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二）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诚信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建立诚信机制？对这个问题，可能德国当代思想家卢曼讲得最好。我看过卢曼写的一本书叫Trust and Power，他说我们人所处身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太复杂了，一个人要认真负责地去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十分困难，于是人类便发明了一些简化系统，把它们置于人与环境之间，作为人与环境沟通交流的便捷工具。人通过这些简化系统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就可以免掉繁琐的程序和无法穷尽、理解的信息，这样就节约了交流或交易的成本。在人类纷繁复杂而又稳定有序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简化系统。比如人类语言就是一个简化系统，使用这个系统才能方便地了解外部世界和其他人的意思。货币也是一种简化系统，因为货币中介简化了人类物物交换的经济活动。卢曼认为，信用就是一种简化系统，而且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简化系统之一，它具有简洁明了、确信无疑的信息传递机制。他说信用将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变为一个二元的选择，即信还是不信。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大致意思是：信用没有消除风险的功能，但可以帮助我们勇敢地跳入不确定性当中去。比如我今天和你签订一份交易合同，你到底会不会如期履行，反过来我会不会如期履行，谁都不敢打这个包票。但我们互相信任，就是这个“信”字，让我们勇敢地跳入这桩具有不确定性的买卖当中，这个协议马上就签了。如果我们互不相信，这个合同就签不成，或者我要花十天半月甚至一月两月，去调查你的资信情况，这个交易成本就高了。

我们前边说了，为什么要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就是因为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但如果市场经济当中没有诚信，那么市场经济同样没有效率，而且可能比计划经济效率还要低下。比如在计划经济中，大米、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国家有定价，你要买多少斤，开钱就买了，效率很高；而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卖方把价叫得高高的，买方又把价压得低低的，然后要花许多时间去讨价还价，交易成本就高了。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只有我们相互之间以诚信对待，才会减少交易成本，维持正常的交易秩序，增加成功的几率，这就是信用的价值。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许多支付不是及时兑现的，而是建立在各种信用手段之上。如果没有诚信机制，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我们国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客观的讲，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诚信度很低的社会。这里指的是公民社会，不是指国家和，从建国以来中国在国际上一直具有很高信誉，是一个说话算数、让国际社会信得过的。但是在国内公民社会中，公民与公民之间，企业法人与企业法人之间，公民与企业法人之间，公民、企业法人与之间，诚信度很低。在国内市场上，交易的双方或多方都不够诚实，一句话可以做成的买卖，要花许多的时间去讨价还价，合作成本很大。由于社会上缺乏普遍的诚信机制，我们中国人的信赖和交易安全观念，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之上。做买卖要找熟人，要吃饭喝酒，人熟了再做，干什么事都要先找关系，包括打官司，绕一个大圈子才转到正题上，效率很低。我们一生中要花好多精力、好多时间来教育孩子提放他人，培养防人之心成为我们家庭和学校安全教育的一大课题。去年有天电台的“今日说法”节目，就专门教中小学生在街上对付陌生人的方法，它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社会上骗子这样多，而我们又如此惧怕上当受骗，那怎么开放，怎么建立大市场呢！

中国人的思维是：我凭什么相信你。西方人的思维是：我凭什么不相信你。于是我们就要花许多时间、精力、成本去证明你是可信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你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你讲诚信，上当吃亏就多；如果你不讲诚信，上当吃亏就少。那么谁还愿意讲诚信呢？

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针对实际情况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要树立法治的权威和信誉。法治是社会安全的底线，如果人们连法治都不相信，就不会有理由相信任何东西。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我们必须建立以“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用法律来保护信用，那就必须首先让人们无条件的信仰法律。如何树立法治的权威和信誉？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法官的信誉。如果一个法官不是公正、权威和信誉的化身，那么任何法律和判决都是没有用的。我要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直接面对人民大众的基层法官，有的缺乏作为法律化身的人格力量，我们有的法官从法院走出来，他什么都可能是，没有行为约束，他可能是赌徒，可能是酒鬼，甚至可能是嫖客，可能是违法者。这样的法官素质，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法律，你那个法律不要说是签字发布的，即使是上帝签字发布的，他都不相信，他只相信关系、人情，而不相信法官，不相信法律。

第二是要规范行为，加强信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很重视信用的国家，从孔子那个时候起就重视的信用建设。有人统计，《论语》中“信”字使用了38次，讲的都是信用问题。《论语》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人民对没有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人是可以为“信”去牺牲的，因此死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不信任。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有信用的推翻一个旧的无信用的，但我们的“推翻”活动太多、太频繁，社会缺乏稳定机制，所以历史上没有一个长久让人信任的。我们今天的，在公民和企业法人中的信誉度仍然不是很高。原因是什么呢？我有次在北大听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老师演讲，他说信誉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喜欢任意创造权力。他说好比一个人有神经病，你跟他在一起，如果知道他的病是从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发作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因为你还可以白天睡个好觉。最害怕的是，他的神经病是没有规律的间隙性发作，那你就没有办法睡觉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常常“发神经”，而且没有规律，想发就发了，使行政对象有一种恐惧感，看到衙门和官员脸色就心跳，生怕找出自己的叉子来。一发起神经来，这也违法、那也违法，这要整顿、那要整顿。管得特别多，使消费者、生产者感到非常不确定，所以他们就追求短期行为，就坑蒙拐骗，马上说这么多坑蒙拐骗一定要进行管理，所以就常常变着戏法来管，结果变的越多、管的越多，坑蒙拐骗就越多，坑蒙拐骗越多，又变的更多、管的更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规范市场一定首先要规范，建立市场信用体系，一定要树立的信用。

第三点是要依法确立长期稳定的产权制度。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决定》说要建立以“产权为基础”的社会信用制度，就是说要依法保护公民、法人获利的长期预期。我那次听张维迎教授演讲，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五块钱，你把钱交给杂货店老板，刚一转身，那个老板就说你没给钱。你该怎么办？法院是没有办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你有办法，那就是从此不到这个杂货店买东西。如果这个杂货店老板对所有到他那里买东西的人都说人家没给钱，后果会怎么样？后果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到他那里买东西，他的杂货店不到三个月就得关门！因此这个杂货店老板要维持自己长久的利益产权，他就必须守信用。如果你不是在楼下的杂货店，而是在大街上的小摊贩那里买东西，那个老板将有可能骗你，因为他今天骗了你，并不关心明天能不能见到你，对于你而言，他没有长期的利益产权追求。所以建立信用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一个人的预期越长，他的行为就越规范，他就越愿意兑现自己的承诺。中国好些企业不重视信誉的原因，就在于产权不明晰和对经济的任意干预。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因此法律最重要的任务，是对个人的产权给予有效的保护，从而使得人们有积极性建立信誉。

原宪法第十三条第一、第二款“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在今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被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个修改强调权利，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对自己的财产拥有安全感和稳定预期，拥有对国家、、社会和他人的信誉，不至欺诈蒙骗，从而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为什么我们有不少民营企业已经拥有明确的财产权，但还是不讲信誉？这是因为在破坏他们的预期。是怎么破坏的？按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一是政策透明度低，政策是模糊、不透明的，解释权在官员手里，他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干涉企业，导致企业不重视信誉；二是政策多变，使得人们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张维迎教授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我小时候在农村，我们生产队种的树是长不大的，为什么？有人偷着把它砍了。于是生产队就商量说，看来集体种树不行，应该分给个人。头一天晚上把树分给个人，第二天早晨发现很多树都被砍了。于是生产队又商量说，不行，得赶快收起来。可是收起来后砍得更厉害，于是又分，分了又坎，砍了又收。我们的已经进入这样一种行为怪圈：收了又放，放了又收。你要问老百姓，为什么树都已经成为你自己的了，还要砍呢？就是因为他预期你会收回去，不砍白不砍，结果你还是真收了。所以，的多变行为恰好兑现了老百姓不稳定的预期，于是砍了收，收了砍，树永远长不大。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砍，你就砍你的，你砍树是因为你对我没有信心，那我就让你砍。如果你不收这个树，过几年以后砍树的人就吃亏后悔了，没砍树的人就受益了，这样大家就说是讲信用的，就不会再砍树，而且会积极地种树，这样树就会慢慢长成森林。刚开始放出一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就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假如我们一看到市场秩序有问题，就马上回过头来用管制的办法来解决，那就会进入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现在管制越多，欺骗也越多，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不能把执法活动当作运动来搞。

信用是靠实力来支撑的。只有依法确立长期稳定的产权制度，才能使老百姓的实力不断增长，有了实力他才会讲信用。前年有个四川商人对我说，他说陈老师，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有了几个臭钱，便发现一个问题，十个和你借钱的人，不管他们如何信誓旦旦，反正有六个还不起，有三个是延期还款的，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按时还款。他说不是他不守信用，他确实没有偿还能力。

一个讲信用的人，和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打交道，短期内是不讲信用的人占便宜，于是就总有人在不断地摧残信用，这也是信用难以建立的一个原因。不守信用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好处——这会鼓励更多的人去违背信用。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快“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这也是建立信用体系的一大内容。

2002年11月，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在香港举行。朱镕基总理在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中，开题之后不久就严肃指出：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他在演讲中出人意料的脱离稿子说：“这里，我要补充一句。”他随即提高声调，脸色一沉。“我国会计师行业的现状和我刚才讲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最近几年，中国建立了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都已建成。还有一个在福建的厦门，正在建设。我亲自为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制定了校训。我很少题词，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我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亲自写下四个大字——‘不做假帐’。”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当翻译将朱镕基亲笔题字、不做假账这段话译成英语时，台下掌声再起。朱镕基接着说：“我希望每一个中国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永远都要牢记这四个大字！”翻译刚开口准备翻译，便被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这个事情被国家总理拿到国际大会去强调，而且掌声三次响起，说明在我们国家，不诚信、做假比较普遍、比较严重，让人深恶痛绝。

我们必须在全体公民中，进行信用意识、信用观念、信用道德的教育。邓小平早在1985年差不多二十年前就要求我们：“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