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唐报告》的命运
自治和法治是上海繁荣的根本保障，提供了中国辖区从未有过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上海如果落入国民之手，秩序和诚信都将不复存在。
命运经常用凡人无法看见的线索，将天南海北连接在一起。1929年，上海市议会从Stirling Fessenden的华府之行得到暗示。如果上海原住民想要声索命运自决的权利，就应该提出专家草拟的具体方案。“上海问题”一时与“萨尔问题”和“但泽问题”齐名，加入欧美大学生练习辩论技巧的常规题库。霍恩贝克教授归纳了十个要点，内容和形式都非常符合古今东西教辅书籍的要求。太平洋两岸三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帝国和中华民国）的师生趋之若鹜，东吴大学的第一代国际法研究者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印象。这些习题即使放在此时此刻，也完全值得推荐给广大国际关系学应试爱好者。强世功和戴耀庭的学生，特别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
一、从历史角度考虑，上海租界－居留地的起源是什么？欧裔原住民和华裔新移民的论据，各有什么历史依据？
二、中国反对维持现状，理由是什么？
三、上海维持现状的理由是什么？上海人为什么不能接受中国的要求？
四、国际社会在过去三年内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
五、上海如果交给中国，华裔学生和欧裔学生各持什么立场？
六、据此，什么措施值得采取？
七、上海公共租界、北京使馆区、铁路沿线居留地的法律地位有何相同与不同，各自享有什么特许权？
八、中国对这些特区的统治方式和方法是什么？
九、中国有没有吞并这些特区的图谋？
十、上海在以上整体局势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当前的法律地位和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吴经熊
吴经熊 （1899-1986，浙江鄞县人，法学家，曾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代理院长、市政法律顾问，提出过“在承认中国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委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行使对越界马路的管理权”等方案）的学生们如果愿意等到年满八十、无所顾忌的时候再来答题，交出的答卷大概会是下面这样的：
一、从历史角度考虑，上海是中世纪法人团体在远东的分支。伦巴第同盟（12世纪形成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联盟）在伦敦和巴黎的殖民地、哈德逊湾公司和马萨诸塞公司在美洲的殖民地、荷兰人在波斯和日本的特区、浩罕商团在喀什的特区（1835年，清廷承认浩罕汗国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表（阿克沙哈勒），并在乌什土鲁番、阿克苏、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派驻商务代办（也称阿克沙哈勒），他们受喀什噶尔代表的管辖。这些阿克沙哈勒有领事权力，对来到六城地区的外国人行使司法和治安权，而且有权对外国人运入六城地区的全部货物征收关税），都是上海的同类。原住民认为自己是大清皇帝和英法美列强共同批准的合法业主，新移民甚至连雇工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在上海生存的唯一法理依据，就是难民接收人道主义救援的权利。世界上大多数难民营都没有自由迁移和私有财产的权利，工部局待他们已经格外宽厚了。华裔新移民当中的有产阶级要求同等的选举权，已经得到满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华裔和日裔议员在工部局（市议会）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国民通过将黑社会和帮会领袖纳入党部领导的方式，宣称自己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要求取消上海自由港的特权，包括远东最古老、最成功的议会制实验。
二、国民要求以全世界所有华语居民和大清帝国曾经统治过的所有地区和居民为原材料，建构全新的国族神话。中国如果解释为大清的继承者，就有义务保护上海的条约特权。中国如果解释为构建新共同体的革命运动，大清帝国、大英帝国、东亚现存所有国家和条约体系都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对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上海是东亚条约体系的试金石，正如但泽是欧洲条约体系的试金石。维持现状，意味着自由贸易和经济繁荣。上海所有居民无论族裔身份和阶级地位如何，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再维持现状，意味着各方恢复战争和单边行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将是最大的输家。
但泽自由市
四、国际社会的共识正在迅速瓦解，大英帝国不肯继续支付世界警察的成本。大萧条开始后，威斯敏斯特越来越反对英帝国以外的各邦继续搭便车。上海一向依靠皇家海军和国际共识的保护，正在沦为亚细亚的孤儿。南京、东京和莫斯科的决策者受到鼓励，一面提出了相互矛盾的声索，一面加强了对上海的渗透。过去三年来（1927、1928、1929），上海警方越来越不敢制裁背景雄厚的恐怖分子。纳税最多的人口不断流失，迫使市议会进入赋税增加－纳税人逃亡的恶性循环。杜月笙这样依靠革命势力支持的黑社会大亨，公然以无产阶级保护人和平行的姿态出现。自由港面临欧裔资产阶级和华裔无产阶级两大政权并立的局面，而且优势的天平正在向后者一方移动。
五、国民推行以党治国，学生会和工会纳入党部管理的速度比商会和专业团体快得多。他们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就能在革命当中赢得更好的前程。随着资本逃亡和就业机会枯竭，革命饭的相对优越性更加突出。上海的欧裔学生有资格在欧洲和全世界就业，本埠头对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吸引力。
六、上海的统治阶级可以效仿波兰地主和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政权，推行麦卡锡主义的政策。如果必要就放弃议会制的传统，将政权交给自己的弗朗哥和毕苏斯基。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和决心，就只能将自由港交给任何有能力和决心保护自由贸易的强国。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政策，都只能是急性或慢性、明智或不明智的投降。投降以后的上海必然恢复到松江府的正常状态，沦为众多编户齐民当中一个或几个赋税特别重的郡县，献出自由贸易的残余财富，添补驻马店和梁山泊造成的亏空。国民集中了列宁和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不难让李贽（1527-1602，回人，祖上是航海贸易世家）和倭仁（1804-1871，蒙古正红旗人，理学家）忘记祖先在大草原和印度洋享受的财富。
七、公共租界是自由港资产阶级自我治理的政权，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意志，包括自己的民兵和警察，需要条约各国的保护，但并不接收条约各国的治理。北京使馆区是各国主权领土的延伸，其居民必须服从相应主权国的法律和意志。铁路沿线特区是各国铁路公司的财产，公司所在国负有维持铁路沿线治安的特殊义务，在战争时期可以对铁路实施军事管制。铁路沿线居民对铁路公司的经营和护路军队的管制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管理权。
八、国民通过特务组织渗透和黑社会整合，依靠法律上属于刑事犯罪的恐吓手段，索取华裔居民的金钱和服从。如果后者愿意以爱国捐献和爱国运动的名义予以配合，就可以得到较多的面子和下级代理人的资格，通过发展下线弥补上线造成的损失。国民谨慎地避免直接伤害欧裔居民的人身，满足于学生和社团的低烈度骚扰。这些骚扰能够有效地迫使生活质量关注度最高的上层居民移民，又不致于构成外交上的把柄，缓慢而有效地改变上海的人口结构，为瓜熟蒂落的回归打好基础。国民对使馆区采取消极政策，因为侵犯领土等于宣战，而且使馆区也没有值得一提的产业和收益。国民对铁路公司的政策类似上海，通过地下组织和社团的骚扰破坏，导致铁路经营由盈利转为亏损，希望不付代价地接管铁路，但由于铁路同时也在军方的管制之下，单纯的亏损不足以导致公司破产撤退，反而足以导致鸽派（让步政策的主要动机不外乎分享经济合作的红利）失势。满盘皆输的九一八事变，就是这种政策的自然结果。
九、只有才愿意撕毁条约体系，这是国民革命正当性的核心。国民如果放弃吞并或回归的企图，就会将自己由革命者降格为犯罪分子。同样的问题对北洋仅仅意味着能干和无能的区别，对就意味着国父和罪犯的区别。北洋能够退休，国民不能退休。
十、上海是条约体系的卫城，自由贸易的试金石。上海如果不复存在，维护条约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就会损失一半以上。上海的法律地位非常明确，只有通过革命或战争手段才能动摇。如果法律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上海问题一开始就不会存在。上海成为问题，本身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结果。革命的成功或失败都能解决上海问题，但都不是法律力所能及的。
Stirling Fessenden漫画像
Stirling Fessenden（费信惇，美国人，曾长期担任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首脑。1920年入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1923年—1929年任工部局总董。）出身美国律师界。地球上如果还有任何人比美国律师更笃信法律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性，恐怕就只有美国了。上海的美国律师相信华盛顿的美国外交官，邀请南非法官理查德费唐出山。费唐出身古老的林肯法学院，擅长将布尔战争的政治问题转化为开普和德兰士瓦的法律纠纷。美国人看到他居然能将好望角的英国人和比勒陀利亚的荷兰人忘记世仇，构建成一个政治民族，觉得即使发明法兰西德意志合众国，也没有什么不合理或不可行的地方。上海资本家以通情达理著称，不应该比偏执的布尔农场主更难侍候。1930年，工部局邀请费唐来上海。六个月后，他们得到了美国人推荐的“建设性意见”。
Report of the Hon. 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第一卷叙述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形成的历史及其现状，分析上海成为中国商业和工业中心的各种要素，第二卷提出上海公共租界未来的设想与具体规划，第三卷探讨界外道路问题；第四卷补充前述各项问题。报告严重伤害了上海进步学生和英语华人名流的感情，这两种人在当时和后来都是仅次于黑社会和无产者的爱国中坚。费唐不负责任地声称：上海之所以能聚集财富，就是因为排除了中国的管辖权。自治和法治是上海繁荣的根本保障，提供了中国辖区从未有过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上海如果落入国民之手，秩序和诚信都将不复存在。华裔居民缺乏自治能力，至少需要几十年的训政。训政必须建立在宪法性文件《土地章程》之上，太平军难民的后裔不是也不可能自由港的宪法主体。中国应该颁布新的宪章，重申和确认自治团体的古老特权。
五卅运动
各地党部作为新中国的设计师和先锋队，自然要站出来代表他们自己带头想象的共同体。“当兹全国民众，一致要求撤废租界之时，费氏丧心病狂，谓上海公共租界，尚需扩充，工部局权力，急应扩大，其侮辱我民族为何如哉！”（《绥特党部通电驳斥费唐报告》，《日报》1931年8月3日，第2张第4版）他们不能说：“白种人做得到的事情，黄种人凭什么做不到？”因为这是日本人用滥了二十年的台词。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体系要优越得多，因为自己的欲望就是平等条约和不平等条约的唯一鉴别标准。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差异，就多多少少有一点客观性。“慨自鸦片战争以来，迄于今日，我国家民族所受之压迫，实创巨而痛深。经济之枯竭，莫不以列强藉不平等条约为利器，剥削我民族之生机；政治之纷扰，莫不以列强藉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增长国内之乱源；社会之窳败，莫不以列强藉不平等条约为特权，破坏法制，任意宰割，豢养军阀，荼毒生灵。要之，我国家民族之所以贫弱、凋敝，窳败一至于此者，靡不以不平等条约为其根因也。”（《工部局表示赞成费唐报告 两路特党部宣言驳斥》，《时事新报》1931年7月24日第3张第1版）
民族如果存在，群众肯定会自发地保护自己的共同体。帝国主义的传声筒《北华捷报》很快收到义正辞严的群众来信，作者自称是一位关心外国事务的中国学生。后人发现，这位学生名叫颜惠庆（1877-1950，在北京历任外交次长、外交总长、国务总理等职。1931年后曾任南京驻美、驻苏大使等职。1949年后当过）。他是前任的外交部长，他的信是由现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交给报社的。不过，这些曲折都不影响舆论导向在当时的成功。英国驻上海领事布伦纳都开始向国内汇报：费唐质疑中国人建立文明政体的能力，造成了不利的舆论影响。王正廷的操作在不明真相的国际友人当中，无疑发挥了迎头痛击的作用。普通学生都有这么高的水平，费唐凭什么说中国人素质不高？
费唐（Richard Feetham）
这封群众来信确实有理有节，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今天的类似文章，很少能够给人留下同样良好的印象。作者并不撒泼痛骂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反而充满同情和理解地指出：费唐作为法官无疑非常优秀，谁也不会怀疑，只是他不了解外交和东方，这也不是他的错。隔行如隔山，谁不是这样呢？工部局给他的时间太少，他连看书都来不及的。他自己是盎格鲁人，迷信所谓的自治与法治。我们能够理解，谁不喜欢吹家乡的土特产呢？然而要讲理性客观中立，英国人那一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人就不在乎自治，难道就没有繁荣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哪一点不安全了？天津的刑事案件难道比上海多？
费唐的本意明显是指资产阶级抵抗统治者武断侵犯的安全，而且无可辩驳的程度几近老生常谈。英国人在这方面优于法国人，法国人又优于亚洲人。优秀的引导者不应该一味企图驳倒对方，因为反驳必然会给对方提供论据；而是应该巧妙地歪曲对方的原意，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布伦纳忍不住击节点赞，称之为“微妙、得体、恰到好处”。费唐后来发现英国外交部不肯支持他的计划，布伦纳先入为主的报告起了很大作用。国民不久就如愿以偿，开始享受没有帝国主义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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