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是谁透露了巴黎和会的内情，而引起这轩然大波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至今已步入第一百年头。这是一场反帝爱国的青年运动，历史早已定论。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学生从红楼向天安门广场出发
在这场爱国的青年学生投入的政治运动前前后后，是持续展开的以民主、科学为中心诉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都远远大于这场政治运动本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它使中国人从此进入现代社会。
如今，“百年之后看历史”，以往对青年学生、人民大众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有足够重视；对爱国、民主、富于担当的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策应，曾经认识不足。一众时代精英、民族脊梁在幕后的筹划、奔走，实际上很大程度左右着这场爱国运动的结局。
实事求是地看，当时青年学生、民族精英，在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对我国压迫等方面，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可说是一场全民族的反帝爱国运动。百年五四，堪回首者良多。
巴黎和会 引发示威
1914至1918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
1918年11月28日，北洋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庆祝欧战胜利。见《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一卷
一战期间，19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称“北洋”）对德宣战，所以也是战胜国之一，此时派出外交总长陆徵祥及驻美公使顾维钧、孙中山广东国民代表王正廷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与会。
可是会上中国不但未分享到一点点战胜国的好处，日本代表反而提出无理要求：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不动产及筑路开矿权，无条件转让给日本；更荒谬的是，英、法、美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反对及据理力争，竟然也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
事实说明，这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即使同是战胜国、当时中国与西方社会制度相同，也根本没有“公理”可谈。真应了那句“弱国无外交”的歪理名言，软弱的民国也打算沿袭晚清屈辱外交，再次吞下这枚苦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西方列强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妥协政策。当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步军统领和军警总监带军警闻讯赶到，出示大总统令，企图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高呼“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等口号，游行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
由于使馆区外国巡捕和北洋军警阻挠，游行学生退出东交民巷，直奔东单赵家楼胡同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宅，发生“火烧赵家楼”。当时曹汝霖负责办理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亲日派人物，被称为“卖国贼”。
北洋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积压已久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腐朽无能的执政者的怨气，终于爆发出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并迅速遍及全国主要城市。
是谁透露了巴黎和会的内情，而引起这轩然大波？
战后洗牌 未雨绸缪
时刻关注和会进展，最后关头透露内情，关键时刻以青年学子爱国运动遏阻北洋在和约上签字的，是政坛外交界前辈汪大燮，以及梁启超、林长民等德高望重的一众人物。近年来多位学者从档案文献等方面，厘清了不少史实。
汪大燮。见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汪大燮（1859至1929年），原名尧俞，字伯唐、伯棠，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世家望族，自幼聪颖，三十岁中举，考进士却屡试不第，由曾任学政的同乡，晚清政治家、学者叶尔恺举荐给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大臣张之万，任“章京”，开始涉足外交事务。
他思想进步，主张维新变法，参与维新组织北京强学会活动，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密切，八国联军侵华后，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合约》。历任留日学生总监督、出使英国大臣、出使日本大臣，并在后一任上进入民国。民国建立后，曾任参政院副院长、教育总长、交通总长、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
1917年任外交总长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财政总长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不但为日后中国成为战胜国奠定了基础，而且是对国家积贫积弱形象的改变和提振。
巴黎和会前夕，因为外交总长陆徵祥率代表团赴巴黎，国内将由次长陈箓署理总长职权。
五四运动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见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在大战结束引起国际形势变动之际，外交关乎国运，陈箓资历浅、声望低，绝难应付大局。即将旅欧的梁启超与留守国内的前司法总长林长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之兄，林徽因之父），向总统徐世昌进言，建议在总统府内专门设立“外交”，协助总统及时作出决策，规定：外交不只是个咨询机关，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阅核。
1918年12月中旬，外交成立，汪大燮就任委员长。林长民等同时创建了“国民外交协会”，作为外交的后援。1919年2月，梁启超以个人身份抵达伦敦、巴黎，观察巴黎和会情形，并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随时与留在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互通信息。
最后一搏 寄望青年
4月30日，巴黎和会形势急转直下，英、法、美议决对日让步，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由日本取代。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迫入签字与否的角落里。
1914年6月12日，北洋参政院开院合照。前排左起章宗祥、周自齐、段祺瑞，左五起刘冠雄、孙宝琦、汪大燮、黎元洪、徐世昌、王闿运。二排左五朱启钤、左八梁启超。见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此前，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当时是汪大燮、林长民将电文亲呈大总统徐世昌。但第二日，林长民到会通报内线消息：国务总理钱能训，已另发电报，命陆徵祥签字。汪大燮感觉事已至此，再无可作为，当即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事务。
回到家中的汪大燮，虽不必再为丧权辱国负责；但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却激励他做出最后一搏。
他深知以一己之力，纵然拼了性命，也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唤起民众，才有出路。据外交外交干事叶景莘回忆：三日傍晚，我到东单二条汪先生家里，他老人家正苦思有何方法可以阻止签字，我说我们已尽其所能了。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与签约，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元培先生。他即命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处。
当晚九点左右，蔡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当晚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各大专院校，第二天学生们就走上街头，直抵天安门前。
32位学生被捕后，汪大燮率先以个人名义上书大总统徐世昌，5月6日北京《晨报》报道，汪大燮“论学生非释放不可，措辞极其痛快”。5月5日晚，汪再会同王宠惠、林长民，联名呈请军警总监吴炳湘，要求保释学生，先替学生辩护、开脱：“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聚众之下，致酿事变。……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而此三十余人者，未必即为肇事之人。”
接着以自己的威望为学生担保：“大燮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须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误。”并晓以利害：“（目下）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国民幸甚！”
1919年5月7日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返校时摄
此时各校校长纷纷出面，社会各界加入抗争。5月7日，所有被捕学生无罪释放。“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撮影”，留下历史纪录。
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深感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力量，在赶赴当地的华人同胞严厉监督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徐世昌知道消息后，也不得不接受此事实。至此，经历55天的五四爱国运动，以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和拒绝和约签字，而胜利落幕。
两年后，汪大燮积极推动北洋参加解决巴黎和会遗留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10天内，完成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换文，收回帝国主义在山东特权。
劳工神圣 车夫文学
1916年12月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出
1918年11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5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胜利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口号。因为中国对德宣战后，在法国的15万华人劳工参加了一战，他们为一战胜利做出贡献，给我们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荣誉，如同民族救星。
五四运动时期的天津学生领袖。见团结出版社《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一卷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劳动和劳动者价值，在中国历史上获得应有的足够重视，从而改变了数千年来的历史观。
因为提倡民主、平等、劳工至上，新文化运动初期，人力车夫成为知识分子同情的首选人群，形成一种“人力车夫文学”现象，有些幼稚。
1917年2月，李大钊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开始。文章指该职业两个“命门”：“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在车辆发展史上，人力拉的“洋车”，比同时的汽车和之前的马车，都是一种倒退。李大钊又从人道主义着眼，正如鲁迅先生称他“铁肩担道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鼓吹思想解放的《新青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出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四卷一号刊发沈尹默、胡适同名白话诗《人力车夫》。沈诗感叹：“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拉车跑路自然是汗流浃背了。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从小养尊处优，不知道干活出力是怎么回事。
胡诗则说路遇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有心不坐，对方却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欲罢不能、欲坐不忍，左右难做人。
新文化运动时期传播各种思潮的刊物。中国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展出
1920年1月20日《觉悟》创刊号，发表《死人的享福》：“西北风呼呼响，冬天到了。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感谢我助他方便。”
这期间直至三十年代，白话诗还有叶圣陶《人力车夫》、刘半农《车毯》、闻一多《飞毛腿》、臧克家《洋车夫》等，小说有郁达夫《薄奠》等，短剧有陈绵《人力车夫》等。
鲁迅先生自然不甘人后，1919年底发表散文《一件小事》。讲述1917年冬天打车，洋车在北京城宣武门附近挂倒一位老妇人，面临类似如今“老人倒地该扶不该扶”的问题。作者教车夫溜之大吉，车夫不理他，只管搀着老妇人走向前面的巡警分驻所。于是作者“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老舍193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可能也是“人力车夫文学”总结之作。由农村进城务工的十八岁小伙祥子，朴实、憨厚、勤快，为了拉车与买车的梦想，三起三落，步步沦落，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北京下层劳动人民忧患生活的典型。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遗憾，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其根源，是在那灾难深重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自信”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