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死，是死，还是死

今天是2018年7月9日

这是馒头说第 271 篇文章

一部晚清史，我们记住过不少大人物的名字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我们也会记住一些在一线的将官名字

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刘步蟾……

但有一个人的名字，他只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闪而过

他是一名提督

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却足以让我们掩卷长思

【今日由头】

1900年7月9日

聂士成殉国

 1 

1900年7月9日，凌晨5点。

天津，八里台。

5000余名清军士兵的双眼，直直盯着前方。

在黎明前的雾气中，渐渐显露出了敌人的影子——6000多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士兵。

空气死一般沉寂。

直到一颗炮弹从八国联军的阵地飞来，在清军的阵地炸响。

一场生死决战，终于拉开帷幕。

清军阵营里，走出一位身穿黄马褂的年长高官。这实在是一幅非常诡异的画面——生死大战，作为本方的最高指挥官，是没必要穿得那么正式且醒目的，即便要穿得如此，那也没必要亲临第一线。

眼看对方的人数和火力都要超过本方不少，考虑到本方士兵已经多日激战，人困马乏，有部下劝那位黄马褂指挥官请求增援。

但那位指挥官却拒绝了：“没有增援！打！”

部下低下了头，他们知道：指挥官是没打算活着回去了。

这位指挥官，叫聂士成。

他当时的官衔，是直隶提督。

此时此刻，聂士成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会被逼到这一步。

聂士成。看上去像一个肥头大耳的贪官，但看下去，你的印象可能会改观

 2 

聂士成，1836年生于合肥北乡岗集三十铺村。

说他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倒也不虚，只是练武的不是他父亲，而是他母亲——这位在家乡有名的烈性女子，据说70岁的时候仍能和年轻后生们一起举石锁。

 母亲给聂士成留下了两句家训：

第一，聂家人不能手心朝上（指不能乞讨）。

第二，聂家人没有孬种。

聂士成在26岁的时候，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军。在他戎马生涯的前半阶段，算是跟对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他最早投效的庐州军营，跟的是团练大臣袁甲三。

袁甲三是谁？他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个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项城袁氏？和袁世凯有什么关系吗？没错，袁甲三就是袁世凯的叔祖。

当然，以聂士成当时的资历，和袁甲三是攀不上什么交情的，他所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本事立军功。

聂士成没有赶上打太平天国，但碰上了镇压捻军。他从军的第一年，就升到了“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但封的是五品顶戴（“把总”一般是七品）。

1863年，袁甲三退休，聂士成改跟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整个晚清历史上也赫赫有名的淮军名将：刘铭传。

刘铭传

跟了刘铭传之后，聂士成一路转战南北，主要打的是捻军。到了1868年他3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记名提督了（清朝的“提督”为从一品，从理论上讲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记名”的意思是你的战功到了，但因为你的年龄、资历、位置空缺等各种原因，先给你个待遇），他立下的战功可见一斑。

一个武将要能不断升迁，靠的只能是立军功。对聂士成来说，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两场战争。

一场战争，是中法战争。

1884年，法国海军在孤拔的率领下进犯台湾，台湾巡抚刘铭传一面死守台湾，一面向清廷求援。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愿去的情况下，聂士成主动请缨，率800人租用英舰“威斯利”号从台南登陆，在关键时刻增援了刘铭传，决战基隆，将孤拔舰队赶出台湾本岛。

另一场战争，是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聂士成随叶志超率军支援朝鲜。在朝鲜，聂士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军在摩天岭正面阻击日军。他充分利用地形，设疑兵，搞突袭，杀敌无数，取得甲午战争中清军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日军依旧无法攻克摩天岭。

清奖励在甲午战争中摩天岭阻击战上立功人员的档案，此档案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清史稿》中记载聂士成在摩天岭一战中击毙日军名将富冈三造，但此人在之后日俄战争中还有出场，应是错误。

这两场战争之后，聂士成已经名列“后淮军三杰”，官授直隶提督。

1899年，受痛于甲午之败，清廷决定建立新式军队，命名为“武卫军”（董福祥统领“武卫后军”、宋庆统领“武卫左军”、袁世凯统领“武卫右军“，荣禄坐镇“武卫中军”）。而聂士成统领的是“武卫前军”，基本上全都配备了近代陆军的火器装备，在“武卫军”分支中的战斗力仅次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那一年，聂士成已经63岁了。

但等待他的，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一场痛苦折磨，乃至屈辱。

 3 

1899年，就在聂士成执掌“武卫前军”的这一年，一个由底层贫苦人民发起的社团，在山东开始崛起。

这个社团，就是义和团。

聂士成是从心底里反对义和团的。在他看来，这伙“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不会帮助抵抗洋人，还会扰乱国家的根基。

义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

不过，当时除了聂士成态度鲜明外，其他手握重兵的权臣对义和团的态度都很暧昧——因为慈禧的态度一直在变。

最明显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是最恨义和团的，但在他主政山东期间，却一直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曾假模假样请来几个义和团的“大师兄”，让他们表演“刀枪不入”神功，然后假装不知，用洋枪将他们全部击毙。最终，他不剿不抚，而是把山东的义和团最终都撺掇去了北京城。

但聂士成不愿意。

1899年4月，义和团破坏了保定铁路，聂士成随后奉命保护铁路，被义和团杀伤数十人。性子火爆的他索性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500人。他也请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但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在当场拆穿“大师兄”先放弹丸后塞火药的把戏之后，直接将“大师兄”枭首示众。

一时之间，聂士成的军队专杀义和团，而义和团的拳民也专等聂士成的部队士兵落单而群起围杀，双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义和团号称“刀枪不入”

当时整个“武卫军”的总指挥荣禄曾专门把聂士成找过去痛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荣禄的意思是，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看不明白？但聂士成却依旧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信：

“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拳变余闻》，（清）罗惇曧，引自王树增《1901》）

但是，最终问题还是来了：朝廷最终觉得义和团“民心可用”，而义和团也愿意承诺“扶清灭洋”，但他们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必须杀掉聂士成。

当时得宠的端郡王载漪不断劝慈禧“顺从民意”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 ，但慈禧在这件事上却不糊涂，始终不肯答应。

因为慈禧自己心里清楚，真正打起仗来，要靠的还是聂士成和他的“武卫前军”。

所以，慈禧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是：

戴罪立功。

 4 

为什么是“戴罪立功”？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城下。

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聂士成其实也是很有意见的。

聂士成虽然是武将，但在武将中属于比较心细的。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料到中日很可能有一战，所以花了八个月时间，游历东三省以及与俄国和朝鲜的交界，行程23000余里，写了四卷《东游纪程》（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他才对地形那么熟）。他喜欢用客观数据说话，所以也深知英法德日列强的强大，知道以大清之国力，是万万不能与之同时开战的，否则国家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聂士成又是一个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

与当时装傻的袁世凯不同，与立刻签订“东南互保”表态“不参合”的张之洞、刘坤一也不同，战端一开，聂士成肩负直隶提督之职，守护京畿之责，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

而且，聂士成手里掌握的“武卫前军”，确实堪称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

全军13000人，配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各类其他长短枪12000支。此外还拥有7.9毫米口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大炮60余门。

这样一支军队，若论武器装备，确实已经不亚于八国联军了。

武卫军

6月11日，八国联军先遣队逼近天津东面的廊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与义和团奉命联合阻击。必须承认，义和团的团民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但遭遇八国联军机枪的扫射，死伤惨重。聂士成的正规军作为督战队，对逃回来的义和团民众进行了机枪扫射，与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

随后，聂士成的正规军在义和团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与八国联军交火，配备不亚于对方火力的清军很快就压制住了对方，最终八国联军只能撤退。

虽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但确实是聂士成的清军和义和团成功阻击了八国联军。但是，在论功行赏时，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知道慈禧的心思，把功劳全都划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没有任何封赏。

“廊坊大捷”画作

到了六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十次，战斗力剽悍。有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但与此同时，一起配合的义和团由于组成成分复杂，还是暴露出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弱点，在打洋人的同时，却也趁机四处劫掠。为此，聂士成一边杀洋人，却也在一边镇压义和团，杀了1000多义和团民众。

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津战场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场景：

人数占劣势的八国联军团结一心，拼死要突破防线，去北京保护自己国家的使馆；而人数占优势的清军和义和团却相互倾轧，往往在打洋人之前，自己先要厮杀一番。

很快，清廷发来了电报，称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给他的处分是：革职留任。

这应该是当时朝廷上“主战派”载漪操作下的电报。（载漪为何主战，为何支持义和团，可参看《【6.21】117年前的今天，中国向全世界“宣战”》）

此时在前线厮杀多日的聂士成，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义和团恨他，朝廷怪他，洋人也要杀他。

他到底是在为谁而战？

而更让聂士成倒抽一口冷气的，是战场上的变化：

八国联军中的日军从天津南面占领了纪家庄，而英国和俄国的联军冲破了聂士成部队的左翼。作为大清帝国在京畿地区的唯一也是最后一支精华力量，聂士成的部队被压缩进了狭小的八里台地区——他们被包围了。

此时的军机处来了一封上谕，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考虑到聂士成的处境，而是对他之前的苦战做了一个定论，并下了新的命令：

“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

接到上谕后的聂士成，反而倒平静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自己的打算：

“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

 5 

1900年7月9日的凌晨，聂士成知道，最后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慈禧向之前被排斥到广东的76岁李鸿章发出了一封电报：

“火速北上，办理外交事务。”

在这个时候把外交经验丰富的李中堂大人再叫回来，目的再明显不过了：老佛爷头脑发热过了没多久，就准备和列强议和了。

当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寻找台阶下的时候，为她拱卫大门的提督聂士成，却已经没有退路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士成还得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

义和团的一部分拳民跑到聂士成的家里，去抓他的母亲、妻子及女儿了。聂派兵追赶，而他部下有一个营里的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有串通，他们大喊“聂士成要造反”，开始袭击聂士成的军队。

而在营帐外，正面的八国联军的炮弹已经打了过来——背面，还有500日军包抄了上来。

腹背受敌。

聂士成骑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昂首来到了本方阵地最前线旁的一座小桥上，督战。

子弹横飞，炮弹爆炸，但聂士成在小桥上一动不动。

清军看到本方主帅亲临一线督战，顿时血气上涌，无人后退一步，子弹打完了，就与冲上来的洋人肉搏。

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聂士成部队越打越少，弹药也已所剩不多。

此时，如果有援军能赶到的话，八国联军的几轮攻势被压下去，战况可能会有所改观。

但是，应该是最最不缺人力的大清帝国，此时此刻却不会有一支部队来支援聂士成了——大家都揣摩出了老佛爷心思有变，所以都在按兵不动地观望。

聂士成也完全可以撤退的，但他一动不动。

一个时辰之后，清军阵地出现了要崩溃的迹象。

1900年的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激战

此时的聂士成，转身进了自己的营帐，但不久之后，又走了出来，骑上马，再次站上了小桥。

再一次走出来的聂士成，换上了全套崭新的武官服。尤其醒目亮眼的，是他穿在身上的明黄色的崭新黄马褂——那是在1891年平定热河金丹教叛乱时，皇上亲自赏赐的。

黎明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去，八国联军阵地上德军的指挥官库恩，一眼就认出了对面阵地上的聂士成——他曾在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中担任过骑兵教练。

库恩不希望看到聂士成战死，他让一个士兵过去传话，希望他投降。

没有悬念，士兵带回来的，是聂士成的断然拒绝。

新一轮的炮击和射击又开始了。

聂士成的明黄色黄马褂，毫无疑问成了战场上最显眼的靶子。很快，聂士成的战马就倒下了，他立刻又换乘上了一匹，再倒，再换，一共换了四匹战马。

等换到第四匹战马的时候，聂士成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他勉强骑在马上，双腿在空中摇晃。

这时候，聂士成所站立的那座小桥也已经失守了，他带队开始试图收复小桥。一发炮弹炸开的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骑在马上指挥冲锋，直到中了三颗子弹——

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还有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终于倒了下来。

主帅阵亡，清军全盘崩溃，八里台失守。

 6 

故事并没有结束。

德国军队冲上来之后，指挥官库恩第一时间找来了一条红毯子。

他用红毯子盖在了聂士成几乎已经惨不忍睹的尸体上，包裹起来，送还给清军。不过，清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返回的途中，遭遇了义和团的伏击——他们要抢到聂士成的尸体，戮尸泄愤。

帮清军赶走义和团的，是洋人的士兵。

直隶总督裕禄上奏朝廷，希望能赐聂士成抚恤，但遭到了载漪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终，慈禧下的诏书是：

“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之后调过去的补防的清朝守备将领，再也没有一人愿意像聂士成那样拼命。

1900年7月14日，天津城在八国联军的围攻下终于沦陷，通往北京的门户洞开。

此时，离慈禧向列国“宣战”，也就过去了21天。

【馒头说】

我在今年的各地分享见面会上，经常会举一个人做例子。

那个人叫丁汝昌，北洋水师的提督。

每次我拿他举例，其实也会想到聂士成。

两个人都是提督，一个是水师提督，一个是陆军提督。虽然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地，但这两个人归根结底，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可能都看得清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只能眼睁睁地接受。

晚清这段历史，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愿意去多看，因为太屈辱。而看的时候，又会很生气：当时的这些人，脑子都是怎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去，处在他们所在的位置，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至少我觉得我不能。

在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门一开，我们从泱泱天朝大国，忽然就变成了落后的“蛮夷”，这确实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甚至无法想象的，

哪怕是当时最顶尖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难免陷入迷惘。

所以，曾国藩有曾国藩的谋划，林则徐有林则徐的想法，李鸿章有李鸿章的主张，左宗棠有左宗棠的决断。

而再往下一个级别，很多亲临一线的指挥官们，给他们腾挪的空间就小了很多，有时候就两条路：要么贪生怕死，要么以死殉国。

丁汝昌选择了服毒自杀，而聂士成虽然战死沙场，但他的那种方式，其实也是自杀。

有时候，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一个微小的个体，真的很难改变潮水前进的方向，他所能做的，可能也只能是献出自己的生命。

1905年，在当时已当上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的力主之下，清廷决定为聂士成“平反”，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号“忠节”，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两边有对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

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如今的天津，还有一处“聂公桥”。

终于算是有了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