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物(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祖父由京官外放山东道台，江绍铨跟随到鲁。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63岁的江澍畇卒于任，江绍铨遂护送祖父灵柩返回江西。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守制满27个月的江德宣带领江绍铨返回京师。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年仅十五的江绍铨考进京师同文馆，跟随日籍教师杉几太郎学习日语。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江绍铨自费游学日本。1904年3月－1909年1月（清光绪三十年正月至三十四年十二月）间，江绍铨一度供职京师大学堂，出任东文兼世界史、伦理、外国地理、代数、几何教习。在此期间，江绍铨积极行动，倡议建立新式学堂，特别是在宣传与推进女子教育方面大出风头，令人刮目相看。但也有明眼人甚为鄙视之——时人钱塘汪康年（穰卿）即是。
在《汪穰卿笔记》“卷三/杂记”中有文字记述：江□□者，江西人，其父亦某省候补道。自谓尝留学日本，乘都中新事业勃兴，乃用种种名色为骗钱计。偶闻其一二事，录于下，可恨亦可鉴也。
江尝设女工传习所，招素为缝工之妇女至，月征学费三元，三个月毕业，尚须尽义务，实则仅租胜家公司缝纫机器三五部而已。此等机器，数日即可学成，而江不许其毕业，盖欲强诸女工为作工也。然此等人皆恃作工为生活，安能久待，群起哗噪，乃稍迁就之。
又尝设女工展览会三日，来观者人纳银币一枚，而中乃空空无多物。有山西人汹汹欲殴之，不知若何了结。
又设女学堂，延一女教习，言明教功课二门，月薪四十元。后则二门者忽增为七门，又监管理员，月薪骤减为六元。女教习之夫将大肆挞伐，乃增为二十元。冬则堂中间仅置一小火炉，而征每人煤费三元，其他事大率类此，一时竟无干涉者，亦可怪也。⑵
汪氏所记“江□□”，即江绍铨；虽鄙视，但仍做“江□□”处理，是为笔德。 另有资料介绍称：晚清光、宣年间，江绍铨在北京“先后创办了四所培养师资的女子学堂。这些学校虽属私立，而实际上得到北洋大臣袁世凯、南洋大臣端方的资助。1909年，学部接办了这几所学校，其中之一后来就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⑶ 二 现将江绍铨在北京“兴办女学”二三事（此外有可靠资料证明，但又无校史沿革的女学传习所有一处），以及其参与国际政治和投靠汪伪诸事作一简介。一、“女学传习所”之创办
（一）私立内城女学传习所
根据1906年2月23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出版的《直隶教育杂志》一期介绍：“京师大学堂东文助教江亢甫比部，在西单牌楼报子街西库赀胡同（按《西城区普通教育志》第463页作“西单皮库胡同”，误），创设女学传习所一区，分为两班：一为年长不许入学堂者而设，专习初级师范；一为年幼者入学堂之预备。房屋系宗人府国宅捐借，惟经费无措。拟购置校具、书籍，尚无的款，望热心教育量力赞助，有畀学界，实非浅鲜。”⑷ 次年，私立内城女学传习所移址于石驸马大街办学⑸。从“1909年，学部接办了这几所学校，其中之一后来就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记述看，该女学传习所应该在今鲁迅中学校址所在地方——1908年7月31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四日），御史黄瑞麟奏准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学部尚书荣庆等决定以原京师大学堂所属、业已停办之“医学馆”旧址（位于宣武门外琉璃厂八角琉璃井）校舍暂由“京师官立女子师范学堂”使用；并致函尚在天津的傅增湘，委派其出任“女子师范学堂”总理。是年11月3日（十月初十日/慈禧生日），该学堂先行招收简易科四班，正式开学。（二）私立外城女学传习所
根据1906年10月3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出版的《北京五日报》第40期报道：“江西志士江亢虎创设女学传习所，一切章程均系江君手订，规模严整，详细靡遗。现订于八月十三日举行开学仪式，已函请学界、报界同仁于是日上午十二钟，前往该学参观，以便开学之礼云。”⑹ 开学之日（9月30日），端（方）制军、戴（鸿慈）尚书、唐景崇（春卿）、宝熙（瑞臣）阁学、刘若愚（仲鲁）太常、孟庆荣（绂臣）参议，以及睿亲王姊妹、淑慎女学堂总理葆（淑舫）郡主等莅临祝贺；其中端方“慨然捐助开办费二百元，并允代为设法资助常年费”⑺。 是年十月初十日（1906年11月26日）为慈嬉皇太后“万寿”（生日），江亢虎以“外城女学传习所”名义发起“女学祝嘏会”，以菜市口绳匠胡同该学堂所在地为会场，“联络女学界团体庆贺万寿”，“遍请城内外各女学堂教员、管理员、学生”⑻。是日，江等临会行礼并发表演说，以示庆贺。 据1906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北京五日报》53期有“记事”披露⑼：是日上午十时，该校130名学生“齐集演礼”，四川女学堂50名学生亦整队至，“当即向上行三鞠躬礼”。在传习所教习风琴伴奏下，学生先唱由张之洞（香涛）撰词的《祝嘏歌》：瑶池桃熟岁三千，不及萱龄亿万年。
圣孝我皇亲午彩，圣慈父母寿齐天。
继之演唱由江亢虎总理撰词的《校歌》：东风昨夜紧，唤起万花魂。
世界香成海，人天梦由痕。
慈云殷护惜，法雨洗烦冤。
漫被春寒误，芳心自在温。
淑慎女学堂总理葆（淑舫）郡主，四川女学堂总理石孙君、教习唐女士，以及该传习所名誉庶务长张太夫人等女宾，并一些女学堂职员及学生又四百人与会庆贺。报称，此次大会，“实北方女界空前之盛会”。 清宣统二年（1910），京师督学局将该传习所改办为“外城官立第一初等女学堂”。1912年8月，改组为“京师公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1916年，改“京师公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暨“京师公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京师公立第三十四女子国民学校”。1934年小学校以所在地命名时，改称“北平市立丞相胡同小学校”。（三）私立中城女学传习所
据《京师督学局纪事》清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10年2月3日）记载：“法部主事江绍铨创设中城女学传习所，呈请立案。批：俟明年开学再行呈报，以便派查候核。”⑽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私立中城女学传习所的具体情况，如开学时间、学校地点、学生人数等，均尚未发现新史料。但从“中城”字样分析，该女学传习所坐落位置，应该在正阳门大街（北起五牌楼，南抵珠市口）东西两侧。 二、“金台书院”办学之论争 《北京教育志丛刊·清末北京教育资料专辑》载“就金台书院设学之争”⑾、“争取金台书院设学业已了解”⑿两则史料，对了解因废除科举制度而停办的“金台书院”之沿革有所帮助： 其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906年8月15日）的《北京五日报》（第30期，“记事”第4页）刊登两封信札。内容如下：亢甫先生大人台鉴：
敬启者，金台书院乃敝省筹款建置，院中经费皆出自顺直，并非公共之区。自科举既停，各省均将本省书院改设学堂，则金台书院应改顺直学堂，名正言顺。是以去年至今，敝同乡屡次提议此事，正在组织开办；乃闻尊处忽有禀请京尹别立女学之说。敝同乡闻之，均有烦言，谅先生或尚无成议。至备荒经费，专备顺直偏灾为赈济之用，亦非他省所可移挪。
现经同人公商，就书院地改设中学；尊处拟办女学一层，碍难奉让。特公函奉达，即祈先生设法另筹为要。
专请
道安。
鹿传霖、徐世昌、严修、刘恩涛、恽毓鼎、李士珍、刘学谦、袁励准、刘嘉琛、华世奎、杨肇培、王开长、袁廷彦、华学涑等同启
敬复者：
今年春间，绍铨倡议邀集同人公立女子传习所，不分省界，并不分满汉之界，惟以原地褊小，不敷扩充。查有金台书院，据光绪八年周京兆奏案，本由募捐建成，为京师及各直省士子公共肄业之地。自科举停后，迄今扃废无用。去秋，贵省京官阎廷献等呈请改设顺直学堂，未见批准，亦无续呈；并闻今年别有顺直学堂之设，业经择地开办。绍铨等遍商顺直原呈诸君暨各直省同人，拟就书院地改设京师女学堂，仍备京师及各直省名门闺秀肄业之用。词谋佥同，当即联名呈请在案。至传习所经费，乃援日新小学、豫教女学之例，在顺天府奏准“发商生息，藉筹新政要需”项下拨助，与“备荒正款”无涉。书院经费先已全数提归他用，现亦涓滴无存。特此声复。
敬叩
钧安。
江绍铨等谨启
其二，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1906年8月25日）的《北京五日报》（第32期，“记事”第2页）刊登题为《争取金台书院设学业已了解》的报道。内容如下：
前次江亢甫比部拟就金台书院设立女师范传习所，呈请顺天府批准。旋直顺京官以金台书院以前系由直隶同乡筹款建设，应归直隶设立顺直学堂，致纠葛，至今未能定议。近闻江君以顺直京官即以顺直学堂呈请在先，即另在绳匠胡同择地设立，已张帖招考，大约七月间即可开学。
1906年9月30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江亢虎（绍铨）创办的“外城女学传习所”在宣南菜市口的绳匠（后谐音改名丞相）胡同正式开学，端方、戴鸿慈、唐景崇、宝熙、刘若曾、孟庆荣，以及肃亲王之妹、淑慎女学堂总理葆淑舫郡主等莅临庆贺。
三、“国际政治”之参与⒀
1909年，江亢虎去欧洲旅行，并以一名非正式的中国代表出席了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会。
1910年12月5日，因父亲去世，江亢虎由欧洲返回国内。
1912年，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创立了中国社会党——江氏自称“这是中国第一个政党，标志自由结社在中国的开端”。
1913年到1920年，江亢虎侨居美国。是年秋天，“早期的共产主义领袖张国焘在北京大学第一次与江亢虎交锋”。“这次论争打消了共产党和江亢虎等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合作的可能性。”
1921年3月，江亢虎在徐世昌的帮助下，获得去俄国和欧洲旅行的护照后赴俄国。6月22日到7月12日，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
1922年春，江亢虎前往西欧。在俄国期间，江亢虎“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托洛斯基、布哈林、契切林、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匈牙利领导人巴拉坤，有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接见”。
四、“晚节不保”之投靠⒁
1925年1月，江亢虎宣布组建新社会民主党，设总部于北京。但由于他在给金梁（前京师大学堂时的同事，适时溥仪的亲信）的信中曾经“表示了他个人对清廷的祝愿”，而这封信又在《清室密谋复辟文件》一书中被批露于世，故导致其只好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教授中文及其他有关课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当时住北京的江亢虎又到四川和江西新建讲学。
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日伪成立。江亢虎应邀出任南京考试院副院长（院长王揖堂未到任，由江代理院长）兼铨叙部部长，主持汪伪文官考铨工作。为适应东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江亢虎将其在1934年所作有关孔子《论语》的讲演稿于1942年重新发表；宣扬“只要孔庙长存，大东亚文明的建立必将来临”。史家认为，“这表示他对中国旧传统是何等吹嘘，而离开他早期沉醉于社会主义的情景又何等遥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⑶《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四分册，第1页/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
⑷《北京教育志丛刊》（清末北京教育资料专辑）1992年第3-4期，第192页。⑸［日］服部宇之吉等编，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20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2月版。
⑺见1906年10月18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出版的《北京五日报》43期“记事”/转引自《北京教育志丛刊》（清末北京教育资料专辑）1992年第3-4期，第194页。
⑻见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一日（1906年10月26日）出版的《北京五日报》51期“记事” /转引自《北京教育志丛刊》（清末北京教育资料专辑）1992年第3-4期，第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