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胡适｜冰川人文

对于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谈到胡适的意义和影响时，并不是夸大了，而是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生

前几天，我到北京出差，临回上海的那天上午，我和几个在时髦的App公司里工作的年轻朋友坐在一起聊了聊中国现代文学。他们都大学毕业不久，有学经济的，有学政治的，也有学中文的。

当我谈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特别是他在白话文革命中的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时，这几个朋友都表示有点困惑，他们觉得胡适的影响是不是被后人夸大了，因为他当年的贡献现在看来好像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比如，他也就是1917年在《新青年》上写了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再写文言文，用白话写作罢了。他的那些主张，如要人写文章“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此外，他还写了几首像大白话一样的白话诗，像《希望》的“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之类的句子，似乎并没什么诗意，但他又怎么可能被搞现代文学的人如此推崇呢？

甚至，有一个青年朋友还突然问我，如果没有胡适，中国现代文学是不是也可以存在？或者直白点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不是少了他就不行？

我愣了一下，对他的这个大开的脑洞感到惊讶不已。因为对于中文系的人来说，或者对于我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中文系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中文系的人来说，胡适作为开创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他的开拓性的影响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我来说，当年读到胡适的文章时所受到的震撼至今仍不可忘怀，因为他的很多观点都和我之前所受的教育截然相反，所以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像个影子一样紧紧地伴随着我，我还从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他又会怎么样的情景。

但是，对于我面前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如果没有胡适会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却又是真实的，也是不可回避的。由于要赶下午三点的飞机回上海，所以我简单解释了一下后就与他们分手了。

正是五月下旬，北京中午的天气还不是很热，我坐在出租车上，匆匆往机场赶去。看到车窗外明亮的已经明显有点热度的阳光，宽阔笔直的街道，路边高大的成排的杨树，还有后面更高的高楼和北京特有的疏朗的蓝天，我感觉自己的思想似乎也变得开阔起来。

那么，就按照那个年轻朋友的问题想一想，如果没有胡适，中国现代文学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呢？

如果没有胡适，我想，首先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会发生。不说他是第一个在思想上意识到现代的文学需要废弃半死的文言改用活的白话写作的人，他本人就是第一个尝试用现代的白话写作诗歌的诗人，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的真正的开端。

“胡适之体”的白话诗也并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们想的那样没有诗意，他的白话诗言辞清浅却含义隽永，富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如他的那首似乎不起眼的小诗《希望》曾被谱上曲改名为《兰花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因为台湾歌星刘文正的演唱在大陆风靡一时。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校园歌曲，就为了这首歌我辗转托朋友翻录了刘文正这盘磁带。因为当年曾无数次地用录音机反复播放这首歌，以至于我每次听的时候都担心这一节磁带是否会被磨薄而绞带，所以总是在录音机边放着一支铅笔以备随时抢救被绞住的磁带。

▲胡适的诗《希望》被谱上曲改名为刘文正的专辑《兰花草》

也许是因为胡适在1949年后离开了大陆，后来又去了台湾，当时还是个不能多说的人，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首歌曲谱时，词的作者的名字写的是“佚名”。

直到几年后我读了大学，在现代文学作品选里看到胡适的这首诗，我才知道这个“佚名”的人竟然是胡适。而这首歌的“佚名”似乎也是胡适命运的写照，因为直到现在，他在很多场合很多文章里还是“佚名”的，所以，他的被人误解或不被人看重应该是不意外的。

如果没有胡适，当然不是少了一首流行歌曲这么简单。如果没有胡适，大家最熟悉的鲁迅就还只是那个名叫周树人的教育部的公务员，他十有八九不会成为作家。因为没有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他即使想写小说，也不会用白话写。

1909年，他在东京留学时曾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用文言翻译出版过两本国外的小说集，即《域外小说集》，可半年时间里在东京和上海都每集只卖了二十多本，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但是，他1918年用白话写出中国现代文学里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却一夜成名，变成了鲁迅。

同样，他的弟弟周作人如果不是像他一样在胡适的号召下尝试着用白话写出了“美文”，可能也不会成为著名的“知堂”老人。

而如果少了周氏兄弟，中国现代文学又何从谈起呢？

▲周作人与鲁迅

此外，还有一个现代文学的大家与胡适密切相关，那就是沈从文。如果不是1929年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力聘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到大学里任教，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到大学里去教书，并因此过上稳定的生活，进而可以从容不迫地写出《从文自传》和《边城》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了。

而且，也可以说，如果不是他后来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个名叫汪曾祺的联大国文系学生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如果没有胡适，不仅中国现代文学不会产生，就是现代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估计也不会发生。

正是在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和朋友们力促当时的北洋教育部于1920年初颁布法令，从当年秋天起，所有的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由文言文改为白话的国语。不然，我们现在的语文课本上还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向孩子们所传递的思想也还是忠孝仁义那一套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如果没有胡适，对我个人来说，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的那个初夏，我当时还是华中师大中文系的一个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大学生，虽然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但却对未来的人生感到忐忑不安，一片茫然。

或许学中文的学生在毕业时都有这种茫然失措的感觉，因为和学法律和会计之类的同学相比，自己似乎并无一技之长以傍身。有人说中文系的学生是“万金油”，其实真实的意思是打酱油的，可有可无。

一天下午，在武汉特有的沉闷而溽热的天气里，我在校门口的利群书社偶尔看到书架上有一本胡适谈人生的书，随手打开后，看到一篇名为《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顿觉无比亲切。

我就站在书架前读了下去，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不无赞赏地引用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话，易卜生说有时他觉得这个世界就像是大海里翻了船，这个时候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救出自己，所以，一个人关键就是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然后才能考虑别的问题。

在头顶挂着的一个吊扇呼呼啦啦吹来的热风里，看到胡适所引述的易卜生的这段话，我忽然感到一片清凉。因为此前没有谁对我说过如此清晰且如此“有用”的有关人生的话，我毫不犹豫地把本来准备和同学一起喝“行吟阁”啤酒的钱买了这本书。

我觉得胡适平易近人，所说的话也不是什么高头讲章，很容易让人明白，但却又耐人寻味。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胡适忽然也变成了“我的朋友”，而不仅仅是那个掀起白话文运动的巨浪，写下了《兰花草》这首校园歌曲的歌词的人。

我准备接受“我的朋友”胡适的建议，去学习写小说，努力把自己琢磨成器，在人生的大海里从已经翻了船的中文系把自己救出来，以成为一个作家。

如果没有胡适，还会发生什么？

当年九月份，我到南京大学去读研究生，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里惊喜地发现了一套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的《胡适作品集》。可能是因为这套书在当时过于珍贵的缘故，还锁在资料室的一个玻璃书橱里，不能借回去看，要看的话，只能请资料室的老师用钥匙打开书橱拿出来在资料室里看。

我没有犹豫，只要没有课，我就会一个人到资料室里借一本《胡适作品集》来看，就这么不知不觉，到学期期末，居然把37本书都读了一遍。

▲远流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作品集》

而这时感动我的，已经不是胡适的那些明晰的“人生格言”了，而是他的实验的思想，怀疑的精神，不盲从一切未经“实验”的各种“真理”和“主义”，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胡适，我还借了一本《胡适传》来看。有一天，我在寝室看这本书时，一个高年级的师兄对我说，这本书是叶子铭先生刚刚毕业的博士沈卫威写的。这让我又惊又喜，我没想到，这个研究胡适的人居然是南大的，我突然感觉有了这层关系似乎我离胡适也近了很多。更巧的是，沈卫威和我还是河南老乡，他毕业后就从南大回到河南大学任教了。

我立即决定，在寒假回乡时顺便在开封下火车去见见沈卫威。而且，我真的就在这年寒假回家时在开封下了火车，在晚上七八点钟一路打听找到了卫威兄在河大附近的家。尽管之前卫威兄对我一无所知，我也没有找任何他认识的南大朋友从中介绍，那时还很年轻的我想也没想就直接敲响了他的家门。

门打开了，一个个子高高的似乎比我还年轻的小伙子走了出来，我立即明白他就是沈卫威。在暗黑的楼道里，我借着门里透过来的电灯光自我介绍我是他南大的不知名的师弟，因为看了他的《胡适传》所以想来见他一面。他听了我的话没有丝毫犹豫就让我这个不速之客进了自己的家。当他知道我还没有吃晚饭时，又立即让嫂子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吃。

▲《胡适传》，沈卫威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

我边吃边聊起了我是怎么对胡适着迷的，在我谈到在南大中文系资料室里看到的那套远流的《胡适作品集》时，他忍不住也特地让我看了他放在客厅的一个玻璃书柜里最外面的那一长排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

看到这套书，我忽然有了一种不虚此行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寻找的并不是卫威兄这个人，而是这个人和我所共享的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和文学，共享的对人生、社会乃至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之后，卫威兄又陪着穿着军大衣的我，在深夜布满积雪的校园里逛了一下河大的校园。而我们的友谊也从那天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屈指一算，竟然也有二十多年了。

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胡适，卫威兄可能会惊讶于我的唐突和冒昧，而我和卫威兄也不可能成为这么久的朋友。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喜欢胡适的人总不会太坏，他不能不受到胡适的影响，不能不尽可能像胡适那样温和、谦逊、理性、宽容，不口出狂言和恶言，不走极端，让人可以信任。我相信，当我那天晚上对卫威兄说，我是因为看了胡适的书来找他时，他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如果没有胡适，还会发生什么？

我想了想，没有胡适，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他对现代中国深刻的洞察和对自由的真义的阐释了。他曾经说过，自由主义并不神秘，它是渐次扩充的，从十七八世纪的贵族争取自由到二十世纪的全民族每个人争取自由，这是自由逐渐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硬把自由主义送给资本主义；他还说过一句关于和中国的自由有关的意味深长的话，那就是，自由不是不让你有说话的自由，而是不让有你不说话的自由。我总感觉，他说的这些，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失去意义。

如果没有胡适，还会发生什么？

我想，一定还会发生很多很多之前我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如果没有胡适，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现在我终于成了个不起眼的作家，也算是个研究文学和哲学的教授，可对照胡适，我最多只是个得过且过的教书匠而已。我有时面对学生深感惭愧，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教授名号有些名不符实。这么多年，只有一个学期，当我偶尔为我所任教的同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开设了“胡适研究”这门课时，我才觉得自己多少像个教授了。

如果没有胡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绝不会在北京产生关于他的这些片段的感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我自己，都不能没有胡适。我相信，中国现代还有更多的人文学科，比如哲学、历史、教育、政治、思想等，还有更多的人，也都不能没有胡适。因此，我要说，对于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谈到胡适的意义和影响时，并不是夸大了，而是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写到这里，我想补充一下，今年，即2018年，是生于1891年的胡适诞辰126周年，同时也是1962年去世的他逝世56周年。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文学，半个世纪后仍让人难忘，又说明了什么呢？

为此，我要感谢那几个北京的青年朋友，是他们让我想到了没有胡适会发生什么，又让我在回到上海后不假思索地写了这篇本来是“没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