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官“养廉银”有多少足以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
清代“养廉银”制度实际上设立在雍正、乾隆两朝，分为外官和京官两个阶段进行。清代外官“养廉银”发放在雍正朝财政改革后，已为学者所论证明晰。清代京官“养廉银”问题则是在乾隆朝解决的，学界关注较少。
雍正即位之初，各地官吏征收钱粮火耗日渐增加，按惯例地方官向户部交纳钱粮，每一千两税银，加送余平银二十五两，饭银七两。雍正帝进行财政改革实行耗羡归公。通过耗羡归公，清将原分散在各地方的耗羡收入的所有权、支配权收归国有。同时将其中的一部分拨出通过“养廉银”的方式补贴外官的私人生活或一些公务开支。此次财政改革对各级官吏来讲是变暗收为明补，革除了地方私征滥派的弊端。耗羡归公与养廉银的发放既是清代雍正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清王朝加强集权在财政上的一个表现。 外官经过雍正朝养廉银制度的实施解决了后顾之忧，京官的养廉问题也逐渐被提出。雍正六年（1728）开始给礼部以外的五部尚书、侍郎多发一份俸禄，称“恩俸”，但是标准远远低于外官的“养廉银”。乾隆帝即位后，体恤京官的艰辛，特意在户部余银中拨款养廉，通常以饭银的名义从地方征收并发放，如有剩余兼做办公之用。“朕临御以来，洞知京员俸禄所入，未足供其日用，深为厪念。以量入为出，国有常经，必须筹划周详，始可施行久远。今查得户部有平余银两，系各省与正供随解之项，每年约有十六七万金不等。此项银两，在内在外，原存贮以备公事之用者，若即以分给部院办事之人，作为养廉，于情理亦为允协。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查明部院各衙门事务之繁简、官员之多寡。其原有饭银，已足敷用者，无庸赏给。其不敷者，酌量加添。其向来并无饭银者，酌量给与。至翰詹京堂等衙门，虽事务不繁，而淡薄较部院更甚，均当令其一体沾恩，可按数分派。” 当然京官因所在部门不同，饭银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区别。乾隆七年（1742）故刑部尚书刘吴龙遗疏内称：“在京部院衙门，皆有饭银，而户部银库养廉，尤为丰厚。惟内阁、吏部、礼部等衙门，未获一体邀恩。” 乾隆帝解决京官的“养廉银”问题最后的落实情况如何？京官“养廉银”的发放标准、时间、数额等如何？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自撰的《王文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和资料。 王际华，字秋瑞，号白斋，别号梦舫居士，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十六日。他是乾隆十年（1745）一甲第三名进士，随授编修，三年后升侍读学士。乾隆十四年（1749），奉命入值南书房。后充湖北考官，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辗转任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升礼部尙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后迁户部尙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卒，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王文庄日记》为王际华乾隆三十五年（时为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王际华以户部左侍郎擢为礼部尚书）。和乾隆三十九年（时为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调礼部尚书王际华为户部尚书）。所记日记，国家图书馆藏有手稿本，影印版收录于《历代日记丛抄》。该日记逐日记录，通常依次记录，包括时间、天气、工作、交际等情况和重要家庭事务。当然，其中还记录有每日生活的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支出的情况。关于经济方面的记录，在乾隆三十五年日记中记录较少，在乾隆三十九年日记中较多。王际华身为户部尚书，亲笔记录收支情况的经济资料非常难得。 清代官员的俸禄，清初承袭明制实行低俸制度。京官正从一品俸银180两，禄米90石，依照品级而递减。王际华当时除俸禄之外的主要收入是饭银。饭银，是清代京官俸禄之外的补贴，各部之间并不一致，名目也有区别。王际华日记中出现了各种“饭银”的记载，如“正月廿八，收铜批银二百三十二两。”“二月十二，收正月开印后八日捐纳库平银三十六两一钱一分零。” 以上各种“饭银”，名目多样。铜批银，也称为铜批饭银，是“饭银”的一种，时间较为固定，基本每两个月记录一次，全年共6次，每次二百余两，总计约一千三百两。其余的饭银总计约七千六百两，其中以头卯、二卯等饭银为最多。头卯、二卯、三卯等饭银，从其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就是因当差而发放的津贴。各类饭银总数约近九千两，这些“饭银”即是以不同名目发放的“养廉银”。王际华收到的各种补贴收入数额远远高于自身品级所应得的俸禄。除饭银外，京官还会有一些地方官员孝敬以及其他的灰色收入。应该说，王际华身为户部尚书要职，所得待遇比其他京官更加丰厚、优渥。 《王文庄日记》中所记录的经济资料比较真实可信，尤其是日记私密性使其中记录的数据很真实、鲜活和具体，同时弥补了正史中有关京官“养廉银”资料的匮乏，并且可以让我们在一位户部尚书整年家庭经济情况的背景下考察“养廉银”的数额和作用。王际华每年饭银大约在万两左右，这与经过规范过的外官“养廉银”大体相当，足以让其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养廉银”是其家庭基本生活消费之外进行社会应酬和经济往来的强大经济后盾，这与雍正帝进行财政改革设立“养廉银”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补贴官员的俸禄不足的初衷是契合的。 《王文庄日记》对清代京官“养廉银”进行了印证，京官“养廉银”从乾隆元年的“酌量加添” “酌量给予”到后来逐步形成惯例。从这些真实的、具体的记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代统治者雍正帝和乾隆帝在财政改革和政治治理方面的轨迹。 （李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助理，研究方向清代政治史、经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