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顾维钧时代
顾维钧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属于那种原本能够融入西方的极少数精英，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波罗的海贵族在俄罗斯。如果他的祖国是爱沙尼亚式的边缘小邦，他的努力早已将祖国纳入西方民主大家庭了。后来的宪法制定者和外交家除了萧规曹随以外，基本上无事可做。然而作为内陆大国的外交家，他的工作注定不会有结果。
191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这时，奠定民国宪制的南北和谈刚刚以妥协收场。老外交家唐绍仪组织举国一致内阁，邀请顾维钧回国。顾维钧下车伊始，就出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如果民初的公府秘书长是小内阁总理，大总统英文秘书就是小外交总长了。袁世凯信任内廷，通常是超过信任阁臣的。顾维钧本来很可能感于知遇之恩，变成袁世凯的私党，然而私人关系改变了这一切。他娶了唐绍仪的女儿，就变成了唐绍仪的党羽，而唐绍仪和袁世凯很快就闹翻了。
唐绍仪和袁世凯的冲突与其说是利益问题，不如说是预期错位的心理问题。袁世凯觉得唐绍仪是北洋自己人，应该不分彼此。唐绍仪觉得自己是唯一能够协调全国的人，请示大总统只是形式。双方都觉得对方不仅跋扈，而且不可理喻。多年好友一旦反目，仇恨比原来的敌人更深。在以后的南北和谈中，北洋系宁愿接受伍廷芳主持举国一致内阁，也不愿意唐绍仪复职，因为伍廷芳一直是南方的人，无所谓背叛不背叛，唐绍仪却是自己人，吃里扒外实在难以忍受。顾维钧为人审慎，在回忆录中没有明言自己当时的立场;他的岳父和正在密谋反对袁世凯，而他自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忠于袁大总统。
北京内外充满了密谋团体和投机分子，谁都不知道当时的阴谋小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后人只知道顾维钧卷入了泄漏《二十一条》的活动，然而此事并不足以表明他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角色。各方都有可能泄漏谈判内容。唐绍仪和可能希望密约泄漏，促使日本和袁世凯决裂，支持他们讨袁。袁世凯也可能希望密约泄漏，促使列强反对日本。老谋深算的英使朱尔典深知中国人阳奉阴违的手腕和美国人理想主义的冲动，并非不可能不着痕迹地鼓励中国人泄密，刺激美国人跳出来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其实是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做，却都不愿意公开得罪日本人而不能做的事情，在顾维钧泄密后不久果然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事情即使在弥漫魔幻色彩的东亚，也属于荒腔走板的范围。中国宣布接受《二十一条》的前四部分，美国急忙发表声明：如果中日签署有损于中国合法权益的条款，美国一概不予承认。顾维钧不久就奉命出使美国。显然，北京的实力人物认为：他做的事情无论有没有让其他方面满意，至少已经足以让美国人高兴。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风格。这种风格与其说体现了他个人的性格，不如说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国家。他越过国际惯例和外交官俱乐部的默契，诉诸舆论和群众情绪。事实上，他将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了外交领域，将绅士的交涉变成了群众的斗争，对此后国际体系的崩溃负有极大责任。根据契约和产权至上的十九世纪外交原则，他的要求纯属无理取闹。中国没有能力对德国太平洋舰队构成任何威胁，后者只要高兴就能夷平大沽口。英日联军歼灭了德国舰队，否则后者可能会切断智利硝石的海运线。日军攻陷了青岛，英国人的支持是象征性的。协约国在1915年承诺，战后将青岛和德属太平洋各岛划归日本。中国最后参战时，并没有取得协约国的任何承诺，而且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打的战争了。日本提供贷款，为中国训练参战军。结果中国既没有出兵，也没有还钱。最后，在瓜分战利品的时候，中国出现了，振振有辞地要求日本交出战利品。
如果协约国是一家私人企业，中日两国是企业的员工，太平洋战争是效绩指标，青岛是年终奖，那么董事会的裁决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十九世纪的外交俱乐部差不多就是奉行这种原则，日本就是从这家学校毕业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日本的毕业证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她加入董事会的最后考验。在她看来，威尔逊总统的世界大同和集体安全理论等于要求公司改组为施粥站，将按劳分配改为按需分配，在功臣和无赖之间讲平等，其混账程度已经仅次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明火执仗。欧洲列强其实也是这么以为的，但他们没有列宁那种公然赖债的勇气，不敢得罪美国债权人，至少在口头上不敢反对。
对于顾维钧来说，这就足够了。他抓住国民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学说，将外交家变成了宣传干事，绕过他的西方和日本同侪，诉诸全世界国民和媒体。他的鼓动虽然成事不足，至少败事有余。他没能迫使日本交出青岛，但至少已经将山东问题从铁案弄成了悬案。这其实就是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因为中国在1915年是连要求的资格都没有的，而日本根本没有谈判的必要。从绅士俱乐部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极不费厄泼赖（fairplay)。如果各国外交官都这样做，信用和默契还有什么价值?条约无异于废纸，君子协定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不要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条约根本不存在监督问题。外交官要么不做承诺，否则就必须维持信用。十九世纪国家的契约精神如果跟一战后的中华民国相同，债权人的舰队就会打进门。埃及和摩洛哥之所以丧失主权，就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喜欢借债不还。然而因为最大债权人美国反对，这种做法突然行不通了。几百年来，债务人的地位第一次比债权人有利。
威尔逊主义产生了一项长期后果，大概是威尔逊和顾维钧都始料不及的。在二战以后的国际交涉中，监督问题比谈判内容更难解决。原因其实很简单，抵赖比守信更有利。苏联和中国是抵赖外交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和最终受害者。顾维钧的成功给中日两国发出了错误信息，埋下了卢沟桥、珍珠港和板门店的伏笔。日本人读到的信息是：西方背叛了游戏规则。无论日本如何努力，如何遵守规则，他们都不会允许日本加入董事会。日本如果想要争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个游戏规则。中国人读到的信息是：公理战胜的时代开始了，也就是说弱者可以零成本分享强者的战利品。不利于自己的条约义务不必遵守，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如果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那就说明威尔逊主义和殖民主义一样虚伪。中国如果想要争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个游戏规则。这些解释将日本驱向二战，将中国驱向二战和冷战。
蒋介石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绩，就是将上述认知付诸实施。顾维钧在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绩，就是为蒋介石收拾残局。革命外交的初衷就是不付代价地废除条约体系，证明北洋的审慎是卖国和愚蠢的，证明北伐的合理性，结果却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顾维钧在国联和西方的游说活动大体上重演了巴黎和会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舆论宣传效果，在国内造成了零成本收回利权的幻想，结果最后完全落空。随着抗战的爆发和中苏实质联盟的形成，他的外交活动基本上丧失了意义。他完全清楚这样一来，苏联就占据了渔翁得利的有利地位，着手跟共产党代表邓发秘密接触，但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他审慎地删除了密谈的纪录，却忘记了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他明显像胡适、汪兆铭、章太炎、宋庆龄、储安平、罗隆基一样，看清了抗战会给蒋介石带来怎样的下场;同时也看清了胡适和汪兆铭明白、储安平和罗隆基却不明白的事情，投靠胜利者比投靠失败者更危险。
冷战开始后，顾维钧继续为蒋介石从事对美交涉。然而，他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技术和通讯条约的进步大大削减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权。民主的简单化倾向和冷战的十字军精神剥夺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响力，日益将他们降格为办事人员。顾维钧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资历和声望，实际负责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其实由一般业务人员经办也没有多大区别。他亲身经历了这种变化，早年的成功本身就是促成这种变化的力量之一;但他有足够的明智和审慎，知道怎样区分力所能及的事情和无法抗拒的事情。他很少做出错误的选择，善于掌握必要的分寸，不仅限于外交方面，因而得以享受尊荣体面的晚年。他留下的回忆录犹如他本人：绝少说错什么，却从没有说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