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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作恶多端的大太监刘瑾，在北京，迎来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被判处极刑：凌迟。

明武宗下令，必须将其凌迟3357刀，且要分三天割完。

第一天，3名刽子手轮流上阵，先对着他的胸脯开刀，每割10次，就对着他大声吆喝，同时休息一下，以防止他晕了过去；第一天，一共割了357刀。当天晚上，刘瑾被押回牢里，他居然胃口很好，还吃了两大碗粥。

第二天，行刑继续。依旧是每割10刀歇一会，京城百姓纷纷拿钱贿赂刽子手说，一定要慢慢割，以解心头之恨。这一次，刘瑾终于熬不住了，几十刀后，他就一命呜呼。

▲清代凌迟情景。

然而皇帝有令，人虽然死了，刑罚还得继续。

最终，刘瑾被割足了整整3357 刀。

他死后，围观的京城百姓仍不解恨，纷纷拿钱向刽子手购买刘瑾被割成细条的肉吃下，觉得如此方才解恨。

尽管作恶多端、罪有应得，然而血肉模糊的刘瑾所受的刑罚，依旧让人不寒而栗。

刘瑾受刑这一年，凌迟，在这个古老的帝国被列入正式的刑法，已经有500多年时间了。

在北方的辽国，凌迟作为死刑的其中一种，最早被载入了刑法——《辽史·刑法志》记载：“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而凌迟，正是来自于汉语对契丹语“腐割”的音译，同时它的意思，取自《荀子·宥坐》中的“陵迟”一语，是指要让行刑过程如同逐渐升高的山坡，让犯人缓慢地、极其痛苦地死去。

作为一种酷刑，凌迟的原型，在这个血腥的帝国早已存在：起初，中国古代先是出现了将犯人进行肢解的“磔”刑（分裂尸体后砍头、悬挂首级尸体进行示众），据记载，春秋时期的名臣伍子胥就是被处以残酷的“磔”刑；秦汉时，又出现了将犯人剁为肉酱的酷刑“菹醢”[zū hǎi]。

▲ 剧照：伍子胥被处以残酷的“磔”刑。

到了南北朝时，北魏皇帝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所杀，叛乱平定后，群臣们将参与叛乱的几十名宫人“脔割而食之”，“脔割”，是关于凌迟原型很早的记载；到了东魏时，残酷嗜血的高洋，更是将徐州总督兰钦子京“轻刀脔割”，并将他的头颅雕成酒具；南朝的宋后废帝刘显，更是曾经亲自动手，将臣子“脔割”致死。

太过残忍的“脔割”之刑，即使让见惯了各种残酷刑罚的古人，也为之触目惊心，所以在漫长的古代史上，古人将“脔割”之类的凌迟原型刑罚，并未正式载入刑法，由于国家法典并不支持，所以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的辽国将其载入法典后，凌迟才开始正式进入了国家法典，成为法定死刑的其中一种。

宋辽时期，凌迟仅仅是限于特殊命案，以及谋逆等重犯。

《宋史·刑法志》记载说，“凌迟者先断其肢体，次绝其吭（咽喉），当时之权法也。”

在北宋刑法史上，凌迟，在后世以仁善闻名的宋仁宗时期，开始大量使用。

北宋时期，巴峡、荆湖一带民风仍然原始野蛮，经常出现将路人诱杀后，将人进行肢解、割断耳朵、鼻子，进行“杀人祭鬼”的残酷祭祀行为——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官员罗处约在出使峡州后，就向朝廷汇报说，巴峡一带的人，经常花钱雇人杀人，名为“采牲”，意思就是将人杀死后，作为“牺牲”“奉献”给鬼神。

由此，当时的重庆、湖北、湖南一带也出现了一个产业链，一些血腥匪徒经常受雇，将路人残杀肢解后，卖给富人进行“祭鬼”——对此，宋仁宗就曾经下令将一对杀人卖尸祭鬼的土著兄弟“向祚、向收”进行凌迟处死。

宋仁宗愤怒下诏指出：

“如闻荆湖杀人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

▲面对“杀人祭鬼”恶徒，宋仁宗愤怒要求进行“凌迟”。

到了南宋孝宗时期，荆州两湖地区的“杀人祭鬼”恶俗仍然盛行，对此，南宋不得不发布“杀人祭鬼禁约”：

“访闻本路所在乡村，多有杀人祭鬼之家，平时分遣徒党，贩卖生口，诱掠平民，或无所得。则用奴仆，或不得已，则用亲生男女充代，脔割烹炮，备极惨酷，湘阴尤甚。”

对此，南宋规定，对于抓到“杀人祭鬼”恶徒的，不论首犯还是从犯，一律“凌迟处斩，家属断配，家业抄籍充赏。”

然而，一种刑罚一旦出现，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尽管法的原始目的是为了震慑恶徒、惩恶扬善。

到了宋神宗时期，凌迟作为一种国家刑罚，已经开始出现滥用情形：“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当时，一些残暴的酷吏，更是在凌迟中对犯人直接活摘心脏，“所不忍言”，对此，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陆游，就曾经在《渭南文集》中指出，受到凌迟刑罚的犯人，往往“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就此，陆游向朝廷上书请求废除凌迟之刑，并称凌迟太过残酷，“感伤至和，亏损仁政。”

但是，宋朝并未废除凌迟，相反，凌迟在宋代时正式进入了汉人朝廷的法典，被编入《庆元条法事类》，成为与斩刑、绞刑并列的死刑名目。

随着明清专制社会的发展，凌迟的适用范围也被进一步扩大。

北宋时，对于凌迟开始泛滥的形势，翰林学士钱易表达过自己的忧虑：“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则后代相承，益为常行矣”，到了元明清时期，这种忧虑，逐渐成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到了明代时，尽管《大明律》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宗庙、山陵及宫阙的人，才适用“凌迟”，然而，凌迟在此时早已泛滥使用，并且从宋朝时的“寸磔”八刀（脸部、四肢、生殖器、胸腹、砍头）到120刀，到明朝时，逐渐演化成了后世被称为“千刀万剐”的数千刀之刑。

由于宋元明清历代刑法，并未详细规定凌迟的行刑标准，因此，刽子手如何发挥，就成了关键所在，到明清时期，凌迟的行刑过程也越来越复杂。

▲名将袁崇焕惨遭凌迟处死。

当时，有的刽子手喜欢用利刃，有的喜欢用钝刀；有的先从左右胸膛开刀，有的先从左右眼皮开刀；有的是先斩断犯人的肢体再割肉，有的则是先慢慢割肉、再斩断肢体；

在性别方面，如果是女性犯人，则凌迟行刑会先割下乳房，然后再割胸肌，接着割生殖器；如果是男性犯人，则会先割胸肌，然后再割生殖器；然后，刽子手才会开始割犯人的大腿、双臂、腹肌、臀部，最后才是割耳、鼻、眼、唇。

每次下刀时，刽子手的助手还会负责报告所割的刀数，然后将割下来的皮肉，放在桌子上排列等待检查；有的则是直接扔到地上，有的甚至是直接将肉卖给围观的群众。

而国人的残酷、血腥和愚昧，也在凌迟的行刑过程中体现无遗。

1630年，一代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下令凌迟处死，被用渔网罩住（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后，被剐了3543刀，惨烈致死，而围观的民众竟然争相购买袁崇焕的肉去吃；就在大明王朝灭亡前五年，1639年，忠臣郑鄤由于得罪当时的内阁首辅温体仁，被污以罪名凌迟处死，当时，刽子手一边割肉，一边一条条地进行出售，很多市民甚至买肉去做药引子，对此当时目睹惨状的计六奇写道：

“归途所见，买（郑鄤）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指北京街市）。”

可谓惨烈之至。

到了清代时，凌迟更加被残酷扩大使用，乾隆皇帝在炮制文字狱时，对于文人也很喜欢使用凌迟酷刑；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过程中，对于太平天国北伐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翼王石达开，以及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都是处以凌迟极刑。

石达开在被行刑时，他的部下忍受不了凌迟的残酷，“所属不胜痛楚惨呼”，同时受刑的石达开尽管血流全身，却对部下们说：“就不能忍一忍吗？你们要想想如果我们能抓到他们（清廷官员），不也是这样吗？”而至死，石达开吭都不吭一声，“至死寂无声。”

这种残酷的刑罚，也使得当时在华的外国人触目惊心。

▲清军对待太平军的残酷刑罚，深深震撼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63年6月13日），当时英国人办的《华北先驱周报》，就报道了清军是如何凌迟处死太平军俘虏的：

“太仓被占领的次日，上午十一时光景，有一大批俘虏被押送到卫康新附近清军营地。这批太平军，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些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棵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

很多太平军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酷刑，他们的衣服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受到了最精细的残忍酷刑。他们身体的各部分全被刺入了箭镞，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别种方法。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清军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像个魔鬼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100多年后，再读这些文字，最爱君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在这片号称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土地上，竟然存在过如此残酷的刑罚。

面对满清如此惨无人道的刑罚，一位外国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就在《华北先驱周报》报道清军虐杀太平军三年后，1866年2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专门就废除凌迟一事，向大清帝国总理衙门递交了说帖，促请清廷废除凌迟酷刑——对于英国人的愤慨，清廷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满朝文武对此争论不休，当时清廷有人主张应该宽刑待民、废除凌迟，但反对者则认为应该用严刑峻法来治乱，最终，考虑到国际观瞻和照顾洋人的脸面，大清帝国才最终跟威妥玛达成协议：

凡是洋人交出的中国犯人，不论是什么罪名，统统都不使用凌迟。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上书清廷，促请废除凌迟。

在此情况下，清廷内部关于是否废除凌迟，也掀起了一场长达四十年的争论，当时，清朝法学家薛允升，就专门引用了宋代陆游的观点，提出应该恢复汉唐传统、废止凌迟；

1905年，薛允升的门生、法学家沈家本与伍廷芳联手，坚持上书清廷，请求废除凌迟，最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清廷最终批准了沈家本拟定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决定永久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

至此，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凌迟酷刑，才最终被废除终止。

在凌迟被废除之前半年，1904年10月，罪恶滔天、在1900年乘义和团之乱乘机杀死乡人李际昌一家十一口人的恶徒，甚至还中过顺天乡试举人的大挑知县王维勤，也被处以凌迟极刑，相传，王维勤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处以凌迟的罪犯。

而另一种说法，根据近代翻译家林纾在《畏庐小品》中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处以凌迟的罪犯，则是清末北京城一带的恶棍康小八，当时，康小八在北京城到处掳掠强奸妇女、盗抢杀人、无恶不作，在被五城练勇缉拿归案后，康小八最终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3784刀处死。

林纾记载，对康小八行刑时，北京已久旱无雨；行刑后，北京城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对此有人说，这是上苍惩罚恶魔，老天，终于开眼了。

一部凌迟史，至此，终于落下帷幕。

参考文献：

董佳：《酷刑“凌迟”的废除》

成卫军：《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