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知识分子都在纪念周有光中国的怪现象是老年人比年轻人敢讲

本文转载自我们的姊妹号：海外博士学者圈子。ID:boshiquan

顶级教授、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天石称，周老很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敢讲心里的话，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张森根谓周有光先生'说真话的大师'。'说真话不容易。有的‘大师’不讲真话，而是讲大话、鬼话，有些人就为了一点有项目费，一点补贴。周先生写的东西，什么补贴都没有。'陈丹晨称，周老不仅是仁者还是智者，他用浅显平实的语言，击破了类似《皇帝的新衣》中的'美丽'谎言，'有些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沈昌文称，中国的怪现象是'老人比年轻人敢讲，更能分析问题，更善于分析时局'

以下部分摘自南京大学群学书院作者：

真正读懂周有光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最可宝贵精神内核的方式，是把他们个体的生命史放在阶层变迁与家族继递的谱系中解读。

周有光的祖上是商人，张允和的祖上是武人，但无论因何发家，到了周有光、张允和这一代，长辈寄望儿孙的，都是诗书传家。这倒不是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是说，奔向“现代”的进程，对于像周、张这样的大家族的子弟而言，或许就是顺理成章，平铺直叙的事，而对一个老大国家来说，则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旅程，尊重文化，尊重知识，进而尊重文化人、尊重知识人，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

很可惜的是，在过去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历史的倒车，屡屡可见，叫人扼腕——南京大学好几位老院士，民国时候接受的教育，一生成就斐然，但是子女却因为种种政治运动，中学尚不得未毕业，终生潦倒。

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周有光《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了解世界的文化。

只有文学的国家是落后国家，仅靠一部《红楼梦》不能成为先进国家。

中文不可能成为世界流行的语言（作者金涛，2013年采访周有光）

汉语拼音之父”几个字务必去掉，周老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记者：您曾谈到美国传播英语主要依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动。中国目前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传播汉语，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作为中国人，我也希望中文能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您觉得中文有可能成为世界流行的语言吗？中文如何能在世界上得到广泛推广？

周有光：这是不了解国际的情况。联合国有六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中文。你知道哪一种用得多，哪一种用得少吗？很多人都不知道。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数目。改革开放后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去演讲，介绍中国语言问题。当时的会长是法国人，饭间我问她这个问题，她说： “有统计，可是没有公开。公开后许多人会不高兴。”她告诉我，在联合国各种语言的使用比例大致是：英语80%，法语15%，西班牙语4%，另外1%是俄语、阿拉伯语、中文，中文比俄语、阿拉伯语用得少。你知道了这个情形，中文怎么可能代替英文呢？

为什么国际上学中文的少呢？第一，学了用处不大。第二，中文学起来很难。外国人觉得学中文困难有两个原因：第一，中文是声调语言。什么叫声调外国人搞不清楚。第二，汉字太多。曾经有个著名的美国学者问我，你们中文有没有一千个字？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七千个。他觉得太多了。

现在有13亿人使用中文，恐怕一百年之后还是最多。但是真正要在国际上用中文，不可能的。苏联想提高俄文地位，法文也要和英文竞争，但都失败了。中文是否可能成为世界流行的语言？根本没有这个题目。你到外国去讲，人家会笑死的。

记者：虽然有难度，但仍要向世界推广中文，推广中国文化。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周有光：我们现在推广孔子学院，做得挺好。可是你要知道，西班牙也在推广，德国也在推广，特别是法国推广得厉害。我给你讲个有趣味的事情。改革 开放之前，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学习俄语的最多。改革开放后不再倒向苏联，那时法国有一个总统语言，推广法语，他们的负责人到中国来，我当时在中国文 字改革，由我接待。法国人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采用法语做第一外国语？假如拿法语做第一外国语，法国会给你们很大一笔钱。”我怎么回答？ 我说中国人学外语是自愿选择，没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的，给顶回去了。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准备去南京，南京大学在国外很有名，但南京大学只有英文系，没有法文系，他希望在南京大学成立法文系，由法国方面出钱。我说这个好办。我认得南京大学一个法文教授，帮忙写了介绍信。后来南京大学就成立了法语系，大概搞了十年，搞不下去，法语系没了。很少人愿意学法语。因为学了法语不学英语找不到工作。我是学法语的，可实际是学好了英语以后才学法语。我的经验，法语的用处很少。

我写过一篇《英语是怎样成为国际共同语言的》。英语近来发展快得不得了。新加坡很少有人讲中国话了，都讲英语。英语成为国际共同语言，没有法定，没有开会决定。为什么？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爱情要有爱有敬

 
青衿之志，白首方坚

记者：您说自己是“两头真”的人。您觉得怎样才能做一个不迷信、不盲从、“与时俱进”的“真人”？

周有光：这很难。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周围有很多不真的东西。怎么做“一个”真人，不行。中国人怎样才能不迷信、不盲从？要提倡言论自由，教科书要科学化，骗人的话要改掉。

记者：您见证了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与张允和先生的爱情已经成了经典和传奇；您也见证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在这样一个快餐化的时代，关于如何拥有、保持“非快餐化”的、持久温馨的爱情，您有什么建议给现在的年轻人？

周有光：我有我的爱情理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男人都有大男子主义，结婚后女人属于男人的这个想法中外都一样。这个思想要改变。男女要爱， 还要平等地相互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家庭生活才会快乐。现在青年人有爱无敬，当然吵架了。

周有光比较有名的态度

孔子为什么不谈大同时期的实践者，只谈小康时期的实践者？为什么古代圣人一个个全是实践的小康，没有一个实践大同？

孔子没有说明，他的弟子们也明白了：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而可行的具体现实；理想玄虚只能仰望，现实具体可以实践。

我85岁离开办公室。

我这个人糊涂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

我们单位人事处送给我一个离休证，我一看，前几年我就应当离开了。他们说，我们不好意思送给你，送给你不就等于要把你赶走嘛。

离开以后，我就不做专门问题的研究了。

到家里后，有什么看什么。香港的、美国的朋友，来的时候就买书给我。我能够看到很多很新的图书，看历史问题的书，文化问题的书。他们拿来什么我就看什么。

现在都是手机、电脑。手机要保姆打，电脑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电脑上查。

《百岁忆往》

理想推动了社会发展：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各国发展有先有后，差距很大，但是你进我追，都是向前，没有国家能够长期违背社会演进的历史轨道。

《朝闻道集》

国富民穷，此路不通；藏富于民，康庄大道。

《朝闻道集》

我课余常到阅报室看报。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你们怎么看报的？”他说：“看报有门道。第一，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不列颠百科全书》。”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百岁忆往》

我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胡愈之了。20世纪20年代，胡愈之在 《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的评论文章，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从世界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中国，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但零零碎碎，很模糊，不能联系实际，看到大局。胡愈之的文章像清醒剂，唤醒了青年们。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的道路。我就是受到启发的青年之一。

《百岁忆往》

新京报2017年1月14日文章：

2008年，李怀宇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出版，把这位关心时事、批判现实的百岁老人带到了普通读者面前。从此，多家出版社来找他出书，出一本火一本。

今日，周有光会用锅盖收看电视，长期阅读《参考消息》和《炎黄春秋》，友人们会把值得一看的报刊文章、书籍捎给他。翻阅他堆积在案头的报刊，发现都用红笔密密麻麻画线标注了。从1984年到现在，他在后拐棒胡同的家里产出迄今被人熟知的作品、观点。直到今天，这位108岁的老人还在不断地思考许多宏观问题，他的学习、思考与生命同步。

周有光先生的公共价值

其一，坚持启蒙，承续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著名诗人邵燕祥曾说：“我作为一个长时期在主流话语体系当中一直沉睡不醒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接触到周老和其他学者的文章，这些启蒙的基本观点，让我一步一步觉悟过来。

其二，世界公民的开放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早在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周有光就提出中国人要“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公民”“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他还说，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自己立志要当地球村的新村民。当“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说兴起之时，周有光明确反对，他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儒学和印度佛教及其他因素的混合物，西方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今进入了中国文化且与之不可分割，现代文化是全世界人民“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做出创造，共同利用。周有光的论点一出，震动学界，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周有光曾提出“看世界”的眼光和方法，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警醒作用：“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其三，说真话，做真人，一生追求真理。

其四，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从50岁改行，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到85岁回到家中以后致力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并在百岁以后出书数种，他从未停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