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做了什么——读蒋伏利《末日之思》有感（四）

（四）

经济学越来越向科学靠拢，但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其一，经济学不能像科学那样进行实验；其二，经济学不能像科学那样进行预测。虽然经济学没有成为科学，但是它已经像纯粹的科学那样越来越脱离人文，脱离人性。

绝大多数的自然和经济科学家有两个愚昧之处。其一是没有灵性，其思考、行为绝对依赖知识并坚持理性。一般科学家尤其经济科学家不知道天文地理、山川河流、自然物质、社会关系等认识对象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生命系统，而任其追求物质财富的本性肆意妄为，以高超的专业知识把循环系统割裂，完全摒弃天赋灵性和天才直觉对宇宙系统的真实感知，完全摒弃非“专业修养”、非“学富五车”、非“十年寒窗”者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把握。普通科学家最能证明和最感放心的依靠，是他们依赖小系统专业、大系统破碎的科学知识来开展活动的行为能力，而对符合天地律动的灵性、先知则是要怀疑和打击。灵性是悟觉知识本源、不依赖知识而贯通知识的最高能力，但一般“专业修养”、“学富五车”、“十年寒窗”的科学专家都是小心翼翼的实证主义者，不知道也缺乏读懂“天书”、悟知天地宇宙和人生大道的天赋灵性。曾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科学之父是哲学，哲学之父是宗教。杨振宁教授也讲到，物理学研究到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是宗教。而灵性的飞跃正是从哲学终结的地方起跑，但绝大多数科学专家却连哲学这一步也没有走到。

其二，科学分工的专业知识割断了“天人合一”的大系统。天文地理、山川河流、自然物质、社会关系等这些人类的认知对象，都是造物主规定的系统信息，但在“上帝”之国诞生的经济学，却以“人”为中心，割断了“上帝”制造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命缘起和血肉联系。

人类认知活动是一个探究事物所以然的过程，这个探究过程和人类的生存方式一样，可以分为世入和世出两种。在世入探索领域，人们通过知识寻到事物之所以然的原因有两类：一是表层原因，一是深层原因。明确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这两个概念，需要借用佛家的“缘起”一词。“缘起”是佛教说明宇宙起源和世象究竟的基础理论，它和“空观”一起构成佛家学说的两大基石。“缘起”观点就是要逐个探究事物的“因”尤其“根本因”，全部的因果关系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缘起圈”。有了缘起圈概念，我们就可以定义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我们可以列举一个生态破坏的缘起圈：生态破坏←—企业所为←—追求效率←—创造财富（经济学）←—人性使然←—过度张扬人性的文化（为什么生态遭到破坏？因为是企业所为；为什么企业要破坏生态？因为它要追求效率；为什么企业要追求效率？因为它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什么企业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人性使然；为什么人性追求财富会达到破坏生态的程度？因为有过度张扬人性的文化，所以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缘起圈的每一环，并非唯一因，只是假设为主要原因，如生态破坏的原因有许多，但假设主要原因是企业所为。探究某一事物之所以然，可以列举多个缘起圈甚至无数个缘起圈，而且缘起圈还可以组成缘起圈，即缘起圈的节点就是一个缘起圈。也可以在同一个缘起圈内插入更多环节，把缘起圈无限延长；例如在“企业所为←—追求效率”这一环中可以插入“无能”一个节点，使其成为“企业所为←—无能←—追求效率”，从而延长整个缘起圈。

在生态破坏这个缘起圈里边，如果只看一两个环节，如只看“生态破坏”的原因是“企业所为”、“企业所为”的原因是“追求效率”，那么所看到的就是表层原因。可见表层原因是探究事物所以然的断尾原因，是把缘起圈的一环截取下来，把所以然的直接原因当作终结原因，不再与前后的因果环节相联系。但如果不是只看一两个环节，而是看整个问题圈，用佛家的话讲即从“缘起”的圈来看“诸法”的“因”，那么所看到的“因”就是深层原因。我们在每一个表层原因的后边，都可以再找出更深一层的原因，然后把这些更深一层的原因连接起来，这就是“诸法”层层“缘起”的“因”，即我所谓的“深层原因”。蒋伏利先生的《末日之思》一文认为，生态破坏的原因是追求财富和效率的经济学，因此要对经济学进行革命，要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这就是看到和分析了生态破坏的深层原因，而不只是苛责“企业所为”这个表层原因。但生态破坏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人性和文化问题，因此从根本着眼，还要改造文化，要树立“天人合一”的循环文化理念。

科学分工的专业知识只让我们看到破坏生态的表层原因是企业所为，于是就制定政策和法律来监管企业，结果这个工作做好了吗？没有，这就是专业知识和分工主义的局限。

人类社会最大、最持久的演变是分工，而最大的分工是生产活动和思想活动的分工，即一部分人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学术思辨，而不再参与生产活动。分工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扎根，然后也在学术活动中扎根，前者决定后者是正常的历史逻辑，但后者影响前者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分工的需要根源于人类社会对效率的需要，经济学是分工效率的智慧结晶，同时经济学也把分工的局限发挥到极致以至成为经济学的致命弊端。从学术分工中产生的经济学把住了效率这一环，没有任何一门人文学术比经济学更锲合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本身是专业主义的产物，而它又很自然地成为分割人与环境的科学工具。

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的思想根源是在佛法里边，或者说佛法里边早已存在循环经济的思想精髓。佛教的生死轮回就是一种典型的循环思想。可是专业知识、专业主义只顾生、不顾死，只顾今生回报，不顾死后做牛做马和来世报应，因此为了追求今生财富和今生享乐而破坏环境，损害他人。

其三，科学专家、经济学家以为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不知道科学知识也是导致人类痛苦与部分毁灭的动力和工具。20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D.M.托马斯在《20世纪人类全纪录》中写道：“科学不仅产生了奇迹而且也培养出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人类每一次“战场”和“商场”上的大规模残杀，都直接“归功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提供的各种屠杀方式和工具。面对今天出自科学家之手、针对劳工和自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过人类力量千万倍的增长，面对今天科学造成的人口剧增、平衡打破、资源紧张，面对今天科学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和大气层破坏成为不解难题，传统经济学家们除了十足的愚蠢，还有任何一点聪明在哪里呢？

谋求宇宙生态系统的长存与长久和平，需要超凡伟大的精神理念。纵观人类历史文化，这个精神理念只有中国有。是一个生活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民族，它不把一家一国、一人一企（业）的“功利”、“霸道”当作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成功则成仁”，中国文化精神讲究的是“仁”。中国文化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以整个天下、宇宙的存在、和谐为中心，中国文化最能从整体上、全局上思考和拯救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国文化是最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是最能从根本上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世界的文化。“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悔过自新”、“和平共处”、“以德治国”、“科学发展”、“生态经济”、“和谐社会”等等——只有浸濡中国文化并得其大道者，才能提出并坚信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理念和原则。拯救人类，建立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时机已经来临，让全人类都享受到中国文化和力量的福荫——只有中国文化和中国力量才能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地球环境，正如蒋伏利先生所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天降大任于中国……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挥手告别，其理论支持者——传统经济学也似乎走到头了。”（蒋伏利：《〈末日之思〉致张高宁》）在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下的一部市场经济史，实质就是“理性”投资者通过“有效”市场屠宰自然、生态的历史，西方传统经济学——它的末日已经降临。符合“易经阴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思想文化精髓的经世致用之学只能是生态经济学，符合“易经阴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思想文化精髓的生产模式只能是循环经济。

在今年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明总理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和环保设施等项目建设，实施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高层果断决策，放弃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先后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循环经济促进法》等。这些行动表明，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及传统经济学挥手告别，取而代之的是循环经济增长模式和生态经济学。

《易经》六十四卦结尾，在“既济”之后是“未济”；蒋氏《末日之思》，在“末日审判”之后是“希望之言”：

如何反思并架构、推动一种新的经济学来指导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即勒内·帕塞所说的，如何创造一个能考虑到这个复杂世界中相互依存的各种因素的新的经济学方法，是将来之事，更是当务之急。好在基于反思精神并扬弃、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上世纪已经诞生、发展并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于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开创人类经济社会预期将在下一篇章中阐述。

“四书五经”高山景行，循环经济天佑中国，生态经济学生机日盛，伏利先生年壮有种——对此，老夫重重地期待！

（2009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