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回到1927年，你也交不起房租！

买不起房？现在，你或许连租都租不起了。

这几天，关于“房租暴涨、续租难”的话题，再配合2018年7月，全国70座调查城市就有65座城市房价上涨的消息，让很多人再次辗转反侧，而今天，最爱君想来说一个，关于民国时期房租昂贵的问题。

1927年，全上海的租客们，再次联合了起来。

1927年4月3日，3000多位来自上海各地的租客，聚集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今上海沪南体育活动中心），集体讨论发起一场要求“上海房租减半”运动，随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名字叫做“上海房租减半运动会”（后于当年4月30日改名为“上海房客联合会”）。

实际上，早在1910年和1921年，上海的租客们，就已经联合发起过两次要求房租减租运动了。

▲《申报》在1927年4月刊登《淞沪房客减租运动大会通告》。

房租减半，这听起来是多诱人的事啊。

为了呼吁“减租”，“上海房租减半运动会”随后发表了宣言，阐述租客们的核心诉求：

“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所谓民生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衣、食、住、行。阿拉上海宁，这四件事情当中，最苦的就是‘住’了。

话说资产阶级们，坐拥众多房产，而我等平头百姓，只能寄人篱下，租住陋室，聊以遮风蔽雨。结果资产阶级们还贪得不厌，不断涨房租，搞得老百姓们每月收入几乎五、六成都要交给房东。日子越过越苦。

我们现在不求打倒资产阶级，只求房租打个对折。房东们你们都是有钱人，打个对折，毛毛雨啦！对我们小老百姓可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我们组织这个‘房租减半运动会’，就是希望能够为全上海市民说句公道话，并向房东、向上海特别市党部及请愿，表达我们的诉求。”

在1927年的上海，事实上，除了“上海房租减半运动会”，租客们还成立了例如“淞沪房客总联合会”、“上海房客减租总联合会”、“汉口路房客减租联合会”等租客组织，他们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要求“减房租”，为此，他们还联合出钱登报呼吁。

▲房租减租运动早期发源地：上海公共体育场旧影。

看到租客们闹大了，还成立了各种专门的协会，于是，上海的房东们也紧张了。

在上海滩，1927年4月上旬，以虞洽卿、陈炳谦等为首的房东大佬们也迅速联合起来，成立了“闸北产业工会”，随后，上海南北市房地产业主联合会也正式成立，当年4月12日，上海的房东们，针锋相对在《申报》上发表了一份《产权联合会宣言》，房东们的观点大概如下：

“1、房东、房客，相互之间根本就是对等的双方。有些人说房东是资产阶级、房客就是劳动人民，这纯粹是挑拨离间之计啊！

2、房客当中，不乏身家颇丰，富有田产的人，房东里面，也有很多原本靠着辛苦打拼才有了如今这番产业的劳动群众。说到底，房东房客一家亲啊。

3、觉得房租太贵，大家都是文明人，可以坐下来谈的嘛！干嘛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骂房东是军阀、走狗、帝国主义的奴才呢？难道做房东的就有原罪，就应该给房客宰割吗？

▲上海房东们在1927年4月12日《申报》上，发表对应租客呼吁的《产权联合会宣言》。

这是一场房客和房东们，史无前例的舆论对决。

话说，1920年代的上海，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在20大洋上下（以下简称元），当时，一元大概可以买十斤大米，20元，大概可以买到200斤大米。当时的上海家庭，如果月收入超过50元，就属于小康水平；家庭月收入如果超过一两百元，就属于中产阶层了。

但1920年代的上海，房租已经很贵了。1921年，失去军职的张治中，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个小房间，月租就要16元，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

为了节约房租，当时，屌丝郭沫若就和上海绝大多数的租客们一样，租住一种名为“亭子间”的小房间。

“亭子间”，是当时上海大量兴起的民宅石库门中最差的房间，这种房间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个平方，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当时，很多像郭沫若一样的文人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致于后来，出现了一个专门称呼这种租客的名词：“亭子间文人”。

▲上海里弄里的“亭子间”，是1920年代屌丝郭沫若们的安身之所。

与屌丝郭沫若相比，当时在上海三所大学任教、月薪高达600元的徐志摩，则俨然是文人中的超级富豪，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的徐志摩，租住在一所月租高达150元的洋房里，雇着几个女佣，还时不时开开party，日子过得好生惬意。

两个租客：屌丝郭沫若和富豪徐志摩的租房对比，是1920年代上海滩贫富悬殊的两端，而那时的上海，更多的普通人甚至连“亭子间”都租不起，因此，为了节省房租，无数的新上海和老上海人，纷纷选择了在臭水沟旁、垃圾场上，自己用茅草、芦席、竹竿、木棍、黄泥等“建筑材料”搭起了“有碍观瞻”的棚屋。

▲徐志摩与陆小曼，一度是上海的顶级租客。

那时的上海，一等房客住洋房；二等房客住“亭子间”；三等房客，就只能自己搭棚屋了，甚至连高喊“房租减半”的资格都没有了。

1920年代房租上涨的，不仅仅是上海。

在天津，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到来，天津租界的房租更是日趋向上。

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并驱逐溥仪。在日本公使馆躲避一段时间后，1925年2月，溥仪先是搬迁到了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张园，是满清遗老张彪的府邸，当时，这座占地60多亩的府邸，月租可达约四百大洋，由于是“皇上”来租房子，所以张彪给溥仪打了“狠折”，只收月租200大洋——这是当时上海一个工人20个月的工资。

▲1925年溥仪的到来，带动了天津的房租。

其实，早在1925年溥仪搬进张园之前，天津的房租已经越来越贵了。

1912年清廷覆灭后，大量的满清遗老由于担心革命军抄家清算，所以纷纷搬迁到与北京毗邻的天津日租界、英租界或法租界；北洋时期，各路军阀在斗争失败后，也喜欢跑到天津做寓公，在此情况下，本来就是工商业城市的天津，在各路满清遗老和北洋军阀的力捧下，房价和房租双双高涨，并在1925年溥仪到来后，达到了最巅峰。

那时候的天津，“连皇上都来了”，房租那可是一路看好。

但是，1927年一路北伐、逼近天津的国民革命军，却让天津的房价和房租开始暴跌。

由于北伐军一路收复汉口租界和九江租界，这使得隐居在天津租界内的各路满清遗老和军阀们担忧不已，于是纷纷抛售产业、躲往上海租界，这就使得1927年度的天津房租，一下子突然暴跌了下来。

受到北伐巨大冲击的，不仅仅是天津。

1927年4月，国民宣布从北京迁都南京，当年4月18日，蒋介石等宣布成立南京国民，由此从1927年至1929年，设在北京的国民各大机关开始陆续迁往南京，首都地位的丧失，以及依附首都的各个机关单位和服务机构的搬迁，使得北京的房价和房租开始了大暴跌。

与受惠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上海和南京相反，在政治的作用下，北京和天津一样，房租也开始暴跌了。

▲民国时期北京街头景象。

1923年夏天，鲁迅在今天北京西城区西四南大街西边的砖塔胡同，租了3间瓦房，月租是8块大洋，另外，他还请了2个老妈子，一个负责做饭，一个负责打扫卫生。

当时担任北洋教育部佥事（类似于科长）的鲁迅，月收入大概是420大洋，而当时北京一个普通工人，收入大概是16大洋。大概是觉得租房子当租客始终不方便，1924年，阔气的鲁迅斥资800大洋，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了一座四合院，终于结束了做房客、交房租的生活。

尽管当时北京工薪阶层的月平均工资看似不高，只有16大洋左右，但实际上计算可以获悉，当时北京的普通人，只要花费4年多的工资，就可以买下一座四合院。至于现在嘛，别说买一座四合院，北漂们甚至连交每个月的房租，都非常痛苦了，用最新的话来说，不是“买不起”，是连租都“租不起”了。

但处于北伐革命迁徙的北京，已经开始风雨飘摇。

就在1927年由于国民迁都，导致北京房价、房租暴跌前，1926年8月，由于支持学生运动遭到追捕，文人里的富豪（简称文豪）鲁迅，南迁到了福建的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鲁迅又转往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的广州房租，也正处在暴涨的前夕。

就在鲁迅抵达广州的当年，广州全市人口已经从1911年的70万，涨到了90多万，到了1930年，广州城市人口增长至114万人。而根据当时广州市工务局的统计，全市16万户居民中，只有3万多户有住房，住房自有率仅有19%。

▲清末民初，广州某工厂旁边的贫民窟。

由于当时80%的广州市民没有房子，所以，绝大部分广州人，注定只能当房客了。

人多房少，广州的房价于是开始暴涨：当时，1927年广州一房（单间）的租金大概是3元，到了1932年，房租已涨至大约9元，涨价了300%；而1927年广州市区两房一厅的房租，大概是10元，到1932年，房租已涨至大概20元，涨价幅度200%。

当时，广州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大概是三四十元，而租房子的支出，大概占到了他们月薪的20%-30%，于是在1932年12月2日，机关报《日报》公开发表文章呼吁说：

“近年来广州地产价格高涨，突飞猛进，其增进之速度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据最近调查，以现时之市价而论，较于二十年前，其增长固已不止二十倍······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

广州房租虽贵，但对于月薪四五百元的鲁迅来说，仍然是小菜一碟，但鲁迅觉得，广州住着没意思，作为有妇之夫，在将女学生许广平搞做女朋友后，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并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

但1927年的上海，房租真的好贵啊。

作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北伐革命不断胜利，各路满清遗老和老旧军阀纷纷涌入上海的情况下，1927年的上海已是人满为患，当时，上海像样一点的房子早已住满了人，如果想租好一点的房子，统统都要顶手费。

带着小女朋友许广平刚刚来到上海，月收入达到420元左右的鲁迅，这时也被上海的租金吓了一大跳。

当时，鲁迅想租住上海虹口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现在叫北川公寓），结果租一个公寓，顶手费就要500大洋，而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是20大洋，

在北京和广州都号称“文豪”，出手阔绰的鲁迅，一下就感觉到了上海的高消费，没办法，他只有分期付款，先交付了200元的顶手费。

后来，鲁迅对朋友说：

“上海的房租很贵，空气很坏，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也还只得在此混一下了。”

所以，在到达上海三个月后，当听说上海的租客们，正在联合发起一场要求“房租减半”运动后，鲁迅心里对房东们的恼火，也达到了高点。

▲在上海，连“文豪”鲁迅都觉得生活压力大。

于是，回到本文开头，面对这场由上海租客和房东们发起的舆论大战，上海租界和华界，相继出来调解租客和包租公们的矛盾。

1927年4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限价令”，要求租界内房租不可较当年（1927年）3月1日再做上涨，房客亦不可随意不交房租。

不久，当年5月4日，上海华界的淞沪警察厅也发表了公告，并指出“房租确实很贵，但直接减半也不太现实，所以要求房东们以1926年6月的房租作为上限，不能再涨了！”

文豪鲁迅也无可奈何，于是1932年3月2日，鲁迅跟朋友许寿裳说，他在上海都不敢轻易换房子了，因为每次换房子，就得交一笔巨额顶手费，连他这种月入四五百大洋的“文豪”都觉得受不了了，鲁迅抱怨说，上海房租实在太贵：

“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

不仅仅是上海房租死贵，在武汉，由于“人口众多，房屋稀少，致房租高昂，现在汉口之房屋······多至数十银元至百余元，至少需银元十元，一般市民因收入太少，不能负担，数家聚住一屋，苦力劳工则连数家聚住亦不可得，只好搭窝棚住宿。”

而在广州，1932年12月2日的机关报《日报》更是直接刊文，揭露广州房租暴涨，逼得一些市民住进了贫民窟，为此，有的官员甚至建议，应该将广州市内所有的祠堂、庙宇和教堂一律没收，并将其以极低的价格，来转租给那些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平民。

▲民国时期的广州市中心民居。

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下，南京、北平（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的租客们，仿效此前上海的“榜样”，纷纷发起了要求房租“减租运动”，到1934年，作为房租“减租运动”先驱城市的上海，又再次爆发了要求减租运动。

1934年6月17日，《申报》刊发了由上海减租运动发起的《减低房租运动今日起总动员》之公告：

“本市的减租运动，近来已高唱入云。照目前的趋势，减租问题，已成为社会一最严重的问题了……住在上海的一般市民除少数地产阶级和资本家外，无一不在含辛茹苦中求生存，而平均日常生活费用，房租一项往往占百分之三十或五十……于是一般市民和商店，都不能继续担负此过高之房租，便发生了减低房租的要求。而减租运动会，便日益扩大起来了。”

这场波及全国的要求房租减租运动，也震撼到了“山西王”阎锡山。

当时，太原的房价和房租也持续上涨，而在山西，扎根陕北的红色政权正在掀起土地改革，陕北农民为此很受鼓舞，这也让毗邻的山西农民大受震动。

看到内部的城市房价、房租不断上涨，城市不稳；而山西农村地区由于陕北红色政权的土地改革也受到波及，阎锡山内心焦虑，于是，他开始在山西也推行给农民分田分地的土地改革，以防止农民被“赤化”。

在省会太原，当时太原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大概为20元，而太原最繁华的钟楼街平均每间房的月租就要15元，即使是太原城内最偏僻的铁匠巷，平均每间房月租也要1元，这种房租水平，甚至比当时的故都北平还要高。

为了安抚民心，1935年，阎锡山正式下达限租令，规定太原城内的空置房必须一律出售或出租，并给每条街巷的房屋租金设定了一个上限，只要超过上限，房客可以检举揭发。

政令实施后，太原房租立马降了下来。

▲阎锡山曾经勒令太原市内的房东降房租。

在上海，为了抑制房价和房租，上海则开始了推出平民住所（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廉租房”）。

1935年，上海人口已达370多万人，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城市（当时作为国内第二大城市的北平，也仅有130万左右人口），而当时上海市内房屋仅有82000多间。

于是从1929年至1935年，由上海主持，共在市内建成了1600多间平民住所（廉租房），上海规定，平民住所（廉租房）“非棚户居住者，不得租赁”，尽管数量稀少，但上海的早期廉租房建设，仍然庇护了许多从事小工、拉车、小贩等底层工作、原来居住在棚屋内的底层人民。

而在长沙，1934-1935年，长沙也主持建成了11个平民住宅（廉租房）小区，平民住宅（廉租房）总数达7000多套，长沙规定，申请这些平民住宅（廉租房），必须是“有长沙户口、在长沙居住、有正当职业、全家月收入在15块大洋以下的家庭。”公职人员家庭则严禁申请廉租房。

▲民国时期长沙筹建的廉租房——第一平民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