。原卫生部也禁止国内医疗机构操作代孕。
同在重庆生活的李文妹，当时29岁，生完了第一个孩子。“单子化”的计划生育仍是主旋律，她做了节育手术，在手上血管里埋避孕药，也埋下了此后多年奔波求子的种子。
十余年过去，不孕者、失独者、求二胎者、同性恋等群体的代孕需求逐日上升。代孕行业虽处法律灰色地带，却蓬勃生长，从业者遍及各大城市。
梁波的代孕公司从最初的两三人逐步发展至一二百人。办事处遍及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深圳。梁波称，他的公司一年产子近千例。
代孕行业与中国人生育的需求变迁暗合。2017年，放开二胎两年后，《人民日报》首次刊文讨论“代孕能否合法化”。2018年，即将放开三胎，乃至完全放开生育的消息迭出，吉林省更是率先推出“鼓励生育”政策。
中国处在一个最渴望孩子的时代。“送子”成为一门生意。而由生育牵扯出的利益、危险、计算、伦理，都在孩子这个特殊的载体上被放大，却少有人关注。生意人梁波周旋在这片欲望的灰色丛林中，迷雾遮住了生育的风险与残酷。
他开始被客户称为“神父”。
“代孕神父”梁波。受访者供图
信众
神父的公司官网上曾滚动着一行红色小字，“与代孕神父梁波先生当面签约是您权益的最大保障”。
身为董事长，梁波仍保持着亲自签约的惯例。有人点名见他，“见不到神父我不给钱”。
代孕行业最紧缺的是信任。由于代孕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客户能够信赖的，唯有神父梁波本人。
数年后，36岁的李文妹再婚，但已不育。她花了几年时间做了四次手术，在40岁的秋天被医生宣判“死刑”——她不可能怀孕了。这天下午她拨通了神父的电话。“去赌一把”。第二天，她和丈夫坐高铁到武汉见了梁波。
李文妹和梁波已在手机上认识了近两年。李文妹喊他“梁大哥”，逢年过节都会收到他的问候。在武汉初次见面，这个个头不高的四川大哥让她觉得“慈祥、实在，是个很善良的人”。
她想起两年前第一次给梁大哥打电话，他最后说，“你尽量自己怀，有什么困难，到最后一刻再来找我”，李文妹很感动。因此后来梁大哥在电话里说“绝对地放心，绝对地安全”，她第二天就去了武汉。
夫妻俩走进梁波的会客室，儿子梁涛刚出道，在一旁学习。梁涛回忆，父亲见客户时像是老朋友聊天，有时也像长辈，解答风险问题、厘清责任义务，也谈家常。当时，梁波称正值做活动，可以用40万元的价格为李文妹在柬埔寨做“包成功套餐”——合同上写两年内一定抱到健康的孩子，不然退全款。当时某些国内代孕“包成功套餐”的价格在70万上下。
当天李文妹夫妇和梁波签约，交了10万元定金。合同是君子协议，没有公章，双方亮出各自的身份证、手机号。李文妹觉得，足够了。
在李文妹夫妇面前，梁涛向父亲发起牢骚，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挣不了钱。神父当即用重庆话骂他，“他们家都要散掉了，能帮她一把就帮他一把”。而后，神父嘱咐儿子，“她这个家快散了，要找一个好代妈去做”。“我们都听见了”，李文妹说。
李文妹本已决心和丈夫离婚。“我不能让他绝后”。代孕是最后的机会。
接触这些家庭，让刚入行的梁涛切身感到父亲“像神父一样给他们精神力量，对一些家庭确实是一种拯救”。
神父掏出手机，售价上万的华为保时捷设计款，翻出一个妈妈的微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天天在朋友圈晒幸福，还给我发各种小孩的照片”，神父点开一段语音，一个中年女声说，“不是晒幸福是真的很感激。梁哥，你是我们的恩人！”
神父讲述了这个女人的故事：
这对夫妻在江西景德镇生活，结婚17年，感情稳定但没有孩子。女人的婆婆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坚决，“40岁还没孩子一定要离婚”。丈夫是个孝子，私底下和母亲找的一个年轻姑娘发生关系，怀上了孩子。2016年，家庭处于溃散的边缘。女人找到了神父。
丈夫在私底下把隐情向神父全盘托出，问他，“你觉得这个姑娘和老婆哪个强一点？”神父说，“原配夫妻感情一定是最深的”。丈夫吐起苦水，他觉得没有小孩也可以，但父母不容易，从农村供他上大学，在景德镇买房子成家也全是父母的钱。“我父母有错吗？父母不会害儿子。”
神父亲自去了一趟景德镇，在饭桌上见了这一大家子。在他的劝说下，婆婆半信半疑，“老梁你要知道，我们家是三代单传。”神父答，“你放心，一定让你抱上宝宝，2017年要是抱不了宝宝就扇我两巴掌”。公公随即表态，“那我们就听梁老师的！”
神父说，他们花40万在柬埔寨做的代孕，当年就抱上了宝宝。说到这里神父笑了。
“而那个怀孕的女孩，也是一个受害者，婆婆骗她说‘孩子生出来上不了户口，先打了，下一个再生’”。女孩两个月时打了胎，收了5万元补偿，从此和这个家庭再无瓜葛。
今年，神父在景德镇出差，这家人招待了他两天。老两口带着小孩，一家人其乐融融。春节时，神父的会客室的桌子上多出一对景德镇的陶瓷摆盘——花鸟富贵图。“值钱的哟”，神父笑笑说。
梁波与来自景德镇的礼物。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故事神父可以讲出很多。一个39岁的湖南儿媳，因为不育，婆婆、公公、丈夫的姐姐都打她，姐姐扇她一耳光说，“你不下蛋，在家里还歪（横）得起？”神父帮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在医院七楼，夫妻俩抱头痛哭。随后媳妇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对神父说，“谢谢，谢谢……”泣不成声。婆婆一把抱住护士，把人家脖子都抱酸了，最后她向神父悔过，“以前是我们的错”。
“谢谢”已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神父说，有人临别时往他车里丢了5万元的红包。也有送几万美金的。一个500强的老总做成后送来40万现金，堆在办公室里，很多员工拍照。有人想请神父去香港旅游。有人在朋友圈看到神父说自己腰痛，特地从香港飞到武汉给他送药。
“每年八月十五，月饼我要收几百盒！”
神父这名字是怎么来的，梁波说他也不知道，“我第一次听到是一个人来找我说，‘你是不是代孕神父？’我一头雾水，他说，‘我有照片，看看是不是你’。”有人见了神父双手合十，念“阿弥陀佛”。还有人叫他老代、代老师、代总。梁波哭笑不得。
但同行觉得，那是自我标榜，市场行为。
不管怎样，“代孕神父”成了招牌，出现在锦旗上，公司网站上，还有客户的耳语之间。
在梁波口中，来找他的人，多已穷途末路，“有的在公立大医院做了几次试管，最多的有九次试管都没成功的。”也有在别的中介做了多次代孕失败的。
那个送来40万现金的中年老总，在神父的讲述中，做过四次试管，也去美国做了一次代孕，都没有成功，他在神父这里买了128万的VIP套餐，“给他一次抱了两个儿子，他说‘你这个神父不是叫出来的，是真神父！’”
但这些都无法找到当事人印证。
神父以亲和著称，但也不乏威严。他有自己的原则。有的客户要求当年抱到宝宝，神父算了算排队的人和代妈的供给，跟她说，“你今年肯定抱不了宝宝”。有的人信奉良辰吉日，“尤其广东福建浙江，要求特别多”。他一律拒绝了，“我劝他们，自然的是最好的”。
“说是客人，他们其实是病人。你来这里是来看病。还是得听我们的。”梁波大专时读的是中医。
讲价也不可能，神父说，“要是讲价，合同就请他拿出去”。
神父相信自己在客户中的权威。“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一个叫邓邓的客户问他，“找中国的代妈好，还是找泰国的代妈好？”神父说，“中国的好，少一点风险”，她信了，多掏了几万块钱找中国代妈。
李文妹也全心全意地相信神父，“一丝一毫都没有怀疑过。”
她的女儿8个月了。李文妹说，她永远尊敬神父。“没有一点虚假的，确实是神父，赐予很多家庭温暖……给了医院不能给的……”
“幸福和爱”,42岁的李文妹说。
梁波的朋友圈截图。受访者供图
生意
神父每年目击数百个婴儿的降生。分娩这天，代妈、中介、客户一同聚在孩子周围。透过表面的悲喜，神父看到他们心里各自的打算——钱。
孩子出生时刻，是双方约定的交付尾款的时刻——一手给孩子，一手给钱。神父和他的下属需要尽快分辨出那些想拖欠、克扣尾款的客户，寻找对策。
梁波皱起眉，讲了一个8年前的故事。2010年，一个江苏客户做完代孕，还差6万元尾款。女人和丈夫把孩子“偷走了”，销声匿迹。梁波通过身份证上的信息，和两个手下找到她家里。“那个女人比较聪明，当着我的面把保姆骂了一圈，说是保姆抱回来的。最后把钱给了”。
那些用子宫孕育了孩子的代妈，在梁波眼里，也不过是利益驱动，“我这么多年就没有见到一个代妈对孩子有感情的”，他脸上的沟壑皱到一起，“都是为了生活而来”。
湖南娄底的一个代妈，孩子出生后，在梁波面前她抱着宝宝不肯松手，说“舍不得你呀”。“结果客户红包给他一加，5000块钱，她就松手了，最后孩子连摸都不摸一下”。梁波轻叹一口。
从此他劝客户不要见代妈，不许客户给代妈红包、给她们留电话。他跟客户讲述一个判例。杭州上城区一个代妈因剖腹产留下后遗症，把客户告上法庭，最后法庭以人身伤害为由判客户赔一百多万。他没有告诉客户的是，曾经有代妈接触客户后，消失单干，这一单的利润也随之被带走。甚至有代妈也做起了中介生意。
而无论中介、客户还是代妈，健康的孩子作为生育的目的和成果，是那张生意谈判桌前的心之所系。
即使是李文妹，在决定去武汉前，通过家人的关系，把梁波的身份、记录，都查了一遍。确认他在当地有房子、没有犯罪记录。
签合同时，李文妹心细，加了一句，“孩子出问题保胎算谁的？”梁波说，算你们的。李文妹变得强硬起来，“不行，代母都是你们管的，不公平”。梁波说，“好吧好吧”。最后合同加了一条上去，保胎费用由梁波一方承担。
李文妹说，毕竟网上认识的，怕上当受骗，“开玩笑了，这么多钱，不是打飘飘！”她补充说，“最后要做DNA验证，孩子有什么问题肯定也是他们的责任”。
幸而一切顺利。但据2017年统计，在中国，每100个新生儿中有7个是早产儿，早产是婴儿死亡的首因。早产儿脑瘫、慢性肺部疾病、视觉和听觉缺陷的比例也明显更高。
吕进峰是目前有媒体资料记录最早的代孕中介。虽然比梁波小一轮，却是代孕界的元老。他会客时喜欢两手扶椅，翘着二郎腿，自称“代孕之父”，与神父遥相呼应。
在他的经验中，大概有10%的客户会碰上早产，一年几百例。“有双胞胎早产，放两个月，就要花五六十万。像这种的，大概一年二三十个”。因为吕进峰只做“包成功套餐”，风险需由他承担，碰上这样的，他只能赔钱了事。
王晓雯和梁涛签约操作的代孕中碰上了。她的孩子30周早产，情况危急。如今仍在医院的ICU病房抢救。
由于梁涛将合同私自外包，王晓雯在代妈生产后看到报告，还有胎盘检查报告才得知，代妈的产检漏掉许多，还在孕期生病，导致严重的宫内感染。梁涛向王晓雯承认了外包行为，但他认为主要责任在第三方，目前与王晓雯协商赔偿事宜。
由于双方签的不是“包成功套餐”，合同上写，遇到类似情况，责任“协商处理”。合同上盖了神州中泰（武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这家公司的法人是梁波。但梁波没有出面，一切事宜交由儿子打点。
吕进峰说，不是包成功套餐，按业内规矩，不应是中介承担风险，“利润很薄，赚你几万怎么承担几十万的风险？”但由于梁涛将合同私自外包，这里面的责任更难厘清。
吕进峰坦言，类似的套餐他已于三年前停了。“现在40万上下的套餐，基本都是这种”。“签合同说是客户的责任，到最后客户也不想承担责任，扯皮的都是这种套餐，没意义”。
梁波说，他碰到过的，有怀孕三四个月发现孩子有问题，最后引产的。“幸亏他没有包成功，不然要亏几十万”。
有的孩子出生，作为理性权衡的结果，父母狠心不要了。
吕进峰碰到过一例，孩子出生只有4斤，“客户发神经，不要了。怕孩子以后长大有风险，非要重新做。”吕进峰按过往经验判断这个孩子没有问题，请保姆养了三个月。最后客户过来给孩子检查完没毛病，交了20万尾款，把孩子领走了。
也有因为各种原因，被遗弃的健康孩子。“有的双规了，家里（公司）倒闭了，跟小三生了孩子，得癌症的，各种各样”。
一对40多岁的夫妻，代母怀孕4个月，丈夫却得了癌症。这对夫妻家境普通，代孕的孩子又是借卵生的，并无妻子的基因，他们和吕进峰沟通了七八次，在怀孕7个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决定放弃。吕进峰把孩子送给了一户南京的教师家庭。那是他们曾经的意向客户，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代孕，一直在观望。
南京的一家人原满心顾虑，怕孩子有问题。检查确认健康后，一大家子人跑来抱孩子，“天上掉了个馅饼一样”。他们想办法给孩子落了户，如今孩子已4岁多了。“他的亲父可能已经没了，他们也没再来问过孩子的下落”。
但在客户圈子里，这种故事有了另一个版本——中介会把客户不要的小孩卖了，据说有一个卖了10万元。
梁波说，他没有碰见过这类事。只有在医生建议下，中介和客户一致同意放弃孩子的。例如一个唐山客户杨女士，孩子6个月早产，医生说，孩子面临慢性病风险，可能会是一生的负担。她决定放弃，已经交了的30万，梁波说退了她18万，剩下的给了代妈。
吕进峰所见的，被放弃治疗的小婴儿最终多由医院“自行处理”。
这些孩子被放在不恒温箱里。“一般熬不过三天”。没有葬礼，没有家人探望。
2013年3月26日，位于深圳南山海月路的一个非法代孕中介被卫监部门查处，现场5名女子中有一位已有身孕。 图片来源CFP
崛起
在梁波还没有成为“神父”的那些年，他只是个普通的生意人。中国人对生育的执着，让他成为客户的“神父”，也成为家族和公司的大家长。
私底下，神父的员工更喜欢喊他梁叔。梁叔跟他们一起去KTV唱歌，喜欢唱“正能量歌曲”，歌词里满是拼搏闯荡、家国天下。
7月一个周六的夜晚，他在KTV里站着，一身黑色便装，大肚便便随着节奏微微摇摆。梁叔的声音中气十足，但会跑点儿调。
“好男儿闯就闯出个名堂，好男儿干就干出个模样，好男儿咱要对起爹和娘，好男儿咱要为国成栋梁……”
歌词正是梁波前半生的写照。
梁波生于四川南充市一个村庄，父亲是村干部。1992年前，他在医院上班，同时在南充医专函授学中医。“工资就四十块钱，后来我想不行，这样就只能娶个农村老婆。”梁波辗转重庆，在报社卖过广告，开过诊所和网吧，卖过bb机。在1990年代的下海热潮中，他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
梁波手机里还存着一张当年的照片，他身材精瘦，一手拿着大哥大，戴墨镜站在天安门前留念。
时间转至2004年，梁波发现了代孕这一商机。最开始，梁波带一两个手下做中介服务，每单收几万元佣金。“有时候两三点，客户喝醉了给我打电话，我还要笑脸陪着回答。没那么好挣钱。”最开始一年不过二三十个客户，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2006年，梁波在泰国曼谷开了一家公司，“神州中泰代孕咨询集团公司”。直到2016年，梁波及其儿子在内地分别注册了神州中泰（武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和成都神州孕育科技有限公司。
梁波说，2009年前，他们主要在国内三甲医院做代孕流程中的试管婴儿，“当时还不太严，就找代妈以客户的名字去医院做试管”，2011年后，这条路基本走不通了，做试管需要按指纹验身份。此后梁波的主战场转向国外。员工也慢慢从几十人上升至百余人。
那时生育政策尚未松动。2009年，吕进峰在广州三个怀孕6个月的代妈因为计生走访被发现代孕，被带走实施强制引产。
梁波对国内代孕市场讳莫如深。根据原卫生部的规章，与代孕中介合作的国内医疗机构，或中介私设的实验室都是卫生部门打击的对象。没有中介愿意坦诚在国内的医疗资源。
无论梁波还是梁涛，都坚称公司从来不做国内代孕。梁涛说，从今年起，公司所有的业务都转移到代孕合法地区，如美国、乌克兰，连东南亚也不做了。这一点被一位客户否认，她知道好多孩子就是在国内代孕出生的。
吕进峰说，国外合法地区的代孕很难做，市场太小。至今，他的业务有七成在国内操作。
另一家代孕中介的老板吴峰很看不起这些出身草莽、做国内生意的中介公司。“说难听点，有的中介本身学历不高，偶然做了一单赚到钱了，就把七大姑八大姨拉来一起做，家族产业。这个行业确实很赚钱。”
家族产业在代孕市场里并不少见。
梁波的老婆、儿子都进入了代孕行业。他也把家族里的人都带进这门生意。三哥的儿子，老婆的妹妹……“可以说家里面除了去当官的，都来做代孕了”，“开公司的就有七个”。独立开公司的侄子，已有房有车。
中国家庭的生育渴望滋养了这个家族。
吕进峰亦是如此。他的表兄弟与他如影随形，可以帮扶的亲戚都被他带进了行业。他宣称，“可以说现在这个行业里99%都是我们的徒子徒孙”。在他印象里，梁波做代孕也是蒙了他的荫蔽——梁波是他六七年前一个副站长的老公的叔叔。从那时起，他才听说梁波。
吕进峰和梁波互相存了微信，曾经也一起喝酒唱歌，但已有三年没见面了。
这三四年里，代孕行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分工细致的产业链。同时，梁波的儿子梁涛出道。他在企业中担任总经理的职位。经梁波一手培养，开始管理起家族企业。他拉了几个同学入伙，想从生殖切入，做更全面的海外医疗服务。
梁涛比梁波高大，体型敦实，模样忠厚。他与客户打交道的方式传承了梁波的衣钵，但是，还年轻了点。近期几起代孕纠纷都与他有关。
52岁的梁波逐渐退到幕后。他维护着医生、媒体的关系，参加学术会议，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儿子。
曾经最看重的签字，也放下了。官网上那行红色小字不知何时消失不见。有的客户说，“他自己几乎不怎么签合同的。公司管理差容易出问题，都是业务员签合同挡箭牌的”。
但这些不妨碍他成为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有一儿一女，小女儿才上中学。女儿名字寓意是“美好的家庭”，此后家族里新生儿取名字，都喜欢用那个寓意美好的字。好几个后辈的名字还是特地请梁波取的。
最近，梁波在老家盖房子，中西结合，门前立了一排希腊式石柱，据说有一个能停一百辆车的停车场。他还出了40万元，侄子拿了10万元，一起在当地合修了一个梁氏祠堂。此前他花了50万修路，从家里一直到他的祖坟，这样一来可以开车过去祭拜。这里会是他的养老之地。
神父也想退休了。
2017年2月，《人民日报》关于二孩政策实施一年的追踪报道。图片来源网络
滑铁卢
2017年，一个贵阳女人让神父梁波的头很疼。
一年前，32岁的林菡急于生一个孩子来挽回丈夫。婚后林菡被查出先天子宫发育不良，怀孕几率很低，在多地求医无果。几年后，丈夫有了小三。她心急之下开始考虑代孕。这时梁波的员工在群里找上她。
2015年印度、泰国相继打击代孕，代孕者大量转往柬埔寨。就在林菡抵达柬埔寨的第二天，2016年10月24日，柬埔寨发布了针对商业性代孕的禁令。林菡说她当时并不知情。
到柬埔寨后，梁波的员工接待她去金边一家中国人投资的生殖医院，里面请的都是国内的妇产科专家。接诊林菡的女医生劝她先促排卵，不行再找代孕。林菡在肚子上打了4天针，第五天，医生说，她的卵巢不好促排不理想。
回想起来，林菡觉得，女医生是托。
2016年11月1日，林菡和梁涛在柬埔寨签了合同，45万，两年之内包孩子健康出生。签完合同后，她说才得知柬埔寨禁止了代孕。梁涛安慰她，“医院都能做”，另外法案还没有实施。
代妈预产期前一个月，林菡到了柬埔寨。那段时间林菡和中介的矛盾开始萌芽。林菡称，代妈私底下向她哭诉，只有客人在的时候才有水果吃。林菡怀疑中介失职，带代妈去医院检查，医生建议代妈每天吸氧治疗。而中介认为太折腾，不同意。临近分娩，林菡对中介指定的医院不满，认为条件太差。
孩子于7月26日凌晨出生，4天后，双方矛盾爆发。林菡称，中介把孩子给她，并催要10万元尾款，她坚持先做亲子鉴定、健康评估、回国手续，再付尾款。而梁涛则说，可能是此前的矛盾让林菡不想付款，她和妈妈以跳楼威胁，抱走小孩。当时孩子有黄疸，按理应该等“黄疸治好，尾款给了再接走。”而林菡说，直到她接走孩子，去别的医院检查，才发现黄疸。
之后，林菡说，她和丈夫回国时，正值打击代孕，在机场移民局，所有带新生儿出境的父母都被检查。移民局调取监控发现林菡入境时没有怀孕，证件被扣留，怀疑他们贩卖人口。夫妻二人在柬埔寨滞留了两三个月。2017年10月9日，在收到法院传票后，林菡称，她和丈夫花了两万多美金，找当地的蛇头偷渡回国。他们辗转各种交通工具，经越南到达中越边境。
林菡带孩子回了老家贵阳，几天后，孩子在贵阳妇幼保健院检查出患有发育障碍，“患儿头部MRI结果示1、轻度脑萎缩样表现……”她带孩子做了遗传筛查，排除了这方面的因素。
自此双方撕破脸皮，在微信和电话里情绪激动。截图显示，梁涛认为林菡说话难听，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理论无果，又无法对簿公堂，林菡于2017年底把这件事捅上媒体，舆论热度绵延半年多，特别是新闻中林菡转述的那句“把孩子退回来，我们再免费给你做一个”。
梁波第一次见《后窗》时，抽着烟在会客室里来回踱步，主动讲起了这件事。
首先，他撇清了责任，称合同是侄子和林菡签的。其次，他说，林菡每次都是自己亲自带着孕妈去当地医院产检，如果是怀孕期间造成的问题，是医院的责任。另外，林菡的代孕“是两个孩子（儿子和侄子）做的，没有用我们的合同，是在泰国的时候草草写了一个协议。”
“我亲自经手的，十多年来，没有一例不健康的”，梁波笃定地说。
他皱起眉，“我后来听说，林菡就是为了10万块钱的尾款，她不交去偷渡，后来我们多方打听，她这个人神经上有些问题，当时和丈夫有矛盾，小三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转述专家的话说，脑萎缩有可能是黄疸没有及时治疗，加上偷渡环境恶劣导致的。“当时我们都给他办好了回国手续，她办假的旅游证，在机场被抓到了，还在全境通缉了”，一旁的助理补充道。
但林菡称，中介无法帮助她们回国，她和丈夫拿着宝宝出生证在外交部盖章，再去大使馆办了旅行证。可几个月后，李文妹和孩子顺利从柬埔寨回国了。
梁波不经意间透露，这件事闹得沸腾的时候，他感到很灰心。但他对来访者说，“别人可以对我不好，我要对别人好”。他在微信群里教育林菡：“小林，做人心要善。”
这场风波是神父第一次在舆论中处于如此被动的境地。他可以花钱请来记者采访、可以安抚他的信众、可以“两年包生儿子”，但现在一切都失控了。
回国后林菡和丈夫离婚，独自抚养孩子。最近，孩子刚从消化科出院四天，又因为肺炎住了院。她心力交瘁。
林菡出事后被踢出了中介建立的群，王晓雯还是找到了她，并和其他几个孩子早产的妈妈集结起来，商议维权的事情。
时不时地，群里会爆发一阵对神父领导的代孕公司的不满。
“年轻人天天睡觉玩游戏，老人管代妈就按自己经验农村习俗。”
“我们出事后，XX管理提高了不少；代妈都去查了宫颈长度；双胎代妈配备了吸氧机，之前从来没有。”
“这样的管理根本都不应该让怀双胎，单胎都靠碰运气，更别说双胎了。”
这些隐匿的声音揭示出神父和他的代孕帝国另一重面目。他自称有全世界生殖专家的群，能够让客户需求和有对应专长的医生匹配，以此提高成功率——单次移植成功率达85%。
但《后窗》询问多个从业者，均表示，这不可能。“除非他是在天上做，我们是在地上做”，某位中介说，“85%，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没这么高的。”
吕进峰表示，他们的单次移植成功率在70%左右，全中国医院试管婴儿单次成功率平均30%多，包括一些大医院也不过如此。
另外，也有同行质疑神父一年操作的代孕数量。“我的经验，直接管理两三百个代妈是上限了，只需要二三十人的团队，再往上发展会非常累”。“他像个老人家，咋咋呼呼的，爱吹牛。我们就笑笑。大家都知道他爱吹牛。”
面对质疑，神父镇定回应，他手下管理的代妈有四五百人是在东南亚当地的，另外国内也有外包管理的，“有适当的奖惩举报机制，管理不难”。
梁涛则说，“主要是我们太年轻了没有处理好。”但在幕布后面，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业，纠纷、风险始终不断。
2014年8月12日，泰国曼谷召开新闻发布会。日本24岁男子在泰国找人代孕养育9名婴幼儿的案件近日有了新进展。泰国警方已确认13名代孕母亲的身份，这些女子都是泰国人。警方认为，日本男子通过代孕一共获得13名婴幼儿。图片来源CFP
从神父到所长
国家全面推行二孩政策的第二年，2016年底，梁波花钱办了两届“代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高峰论坛，请各地的专家坐到一起讨论代孕能否合法化。2017年4月，他在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西南中心谋到一个机会，成立了“代孕与道德法律研究所”，梁波任所长。他的设想是通过收集国外政策信息，完成调研报告，形成立法执法建议。
一年过去，研究所的唯一成果是一份比较各国代孕政策的简短报告。
梁波信心十足，他感到国家鼓励生育的态度越来越强烈，中国最需要孩子的时代，必然是代孕产业最好的时代。
但同行向他浇了冷水。
监管者的态度甚至有趋严的态势。吴峰说，他曾看到官方文件中，打击代孕是标红的，意味着要着重处理。他预判代孕政策之后是会缩紧的，即使是局部合法化，三五年也不可能。
在江浙一带从事代孕13年的刘保君认为，“合法化不在（中介）这些人的能力内。”代孕合法化会在很多立法问题解决之后。“首先是生育放开，然后捐精捐卵的问题解决，最后才有可能涉及代孕。”
有同行私下说，梁波当所长“100%是形象塑造”，“合法化后就没有他的生意了。他在讲别人爱听的事情。”
确实，依照吴峰的说法，合法化后，受益最大的或许还是“国家队”。据他了解，目前代孕行业的巨头其实是隐匿在民营医院里的衍生产业。“最牛的是一个莆田系的，他们开医院，天然有客源。前几年几乎垄断行业。湖北省一年大概有2万个代孕客户，那个老大估计就有一个省那么多的量。”可想而知，代孕合法化后，生殖专长的公立医院都不会放走这个生意，而他们的病人数量是天然优势。
内忧外患夹击，神父仍透着自信。他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孩子会是中国家庭、社会的重心所系。他的品牌也不会被轻易撼动。
“一个文学博士跟我说，传宗接代是传统文化，虽然现在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但这一部分还是作为中国文化，世俗道德保留下来。”梁波说，“做代孕的，很多都是在家庭危机的时候，觉得必须要有一个孩子来挽回这个危机。”这种危机对30多岁的夫妻而言，多来自父母。
但在梁波的观察中，孩子出生了，很多危机也没能挽回。
看尽了中国家庭因孩子而生的痛苦，吕进峰说自己“佛系了”，他现在相信，“人生很多东西是概率问题”。“我现在就追求家庭和谐，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家里带孩子，也觉得挺开心……情感生活是最重要的，孩子是最真实的存在。”
他觉得孩子还是越多越好。
梁波更倾向于把生孩子这件事上升到社会责任。他遇到过一对北漂夫妻，因为拒绝生养孩子，被他们两边的父母一起带到他面前，请他想办法。这一家子是山西平遥人，父母住在农村，夫妻俩北大毕业，两人年薪加起来近百万。
梁波给他们讲起道理。“生孩子一方面是为了传宗接代，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社会做贡献。后半生不是国家的负担。”他举了个例子，“中国这么多国有企业倒闭怎么回事？”对方说，“因为贪污？”梁波说，“你错！”“是以前那一代没有养老保险，退休的都是厂子养，2、3万人生产要付7、8万人工资。那么大厂子拖垮了。”对方觉得有道理。
但最终，这对夫妻因为父母答应由他们出钱、照顾孩子，才答应代孕。
梁波认为，个人、家庭意愿要屈服于大环境。“如果不生孩子，一对不起社会，二对不起父母，三对不起自己。” 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国家会出台“一夫一妻必须要生育”的法律。“中国老龄化相当严重。将来不是想不生就不生。”
到那一天，神父梦想中那个清白而济世的代孕行业或许才能真正存在。而现在，他只是数着还有几年能退休，心生倦怠时，神父考虑放弃送子生意，转而投资绿色农业。
田里的瓜果像初生的婴儿让人欢喜，但更纯粹可控。他说，他真的心动过。
（郑可书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菡、李文妹、吴峰、王晓雯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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