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拿命欢迎你的城市，你真敢去吗

各个城市相继以落户、补贴争夺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以及用更大力度的政策与补贴争夺更高端人才的事，已经有不少报道与讨论，有一篇漫画文《这些城市，正在拿命欢迎你》在社交媒体中刷屏，引来不少赞扬之声。不过，这一幕却令我想起那些历史中同样因为就业而在中国大地上迁徙的年轻人。

行政拉人，补贴拉人，制度拉人

从上世纪50中年代开始，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中国就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种做法，到了十年动乱中，陡然扩大。高考停止后，许多中学毕业生无法进入大学，又无工作可做，与此同时，这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令国家意识到需要将他们安置下来。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引用了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知青运动，达到高潮。

动员是广泛而致密的，街道革委会、父母单位、积极分子，会不断到家动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个人很难抗拒。这些不到20岁的青年，从上海到云南，从北京到内蒙，从城市到农村，上山下乡。

入党、升学、参军、招工是知青返城的仅存的几个途径，这一切全由村支书说了算，天高皇帝远之地方，潜规则或悄然或公开的流行起来，送烟送酒、送鱼送肉、送手表自行车的小事之中，尘封着许多女知青不堪回首的往事。

1978年，政治形势松动，从云南回城风潮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

与知青下乡相比，中国的另一波就业人口的迁移，可谓波澜壮阔，激动人心。它不再是行政命令去强制人迁移，但却又的确是行政命令开拓出来的，不同的是，这一系列行政命令指向的是“自由”二字。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立深圳为经济特区。当时深圳是一片荒凉的渔村，羊肠小道、低矮的屋舍，要什么没什么，有的无非是政策，而所谓政策，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经济自由。第一，有了产权的自由，产权清晰，界定到个体。个体拥有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第二，所有经济个体之间的自由自愿的交易规则，构成了市场秩序，没有强买强卖，没有国家定价。

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对经济的干预是百分之百，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控制了经济的各个方面。而在深圳，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开始打破这一禁锢。之后，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无数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涌入深圳的淘金者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劳动力大军浩浩荡荡，在中国大地上迁徙，为了幸福，也创造出财富。

90年代的打工妹们

如果说第一波就业人口迁移，是计划经济下用行政命令强制驱赶年轻人，第二波是用政策释放人的迁徙自由与经济自由，吸引年轻人流动到更加自由地方，创造财富，那么，如今这第三波，就是已经富裕起来的，用钱吸引人。

大力度给补贴的地方，正是更大的地方

用补贴吸引人的政策，其根据或许是“涓滴效应”。所谓涓滴效应指，企业税表面上是企业买单，大部分最终被转移到了劳工身上。按照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说劳工承担了企业税的实质负担（tax incidence）。所以，给企业减税，最终等于给劳工减税。类似这种思路，补贴给毕业生，补贴给高端人才，留住更多的人才，制造出更多就业岗位，繁荣地方经济，最终，这笔钱又收回来了。

但是，目前各城市的政策，并没有明显的基于工作岗位、或者产值，也不是基于税收的优惠，而是給户口，补贴，直接发钱。这种政策相比于减税，效果更加存疑。

酷玩实验室推出的漫画《这些城市，正在拿命欢迎你》

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的政策，不仅仅要符合经济效率，也要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

在这一波抢人大战中，有的城市，本科、硕士、博士生落户，3年内分别按每人每月500元、1000元、15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可是，这座城市，从2017年7月1日起，全市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5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60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32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380元。哪一根黄金更高贵一些或许没有答案，可人却的确有贵贱之分。

对各类毕业生，有的城市还6万、10万的给着购房补贴。至于高端人才更是出手大方，300万、500万，送住房。但是，给一个博士生6万购房补贴的地方，城市低保标准为635元，乡村低保标准为425元，也就是说，一个博士生的住房补贴，可以让一个农村低保户过12年，或者，让一个低保户的生活，好上一倍，有钱买药。

那篇刷屏的漫画，以大学毕业生的视角叙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自怨自艾，说自己是“属于同龄人正在抛弃的那种人吧”。但是，不要忘记，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层次中，大学毕业生，已经是社会的强者，更不用说，硕士生、博士生。至于那些博导、硕导、学科带头人，更是金字塔尖的人。在这一系列政策中，真正被一个城市抛弃的，并不是这些大学生，而是那些真正的穷人、弱者。

是的，这些城市，正在拿命欢迎你，可是，在拿谁的命呢？

这更像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指由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派生出来的西方社会学流派。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

达尔文主义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中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所谓马太效应指社会两极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正因为马太效应的存在，所以，需要出来平衡市场的失灵，但是，却在补贴强者。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然的法则，是损减有余来补充不足。人类社会世俗的作法却不然，而是损减贫穷不足来供奉富贵有余。谁能让有余来供奉天下呢？只有有道之人。

损不足者，奉有余用者，用补贴去吸引富人，可能恰得其反。

茅老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替穷人办事，替富人说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我们国家，富人往往有一种道德上的原罪，与此同时，他们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体现，他们的需求，是一种制度需求，所以需要更多的公共发言，从而促进制度改善，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至于穷人，需求是物质性的、具体的，所以，干脆直接“给穷人办事”。

所以，富人们、强者们喜欢的地方，是更有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公仆意识，营商环境更好，法治完善，政策更透明的地方。他们有能力创造财富，只需要好的外部制度条件，所以，吸引他们的是创造财富的条件。他们需要的是制度而不是钱。

对一个理工科博士来说，6万元的房屋补贴，又算得了什么呢？本科生、硕士生、需要的是良好的员工保护法治环境；如果他们去创业，希望不被基层办事人员刁难；至于博导、学科带头人，到一个地方办企业，除了产业链的完整等因素之外，在政策层面，希望地方给出的政策有持续性，不被“关门打狗”。

但是，政策却把钱给了需要制度的人。讽刺的是，这变为一个警醒：一个不要穷人、弱者，只要富人、强者的地方，制度真的能跟得上吗？

各种补贴抢人的政策，实际上产生出一种内生的矛盾：越是能够出台这种达尔文式政策的城市，比如，能搞出誓师大会、能大力给出补贴的地方，的权力就越大。而权力越集中，可能需要“裙带关系”的地方就越多，营商环境相对会较差。一个大学生，4000块的创业补贴，又够送几次礼呢？现在能够快速的落户，以后能方便地迁出吗？

在这些方面，北上广深仍有优势。

前段时间，我开车无意间走错了道，被警察拦下了，我争辩说道路标识设置不合理。警察说，你觉得不合理，可以申诉，上海是一个法治的地方。“上海是一个法治的地方”，警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颇有一些优越感的。这当然是事实，前段时间，逃离北上广，尔后又逃回北上广，一部分原因，正是如此，无需累述。

当然，北上广深也有补贴，同样嫌贫爱富，但相对而言，更高端的补贴政策，相对更加高效一些。因为名誉、专利、技术，都是一种识别机制，虽然这种识别机制仍然不如市场竞争来得高效，但相对对于大学毕业的普遍性补贴，相对更合理一些。

你应该去的，是高人均GDP的地方

张五常说，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各地的竞争，当然是重要的，积极的，但是，同样是长期的。做好一地的制度建设，改变观念，改变一地的经济禀赋，从而改变一地的经济，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各地陷入抢人大战，这种短期、粗暴的政策博弈中不能自拔，既伤害基本政治伦理，从长期来看，也是极其低效的。

毕竟，真正决定人口流向的是城市人均GDP。人均GDP，就是每一个人一年内的产出值，这与个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收入、机会息息相关。

以美国为例，各州的人口与GDP相差极大，分布极不均衡，但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美国是一个人口流动自由的地方，这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均衡状态就是各地人均GDP接近，反过来说，人就应该去高人均GDP的地方。2016年，上海人均GDP达11.4万元，北京为11.5万元，广州与深圳更高一些，分别为14.5万元与16.4万元。同为万亿GDP的城市，苏州、长沙、武汉、杭州也差不多在这个数量级。

当然，各城市之间，或许仍可政策竞争，比如，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采取相同的个税标准显然不尽合理，那么，可否让各地设置不同的个税标准呢？

无论如何，减税，比补贴更符合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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