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空前大辩论在美上演 对华战略将根本性调整
当前，一场冷战结束之后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大反思、大调整正在美国上演。其参与者之众，政界、学界、商界、军界无不介入其中；议题之广，从经贸、安全到人文、科技几乎无所不包；程度之深，辩论直逼一个主题，那就是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需要来个根本性的大调整。
美视中国为主要挑战
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辩论是朝野共舞、府会同台，亲自上阵引领、定调。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然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宣告既往对华战略彻底失败；五角大楼《国防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中俄首当其冲；《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将中国同俄罗斯等并列，视为美国核安全的主要威胁。
▲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封面（美国国防部网站）
官方权威报告如此高密度、赤裸裸地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甚至威胁，对塑造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环境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而美国商务部时隔20多年首次发起“自上而下”的对华“双反”调查，无疑是给本已十分严重的美中贸易摩擦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 一方面，参与甚至引领这场大辩论，表明特朗普团队中对华不满的人物试图主导对华决策。
● 另一方面，这场对华战略大辩论似乎不分左右一边倒地指责中国，呼吁重置对华政策的基调，这表明美国战略界对的对华基调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心照不宣并乐见其成。
美国两党各派在国内政治议题上虽争议颇多，甚至泾渭分明，但在对华问题上则异口同声，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指向却高度一致，这一点是同以往几次对华大辩论最大的不同。
此外，以往的辩论基本是在“接触+遏制”“竞争+合作”的大框架内，辩论的焦点往往是对华接触多一点，还是遏制多一点，中美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这次则似乎摆明要跳出这个三十多年的对华战略大框架，另起炉灶，构建一套对华战略的新框架或新范式。
这场大辩论仍在进行中，但似乎几个初步的共识正在形成：
●其一，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必须全力应对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已超越经贸领域和亚太区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
●其二，美国既有对华战略虽难说完全失败，但可以说基本失效，亟须改弦更张进行调整重置；
●其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如不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中美关系呈现四大变化
本轮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之所以呈现出新特点并得出以上初步结论，有结构性原因，也有政策性原因，同时跟特朗普执政风格不无关系。
▲特朗普
从结构性原因看，根本还是中美关系过去十年来的巨变，主要是力量之变、战略之变、基础之变、环境之变，四大变化同时来袭，令美国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从力量对比看，两国从以往的“（一）超（多）强”关系变为“老大老二”关系，形成战略竞争格局也就在所难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也是难以回避的历史基本规律。“修昔底德陷阱”命题之热炒就源于此。
从战略态势看，两国由以往的相对隔离、间接过招演变成现在的直接对立、正面博弈，其源头始于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突然全面转向亚太，来到中国的家门口。而几乎同时，中国对外战略转向倡议“一带一路”，开始全方位“走出去”。
由此，两国近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双方既无历史经验可循，也无现成路径可走，只能艰难地摸索共处之道。在这一过程中，彼此往往从最坏处、对号入座式看对方的一举一动，自然加深了战略猜忌，加大了战略风险。
▲资料图片：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六场平行主题会议。（新华社）
从战略基础来看，长期构成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现在反而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而类似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9·11”事件后联合反恐这样的安全基础目前也基本不存在。特朗普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令支撑双边关系的气变合作也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颠簸摇晃也就不令人意外。
从战略环境看，中美关系对内受各利益群体的掣肘，对外受“第三方”因素的滋扰，双边关系的主轴或主航道往往由不得自己，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美对华认知狭隘片面
面对这些根本性变化，中美双方其实都不适应，关键在于如何与时俱进调适心态、调整思路加以因应。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正是基于此的一种主观努力。遗憾的是，美国不是去呼应其中的积极意义，而是刻意放大其“谋略”色彩，虚与委蛇，最终将其束之高阁。
结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错失了构建合作共赢新框架的历史机遇。一心想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则干脆另起炉灶，走上封闭保守的旧路。
在战术层面，紧盯经贸关系这一点而不计其余，不切实际地追求立竿见影的奇效，一旦未得逞便蛮横无理不择手段；在战略层面，则草率地自我否定、武断地自认吃亏，最终仓促地选择从“战略对手”的视角规划新的对华战略。
▲资料图片：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俄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CNN视频截图）
美国朝野此番对华辩论几乎众口一词指责中国，另一重要诱因是对近年来中国对美认知的误读或“过分解读”。美国认为中国目前有意轻忽美国实力，巧妙松动美国秩序，并开始逆向影响美国思 想文化教育领域，施行所谓“锐实力”，所以美国必须施以颜色、晓以利害，让中国知所进退。
上述特点同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国观及其团队构成也多有关联。作为崇尚实力、善于交易、不循常理的房地产商，特朗普身上兼具里根式强硬和尼克松式变通，他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自我定义似很贴切。其中国观多源于此前做生意的经历，以及一些对华极端派人士的思 想灌输，因此带有片面性、随意性和狭隘性。
内缺乏对中美关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加之频繁的人事变动，客观上给中下层官员尤其是少壮派官员提供了空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种直抒胸臆式、针对性极强的对华政策表达，显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化色彩。
美对华战略“五位一体”
目前的情形是，美国在对华认知上形成了若干新共识，但下一步采取何种战略因应则尚没有答案。国会近期频频举办各种主题的涉华听证会，旨在汇聚共识形成对策。遍览美国各大智库的报告和学者们的著述，似乎也没有谁提供什么有效的药方。何以至此呢？
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的战略对手。这个对手类似苏联那样幅员辽阔，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脱离，与现有国际体系相磨合而不是相冲突，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
▲资料图片：2017年12月26日3时44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号0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新华社）
它拥有当年日本那样的经济金融规模，却更加独立自主，更有潜力，更具韧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它拥有欧洲那样独特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却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也就更有生命力。它还拥有像印度那样的巨大的人口规模，且在2020年将宣告全面脱贫，走上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成功应对了几乎所有战略对手（或者说“老二”），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战略经验和战略手法，那么今天面对的中国，则是一个“三合一”或“四合一”式的全新复合型对手，任何单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应对。
何况在众多领域和众多议题上，这个对手还是美国必须依赖的合作伙伴，这个对手同美国在经济金融上已经深度相互依赖，这个对手始终坚持发展中美关系，倡导“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美国当政者今日所纠结的，恰恰在于对这样的中国不知如何是好。全面遏制恐损人也损己，全面接纳又放不下身段，放任自流则担忧生变、心有不甘。如此看来，未来美国对华战略恐怕还是绕不开竞合两面和软硬两手，任何简单化、单一化的战略最终恐都行不通。
但毋庸置疑，“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对等互利”、“基于规则”、“结果导向”成为对华战略的总原则。在这一基本框架下，美国战略界人士在对华战略设计上主张“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
主要策略是塑造对美有利的“软制衡”环境和约束中国的各种规则，以及加大针对性强的军事准备、外交围堵和经济高压，大体是接触、遏制、规制、竞争、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机结合，当前阶段其遏制、规制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在经贸领域更加咄咄逼人。
但从长远看，美国对华战略无法跳出上述“五位一体”的总框架，只是依据不同事态、根据互动情况排列组合而已。这一框架较过去“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政策多几个维度，体现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或多面性。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变化，中国的战略核 心应该是预防、塑造、准备，即千方百计预防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挑战、风险；利用我们已然具备的实力和影响力，去尽可能地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准备一旦塑造不力，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应对最坏的结局。
着眼未来，首先要夯实根基、做好自己，尤其是对美国施压最甚、风险最大的金融、保险、服务领域，做好家庭作业，迎接更深层次的开放。其次要坚定信心、保持耐心。从长远看，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再次要谦虚谨慎、稳扎稳打。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的伟大复兴，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越多，遇到的阻力和矛盾越大，行为处事就更要如履薄冰，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其他如合纵连横、统一战线，利用矛盾、两面下注，利益交汇、危机管控，必要时敢于斗争并善于以斗争求和平等等，都是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期必须坚持的政策和策略。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参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