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菩提路——中华佛缘
印度曾经有一位王子被人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
公元前六世纪，在今天尼泊尔南部，有一个迦毗罗卫国，生活着一群古印度释迦族人。这个国家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他有着成为伟大君主的极高天赋，但他在目睹了人类的生老病死后，舍弃了财富与权力，出家修行，寻找生命如何摆脱痛苦的解脱之道。终于在一天凌晨，他降伏了所有的烦恼魔障，大彻大悟。这位王子因此被尊称为佛陀——一位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后来，人们把他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就在这位释迦族的圣人开始传播他的觉悟之道时，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光辉的“轴心时代”。在佛陀出世的前后数百年间，世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启迪人类思想的智者圣人。在希腊半岛，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东方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像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伟大的圣人智者，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黄老思想在经历春秋战国时代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便是世界的中心，他们会接受这个来自印度的圣人之教吗?他们从何时开始接触这位觉悟者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这个来自印度的信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老庄思想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进行着怎样的碰撞和融合，才使今天的中国佛寺林立、僧尼云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种佛教传承的国家。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佛教信徒大多相信一位汉代皇帝“感梦求法”的故事。
公元64年，中国历史上称为汉代。这时候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传说这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刘庄睡觉时，恍惚之间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第二天，刘庄想请大臣们解梦。结果有位大臣说：“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动了汉明帝的内心。刘庄随后派出使臣，向西行进，踏上了去往印度寻找佛陀的道路，史称“永平求法”。
一场开始改变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文明对话，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公元67年的冬天，12月30日，西行求法的使者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这次看似偶然的交往，使中原大地从此有了佛教的沙门，从此有了第一座寺院、第一部佛经，像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阳城的西雍门外大兴土木。印度来的两位高僧得到了皇帝极高的礼遇，中国皇帝想为他们修建一个专门生活修行的地方。从此，在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相传，陪同汉使归来的还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历经万里征途，佛教的经典最早由它驮到了中原大地，担当了两千多年来中印文化交流的使命。从此，在中国的佛教徒心中，白马成了佛法的象征。
以后的岁月中，摄摩腾、竺法兰静静地住在白马寺里翻译佛经。遗憾的是，他们所译的佛经只有《四十二章经》流传了下来。
其实，据学者们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汉代的楚王刘英在今天的中国徐州已经有了信仰佛教的行为。而在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年，汗哀帝元寿元年，有位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作为使者来到长安，给中国的学者口授佛经，这是当前学术界经常说起的“伊存授经说”，而大月氏国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
佛陀的教法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经过学者们的考证，从南亚大陆的印度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大致分成四条主要线路：
其中一条，从古印度西北部，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新疆，再传入中原; 还有一条，海上的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到达中国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 汉传佛教主要是从这两条沙漠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还有一条，从北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青藏高原，藏传佛教主要是从这条山路传入中国;
第四条，上座部佛教从印度，经现在的缅甸、泰国，传入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
这些线路的延伸和传递发生在不同的年代，途经不同的气候和环境，面对着不同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流派。
公元220年到26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纷乱的时代，曹魏、东吴和蜀汉各统治一地。
曹魏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在洛阳，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时刻，一位叫朱士行的人登上戒坛。这一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正发生着变化。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个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受戒后，朱士行决定从雍州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成为中国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他在于阗，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抄到了该经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阳，自己则在八十岁时在于阗圆寂。
而在藏传佛教里，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在公元779年建成后，也出现了藏地第一批僧人。当时，赤松德赞大力推行佛教，来自印度的高僧寂护担任亲教师，剃度七位贵族出家为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藏族僧人，史称“七觉士”。桑耶寺就此成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佛教寺院。
上座部佛教现在流行于云南傣族地区。这里的《地方志》说，公元七世纪初从缅甸传入了上座部佛教，最早的僧人常在各地游化，直到雨季才在一地安居。现在景洪县曼厅寨附近有一座寺庙的遗址，相传这就是云南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瓦巴姐寺，意为“森林里的佛寺”，建于公元615年。
是什么力量能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和信仰这位释迦族圣人的教导，甚至不惜性命要去遥远的印度大陆取经求法?
两千多年前，黄帝、老子、孔子思想在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青藏高原和其他区域的人们还信奉着非常原始的宗教。这个来自印度的佛教如何能适应和打动他们呢?帝国的贵族们最初把远道而来的佛陀看成是黄帝、老子的同道，这位西天的佛甚至还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当时刚刚进入汉地的佛教被一些人误当作是一种新的、带有异国情调和神奇力量的“道术”，犹如道家所讲的吐纳、导引。
公元179年，汉灵帝光和二年，来自西域大月氏国的支谶翻译了《道行般若经》，不经意间，奠定了以后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
佛经的翻译当时采用了大量的道家术语。不过，想要在士大夫中间弘扬佛法，和尚们首先需要学会用老庄、周易的语言，用中国化的语言去比附、解释佛经与佛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格义”。
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
道安最早建议把出家人的姓统一为“释”，意思是释迦牟尼的传人。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要放弃“格义”这种方法，回归真正的佛教本源。
道安生于北方的儒学世家，当时的北方战火频仍，他带着自己的众多弟子一路颠簸南下，感慨万千，说出了一句至今还在影响中国佛教界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也就是公元379年，北方的苻秦军队攻陷了襄阳，年过花甲的老和尚被礼请到长安，组织翻译佛典。怎样才能译出佛法的真义，又能让中国人理解与欣赏呢?这是道安长久萦绕不去的困惑。他在长安期待着能与远方的一位高僧会面。 这位高僧就是鸠摩罗什。公元343年，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父亲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母亲则是龟兹的公主。他七岁出家，二十岁受戒，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公元401年底，历经多次战争与磨难的鸠摩罗什终于被迎请到了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只可惜，道安在十多年前就已作古，鸠摩罗什称赞道安为“东方圣人”，两位相慕已久的高僧遗憾未及谋面。
鸠摩罗什在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场——草堂寺，一千六年前，称为长安大寺。公元五世纪初，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他在这里译经、讲法，终其一生，翻译了一大批传诵千年的佛经。他译的《维摩经》、《金刚经》、《法华经》，文字优美生动，影响深远。 据说，他在圆寂之前发誓言道：“如果我的译文没有错误，当我火化时，舌不焦烂。”后来果然应验，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内。
中国的译经事业，经历了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七世纪(东晋到隋末)的“旧译”时期，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卓越的翻译家;公元七世纪后，进入玄奘开创的“新译”时代。
公元七世纪，当年轻的玄奘发现中国的汉译佛经并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问时，便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以求融会贯通。西行求法十七年后，他的足迹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数十个王国。
公元645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携带大批佛经返回长安。这一天，宽阔的朱雀大街如同节日般热闹，归来的玄奘备受唐太宗的礼遇。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从天竺带回来的经像。
唐朝王朝给玄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译经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来讲解当天新译的经典。他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玄奘圆寂后，唐高宗失声痛哭：“朕失国宝”。出殡那天，赶来为玄奘送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札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学，吞米桑布札回到西藏后创制了藏文，他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位译经师。
而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译经院产生于赤松德赞时期。七觉士之一的贝若杂那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赤松德赞曾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对大译师贝若杂那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西藏历史上不断出现许多伟大的翻译者，噶瓦拜则、仁青桑波、罗登西绕。公元十三、十四世纪，藏译的典籍论释被编纂成《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现在统称为《藏文大藏经》。
相对而言，在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经翻译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云南傣族地区才出现兰那泰文译注的巴利佛典。稍后随着傣文的问世，云南开始有了刻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
宗教的传播与文明的对话，总是始于经典的翻译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的智者们，用不同的文字，以惊人的毅力，把佛经译为汉文、藏文、回鹘文、蒙文、满文或以傣文转写，为后人留下了传承千秋的中华文化遗产。
公元六七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开始了。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汉传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着深度融合，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艺术的面貌。 天台宗，中国汉传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因为创始人智顗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这位大师被尊称为“东土释迦”。相传他七岁时就能背诵《法华经·普门品》。他以毕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国化，主张“教观总持，解行并进，止观双修”。他的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诃止观》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位于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在智顗圆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为天台宗最重要的祖庭。
三论宗的宗师是鸠摩罗什，他们以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为主要研修经典。这个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国人的后裔。现在南京的栖霞寺是该宗的祖庭。
华严宗实际的创始人是法藏，公元643年出生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
唯识宗，主要发挥“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思想。这个宗派在祖师玄奘之后并没有太久的传承。但是该宗的经典却是历代高僧大德必修的科目。
释迦牟尼佛圆寂前，教导弟子们要“以戒为师”。唐代的道宣律师创立了律宗，代表的是“佛行”，着重研习、传持戒律。唐代的鉴真和尚把律宗传入日本，现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到了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修持律宗最为著名。
称名念佛、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已是现在所有汉传佛教徒十分熟悉的方法。这个宗派以《阿弥陀经》为根本，认为只要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公元四世纪的庐山慧远被认为是这个宗派的初祖。几百年以后，念佛就已风靡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写了一首诗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宋代以后，称名念佛更是广为流传。到了近代，印光法师修持净土宗最受世人推崇。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说，大梵天王在灵鹫山请佛说法，并把一朵金色的婆罗花献给佛。佛陀答应了请求，高升法座，手里持着婆罗花却一言不发。在座的弟子都茫然不解，惟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祖当众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咐嘱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说的“拈花微笑”的故事，所以中国的禅宗世系把摩诃迦叶列为禅宗西天初祖。
相传，禅宗的心法是由西天的菩提达摩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带到了中国。这位东土禅宗初祖在中国的传教并不顺利，他在少林寺外的五乳峰面壁枯坐了九年。禅宗的大放异彩，一直要到六祖慧能——一位传说中目不识丁的广东人。 幼年的慧能，贫穷孤苦，靠卖柴为生。一天，慧能背着刚砍下的柴火到集市上卖。当他路过县城里的金台寺时，被里面的诵经声吸引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听到这句《金刚经》的经文，慧能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领悟。
经过了一段充满传奇的经历，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了他。慧能的后半生大多住在曹溪宝林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直到今天，他的肉身还被供奉在这里。他的法语，后经搜集整理，辑为《坛经》，成为禅宗最重要的经典。
禅宗的流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丛林清规”。公元八世纪，“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农禅结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隋唐形成的汉传佛教八个宗派，后来也被概括为“禅、教、律、净、密”。天台、三论、华严、唯识四个宗派，统称为“教”，也就是“佛语”。明代高僧云栖铢弘，要把“禅、净、教、戒”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奠定了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总体格局。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开元年间，三位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人称“开元三大士”相继来到长安，翻译与传播印度密教的根本经典，创立了汉地自成一体的密宗，被称为“唐密”，然而此派不久便在唐武宗灭佛后影响渐弱。
举世瞩目的法门寺地宫，就是按照唐密仪轨布置的坛场即“曼荼罗”，供奉着佛指舍利。今天我们有幸能穿越千年的时空，依稀感受到唐密当年的兴盛。 在所有宗派里，密宗有些与众不同。其他的宗派被称为“显宗”，而这个宗派是师徒密传，有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该宗派在唐代由空海和尚传入日本，成为“东密”或“真言宗”，至今法脉绵延。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是“唐密”的重要传承之地。
公元七世纪后半叶，印度大乘佛教结合印度教的修行，发展出一种以即身成佛为目的的印度密宗。汉地的“唐密”虽然在历史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印度佛教密宗传到藏地以后，很快就引起了藏民们的崇信，形成至今还很兴盛的“藏密”。 莲花生大师，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意思是尊贵的上师。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 度西方的邬丈那国，现在的阿富汗一带。有一天，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就告诉了国王，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收为太子。因其生于莲花，所以取名“莲花生”。 公元755年，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传说，莲花生大师作礼时，竟然手中喷出火焰，众人见了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莲花生大师就以此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并且建立佛教寺庙传授佛法，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就这样，莲花生大师成为“藏密”的创始人，被藏族人称为“第二佛陀”。
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有不同的四大宗派。莲花生大师所传的教法，后来被称为“宁玛派”，意思是“古老”。该派与西藏传统的苯教有所融合。十七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扶持该派的发展，在青海、四川和云南一带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每年的藏历五月初十，宁玛派的祖庭桑耶寺的喇嘛们会跳起莲花生大师及八大化身的金刚舞。
公元1073年，一位叫贡却杰布的出家僧人来到后藏萨迦地区传教，建造了萨迦寺，创立了萨迦派。在大昭寺内，供奉着萨迦派的祖师们，人称“萨迦五祖”。最右面的祖师就是八思巴。他继萨迦班智达之后，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国师，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和整个西藏地区，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从此西藏也正式归属管辖。
噶举派是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由玛尔巴所创立，噶举是传承佛语的意思。该派特别重视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是藏传佛教第一个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第一个转世活佛称为噶玛巴，意为“行佛行事业者”。明代永乐皇帝赐封其为“大宝法王”，延续至今。噶举派在藏传佛教各宗派里支系最多，今天拥有数量众多的寺院，遍布整个藏族地区。
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年轻人走在去往西藏的道路上，他就是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公元1357年生于青海湟中县，八岁出家，十七岁进入西藏求法。经过艰苦的修行和学习，他通达显密各宗的教义。他面对当时藏传佛教派别众多、混乱和戒律松懈的局面，整理出一套“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严格要求僧人遵守戒律，深入研习，闻思修证，倡导一条循序渐进的觉悟之路。他综合各宗教义后，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中国佛教史上的不朽经典。 1642年，格鲁派在蒙古贵族和清王朝的扶持下，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由此，成为在藏地信徒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派。 这里是位于大昭寺内的宗喀巴祖师殿。宗喀巴圆寂后，传承他事业的是他的两个门徒。
一位名叫根敦珠巴，身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另一位叫克珠杰，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清初，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五世达赖远赴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册封为“达赖喇嘛”，从而确立了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达赖、班禅的转世，从此由正式册封，沿袭至今。
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并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地大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大活佛。
宗喀巴圆寂的日子，现在成了藏族人民的一个传统节日，称为“燃灯节”。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人们都会将点燃的酥油灯放在窗台上，以纪念宗喀巴大师。
今天，藏传佛教不仅是在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中间流行，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族等也有流传。
上座部佛教，在公元七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云南地区。到十二世纪以后，逐渐兴盛。因其从南方的佛教传播路线传入中国，所以又称南传佛教。
明朝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缅甸的公主嫁到云南，她的陪嫁包括缅甸的巴利三藏与各种佛像。在这以后，景洪、德宏等地建造了一批带有明显缅甸风格的佛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也进入了鼎盛时期。现在云南省，除了傣族，还有崩龙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等多个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
就这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不仅深受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的格局和艺术创造。
宋明理学、道教全真派的出现，都是主动吸收佛教教义、方法，甚至寺院制度，特别是禅宗心法的结果。中国的儒学、道教，从此有了全新的发展，而到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还为这片山川大地留下了美丽的痕迹，创造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式。
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三世纪;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后秦，是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 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以气势雄伟而著称;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秀骨清像”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而敦煌的莫高窟，则是一座由建筑、壁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殿堂，规模之大，举世无双。敦煌学也已成为一门长达一百年之久的国际性学科。
“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民间的俗语形容地反映了佛教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从明代开始，民间素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的说法。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地区五台县的东北，那里有像莲花一样盛开的五座山峰，传说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五顶山。在全盛时期，这里的寺庙多达三百余座。这里融合着汉、藏、满、蒙等各个民族不同流派的佛教信仰，至今，仍然留存着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岛的东侧，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位拿着净瓶柳枝、一身白衣的美丽菩萨普度众生，最受信众的膜拜。随时随处，凡遇危难，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位慈悲的菩萨就会随机化现，前去解救。这里今天已然成为中国乃至日、韩、东南亚等国信徒共同的朝圣之地。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境内，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传说普贤菩萨乘坐六牙白象，随缘应化，普度众生，哪里的众生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峨眉山最早是中国道士们的修行场所，山上的中峰寺由道观改成佛寺，正是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
九华山，在安徽省境内，邻近著名的黄山。这里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缘起于这位新罗僧人“金地藏”的修道故事。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的这句誓言，现在成了佛教舍己救人的宣言。
“四大名山”，还有历史上其他的名山大寺，一起支撑着中国人的佛教信仰。既有历史上供奉佛指舍利的陕西法门寺、供奉佛牙舍利的北京灵光寺、无锡灵山等著名寺刹，还有大小昭寺、拉卜楞寺等著名的藏传佛寺，以及香港大屿山，台湾地区的法鼓山、中台禅寺、慈济静思堂和佛光山等重要的现代佛教僧团。
这条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各种民俗、节庆、俗语方言都已渗透了佛教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乃至音乐和茶道，都有一种来自佛教的空灵气韵，禅趣盎然。 今天的中国，广袤的名山大川及都市乡村上遍布着大大小小一万多座寺院，二十多万的僧尼以及多得难以统计的在家信徒。佛教，已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历史结果，也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
中国佛教，历史上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成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在世界文明史上，这些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动了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和谐共处，穿越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历经两千多年，传承着智慧与慈悲，一起弘扬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