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沙皇的无知和迟钝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在1917年国家杜马会议开幕之前，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皇帝记道（日期均为希腊儒略历，比公历晚13天）：“4月14日。身穿薄衬衫散步，乘坐新添置的划艇。在阳台上喝茶。”

只有在火烧眉毛的时刻，尼古拉二世才会起用有才智的人；一旦危机过去，他就赶紧摆脱这些顾问，因为他们高出他太多。1917年1月7日，最后一届杜马主席、大地主罗江柯向沙皇大胆进言：“我的陛下，在您周围没有一个可靠诚实的人了。”

”

“莫斯科之声——苏维埃告全体公民：今天，（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在没有任何战争通告的情况下，德国军队攻打了我国。他们袭击了边境线上的许多点，并且轰炸了日托米尔、基辅、塞瓦斯托波尔、考纳斯等城市……”8月15日，轰炸机飞到加特契纳。

加特契纳行宫，一间幽暗小室，一段5分多钟的纪录片在循环播放。七十多年前纳粹德国的战斗机、卡车、军官、士兵的样子都在，而且会动。天幕上是黑鸦鸦的战斗机群，炮弹在地面上掀起朵朵蘑菇云，楼房像泄洪一样坍塌……“巴巴罗萨”计划开启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希特勒最终没能“将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掉”。

在托洛茨基、约翰·里德的书里，我一遍遍读到加特契纳，知道那儿有一座皇家行宫和一个相当别致的园林，曾是尼古拉二世每年举行阅兵式的地方，俄国最早的机场也在那里。我们在圣彼得堡段的司机大叔亚历山大接到行程单的时候嘟囔道：“加特契纳？出城45公里？我从没去过。”

这座城有五百多年了，行宫建成也有三百多年，从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近卫军军官的香艳情事开始。韵事随风而逝，保罗一世的铜像留在行宫广场上，佩剑，执仗，戴着拿破仑式双角帽；尼古拉二世在这里度过童年时光。1788年制的黑色炮弹精心又随意地排放在长廊里，从前皇家打猎用的长枪占据了一整个大厅，皇帝们用过的，镶嵌着各种宝石和金银饰片，到斯大林时期，长枪上只剩下雕刻的花纹了。

在一个被德军蹂躏过的尚未修复的大厅，仿佛外科医生用手术刀将那些巴洛克浮雕、枝形吊灯、拼木地板和名画一层层剥离，让人看斑驳的砖墙和狰狞的门洞。角落里有一张图绘，是1887年这大厅的样子，让人联想世代沙皇曾经生活在怎样无边无际的富丽中。在加特契纳，鼻翼稍动，就能嗅到战争的味道。

加特契纳行宫，距离圣彼得堡城中45公里。1941年8－9月德军入侵前夕，宫中近8000件文物用4节车皮通过铁路转移到列宁格勒，另有3000件文物用汽车转移图 / 本刊记者姜晓明

地处亚欧之间，老俄国在社会和历史上，既要承受来自东方鞑靼的压迫，又要面对西欧的威胁；它从这些亦敌亦师的邻族邻邦身上，学习国家结构和各种制度。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农奴制加拜占庭制度演化而成的沙皇绝对专制统治长达两百多年。

彼得大帝的同时代人维柯写道，沙皇“统治着一群惰性十足的臣民”。这很可能与寒冷相关的“惰性”，恰好是这片土地上仍旧原始的社会关系、发展迟缓的经济和相对贫乏的文化的概括。这个庞大的“惰性”帝国，连同战争和革命，是传给最后几代沙皇的遗产。

法国大革命之前大约15年，来自顿河的哥萨克人普加乔夫率领农民、矿工、逃亡士兵等下层民众，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涉及10万人的起义，但它最终没有演变为一场革命。为什么呢？托洛茨基说，因为没有第三阶层，当时城市工人阶层尚未诞生；而列宁，从中看到了“组织”的重要性。

1825年，被西欧自由主义思想熏陶过的贵族青年，想要充当这个国家所缺少的第三阶层，想要引入新制度，于是，有了列宾笔下十二月党人与妻子重逢的动人画面。然而，没有唤起农民，十二月党人几乎未经战斗就已头破血流。

古老的前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经验、维柯的历史循环论，还有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给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启示：必须走工农联合的道路。他们也吸收了历史跨越式发展的认知——

落后国家固然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但并不等于模仿或复制先进的所有发展阶段，它很可能出现跨越，或称被迫追赶。比如，野蛮人跳过两种武器，直接从弓箭进到步枪；沙俄的经济发展，跳过行会手工业时代和工场手工业时代，实现了机器大生产；德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超过英国，恰好是以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为先决条件的。历史上起步较晚的国家也必然会在发展中表现出多种阶段的特殊叠合，表现出无序与混杂——最古老与最现代的特征常常相伴出现。这是列宁后来对“后发国家有可能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的来路。

从1905年到一战的差不多十年间，沙俄的工业产量大概增长了一倍——超快增长由落后性决定——但工业资本的控股权有四成多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牢牢控制着俄国的银行、工业、运输企业。这是战前俄国繁盛的顶点。即使从这个点望出去，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只有美国的1/10到1/8；5个俄国人里有4个是农民，在美国，农民与工人之比是2:5。一战前夕，俄国每100平方公里上有0.4公里铁路，德国有11.7公里，奥匈帝国是7公里。

沙俄工业产生的环境和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属性。他们不但要帮助外国赞助人兑现从俄国攫取的利润，而且不太希望推动议会制民主（杜马）向前发展。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在俄国表现得如此鲜明。

皇村叶卡捷琳娜宫图 / 本刊记者姜晓明

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好像没从先祖那里习得治理一个帝国、一个省甚至一个县的天赋，他只是以极度冷漠来对抗一步一步把惊涛骇浪推向皇宫的历史潮流。

二月革命之后，他身侧的人不止一次回忆起，在王朝最危急的时刻——旅顺口陷落时，舰队在对马海峡沉没时，俄国军队节节败退时——只有一个人保持平静。尼古拉二世照常询问国内巡游时立了多少路碑，回想打猎时出现的插曲，还有官方接见时那些滑稽场景。总之，在头顶炸雷、闪电劈开天幕的当儿，他关心的是那些鸡毛蒜皮。

沙皇的一名亲信将军这样问自己：“这是什么呢？是由教养而生的非凡却又近乎虚幻的镇静，是听天由命的信仰，还是感觉迟钝？”

在尼古拉二世的日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记着这样一些事情：“长时间散步，打了两只乌鸦。在阳光下喝茶……”接着是散步，划船。然后是乌鸦，喝茶。

划船、散步、喝茶主要在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进行，那里有一个比加特契纳更精美规整的皇家园林，同样也被德军轰炸过、劫掠过。惟一的区别是，德军占领加特契纳两年半，占领皇村3年。那些重修的金碧辉煌得几乎失真的大厅，那个再造的镶满琥珀的大厅，跟1941-1942年叶宫在炮火中损毁的老照片相对照，让人赞叹之余，也相当不安：为了重振雄风，这个国家花了多少代价？

我们在一个雨天赶到皇村，望了望相邻的普希金中学，在克伦斯基（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总理）1917年3月来此面见沙皇时站立过的大门口照了张相，很快投入到排长队、在衣帽间脱下所有外套以便限时、分路线参观的战斗。

在1917年国家杜马会议开幕之前，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皇帝记道（日期均为希腊儒略历，比公历晚13天）：

“4月14日。身穿薄衬衫散步，乘坐新添置的划艇。在阳台上喝茶。斯坦娜和我们一起用午餐，一起游玩。阅读。”

“4月15日。接受维特辞职。跟玛丽和德米特里一起用午餐，然后用车子把他们送进宫去。”

在决定解散杜马的那一天，高官圈子、自由主义者的圈子里弥漫着恐惧，皇帝日记里是：

“7月7日，星期五。早晨很忙。为军官们准备的早餐晚了半个钟头……有雷雨而且异常闷热。大家一起散步。接见戈列梅金，签署解散杜马的命令！在奥莉加和彼得那里吃午饭。整个晚上都在读书。”

被解散的杜马代表呼吁人民拒绝纳税和服兵役。在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军舰上，在陆军部队里，发生了一系列军人“暴动”。皇帝写道：

“7月9日，星期天。事情完了！杜马今天关门了。做完弥撒进早餐时，看到很多人都拉长了脸……天气很好。散步时遇见了昨天从加特契纳回来的米沙叔叔。午饭前以及整个晚上都在安静地工作。乘划艇游玩。”

在接下来那些不祥的日子里，皇帝骑自行车，下海游泳，穿好制服会客，吃早餐，吃午餐……惟一提到与局势相关的点评是：“小事一桩！”

这种异于常人的镇定是专属皇室的，一直可以追溯到尼古拉二世加冕那天发生的“贺登卡”事件。依照传统，人们在莫斯科郊外的贺登广场举行盛大游园活动，等待新皇帝给民众的礼物（恩典）。在高峰时刻，大约9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汇集了五十多万人，而地面除了坑洼不平，还有沟渠，结果造成踩踏，两千人死亡，几万人受伤。当晚，新皇帝和皇后亚历山德拉按原计划出席了盛大的舞会。

因为首相斯托雷平的建议，尼古拉二世接见了两位自由派政治家，这本是不同寻常的，但他在日记里没有多说一个字。其中一位李沃夫公爵（后来出任了临时的首脑）留给后人这样一条线索：“我原以为将见到备受折磨的国君，可向我走来的是一位身着深红色衬衫、神色略显愉快，甚至有点散漫的男子。”

路易十六在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当天，日记里只有je t'aime（无事可记）——相隔125年的两位末代皇帝在日记中流露的个性或者说无个性真是相像。但君王们对革命本身缺乏经验而对日记很可能被后人检阅有预感，这样的冷淡和矜持似乎又情有可原。更何况，尼古拉二世多年来唯一阅读、获取时事消息和新思潮的报纸，是梅谢尔斯基公爵用国家经费办的一份周报，这很可能决定了他的眼界不会比一个县里的警察局长更开阔。

沙皇和皇后都有相当的自尊，跟有才能或有影响的人在一起，他们显得不那么积极主动，那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自尊。于是，皇帝总是按照节节低的标准来挑选大臣，最后的结果是置身于一群伪君子和弱智者当中，这令他感觉良好，无须仰视什么了。只有在火烧眉毛的时刻，他才会起用有才智、有性格的人；一旦危机过去，他就赶紧摆脱这些顾问，因为他们高出他太多。1917年1月7日，最后一届杜马主席、大地主罗江柯向沙皇大胆进言：“我的陛下，在您周围没有一个可靠诚实的人了。”

拉斯普京

譬如，那个传说中长相和体味都酷似山羊的拉斯普京。1905年11月1日，沙皇在日记中写道：“认识了上帝赐予的人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名），他是从托博尔斯克来的。”这是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头上还留着因为盗马挨打尚未痊愈的伤疤。他在沙皇夫妇身侧的迅速受宠，不仅因为他会咒语和占卜，预报了某年的旱情，治好了尼古拉大公的狗，止住了患有血友病的皇储阿列克谢的鼻血，还因为沙皇夫妇面对可怕的历史潮流，太需要一位“上帝派来的朋友”了。枢密官塔甘采夫说：“假如没有拉斯普京，也会被造出另一个来。”

这个“神人”适时出现，很快便在达官贵人中找到了帮手，更确切地说，是互相帮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小团体，它紧紧地抓住皇后，又经过她，牢牢抓住了沙皇。

宫廷女官维罗博娃，一个自称笨人的彼得格勒姑娘，是拉斯普京出现之前比国会甚至内阁都更有势力的人。沙皇与皇后跟她在一起共度一天中漫长的时间，跟她讨论国家大事，跟她通信，或在夫妇通信中谈到她。她很快成为拉斯普京与帝后之间的媒介，她也很快觉察到周遭对这位“神人”的浓重敌意。

如果流氓是指社会底层的寄生者，那么在1910-1916年最走红的六年间，拉斯普京是帝王身边最上层的流氓。他那闪着蓝色幽光的眼睛，据说能令全体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们在必要时被催眠。杜马主席（国会议长）罗江柯写道：“我手里有一大堆母亲们的来信，说她们的女儿被这个无耻的淫棍污辱了。”密探们认真记录了他与女演员或公爵夫人寻欢作乐的点点行踪，宪兵首领格洛巴切夫则把这些秘密报告编订成册并在上面签字画押。

专制王朝越是与世隔绝，君主就越会陷入孤家寡人的虚弱之中，就越虔诚地需要家神、巫婆和通灵者的扶助。在老俄国，平民为了求得好天气，会用绳索绑紧牌匾在空中旋转挥舞，沙皇和皇后则会为了达到完全不同的目的，利用各式各样的牌匾。在沙皇专列的车厢里，有一个放着大小神像以及举行宗教仪式所需全部物品的完整的祈祷室。他先是用它们来抵挡日本，后来则是德国的大炮。

尼古拉二世在位23年间，朝中设了些专门发掘巫师的大官，不断从全国乃至各国引些符咒师和女巫到宫里来。于是，以某一个代神发言者为中心，皇帝座前总能长出一个半径可观的上议院。这种宫廷风气不是尼古拉二世的创新，倒是从先祖那里继承的。可是，几十年过去，国家变了，民众文化提高了，宫廷中人却始终停留在蛮愚的中世纪。皇朝在重重压力之下向新势力退让了几步，它在骨子里对现代化的拒斥和自闭就前进了几步。

1918年囚禁于托博尔斯克的尼古拉二世和阿列克谢皇储

在迷信和对拜占庭式专制的绝对恪守上，皇后比起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德属黑森邦公国的公主嫁到俄国，合成为一个有着俄罗斯灵魂的德国人，精神和认知都还活在中世纪，她深信这个帝国的人民需要的是鞭子。

1916年3月17日，时局动荡，皇后给身在总司令部的丈夫写信道：“你不应该施恩，纵容，任他们组织内阁以及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这应该是你的战争，你的和平，光荣是你和我们祖国的，绝不是杜马的。在这些问题上，岂容他们插嘴。”这位固执强硬的皇后，牢牢控制着她精神衰竭、经常动摇的丈夫。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

不少流言说，沙皇身上的智力迟钝和道德冷漠是通过增加酒精量来保持的。这种迟钝和冷漠，在战争和引发革命的国内危机之下，表现得格外令人吃惊。拉斯普京说到沙皇，只有简单一句：他的内心非常空虚。

就在拉斯普京无法无天的当儿，贵族们起而行动，他们认为除掉这个患麻风病的宫廷佞臣是挽救专制王朝的最后一搏。1916年12月16-17日之间的夜晚，被诱骗参加酒宴的在世基督被毒药和左轮手枪弄死了。

1789年7月，路易十六认定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是骚乱，臣属们恭恭敬敬向他解释说，这是革命。1917年3月12日，彼得格勒施吕瑟尔堡等苦役监狱一枪没放就被拿下，有的政治犯身上囚服还没来得及脱，就直奔杜马大楼而去。

沙皇在3月15日签署了退位诏书。在他身边，是七位身段各异但实际上都用革命的枪口对准他的将军。他们的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不要格斗就退出历史舞台吧！沙皇终于决定让出已经不属于他的皇位，他这天的日记略有不同：

深夜1点钟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普斯科夫，周围到处是背叛、怯懦和欺骗。

处决沙皇一家的地下室图 / 本刊记者姜晓明

历史学家们对罗曼诺夫王朝和波旁王朝的末代皇帝和他们的妻子做了一些性格上的研究，读了既觉中肯又感辛酸。比如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都和蔼有礼，都不善于思考，都有一位既强硬又迷信、同时对丈夫居高临下的皇后，都守着比时代慢得离谱的大钟度日，都“戴着拉下来蒙住双眼的王冠”走向深渊。

1918年7月17日凌晨，囚禁在皇村的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在叶宫一间地下室里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