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儒家掩盖的天才“布衣宰相”
作者：李拯
自安史之乱以来，李泌是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唐肃宗从长安逃到灵武，刚刚继承皇位就把他儿时的好友李泌招到身边，而李泌不居官职、不着官服，竟以山人的身份輔佐皇帝。唐肃宗与他入则同榻、出则同辇，留下了“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的佳话。他为唐肃宗谋划的战略蓝图，堪比诸葛亮的《隆中对》，唐肃宗却因为急于求成而未能采用，结果为唐朝中晚期的长期祸患埋下了种子。
唐肃宗克复，遍赏功臣，唯独李泌坚持退隐，自有一种功成名就而身退的飘逸与洒脱。唐代宗继位，复招李泌入朝，但为朝中大臣所忌，李泌再次归隐田园。直到唐德宗一朝，李泌在旋起旋落之后，正式被任命为朝廷宰相，从一介布衣道士一跃而当国柄、执国政，展示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他北和回纥、南连云南、西结大食，在地缘政治上对吐蕃形成包围，从而为国力衰退的唐朝赢得了回旋空间；他揖睦皇室、和谐君臣、澄清吏治、改革税赋、疏通漕运，上至天子家事，下及匹夫忧乐，无不治理得井井有条，为政治混乱的唐朝带来了中兴气象。
少年英才峥嵘早露
李泌在儿时就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才华。年未弱冠，名即大震，那时就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并召之入宫，由此奠定了他与唐朝三代皇帝的渊源。从儿时铸就的起点出发，将延伸出李泌辅翼三代皇帝的传奇佳话。
唐玄宗召童子李泌入宫之时正在与当朝宰相燕国公张说对弈，就请张说来考考这位声名远播的少年奇才，看看他是否名副其实。张说以文学著称于世，出的题目也相当见水平，他请李泌以“方圆动静”作赋，并先为李泌做了一个示范，“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方圆动静”，两两对称，既需要准确解释每个字的含义，又需要展现出方与圆、动与静内在的辩证关系，在阐释义理的基础上，还要求做到语言工整、文辞优美，而这些都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一个孩子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张说以棋盘与棋子作为比喻，正好应和了与皇帝对弈的情景，加上深厚的学养支撑，可以说是取象棋局之内、喻意棋局之外，已经是极其高明，这显然给李泌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泌毫不迟疑，立即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一言之下，张说立即祝贺皇帝得到“奇童”，而唐玄宗也喜形于色，连连夸赞“是子精神，要大于身”。李泌的回答无论是义理之深、境界之高，还是用字之准、文辞之美，都远出于张说之上。李泌没有以目之所及的具体事物作为依托，而是直接以儒家思想中的“行义”和“用智”作为比喻，既破方圆之意，兼解儒家之思；而后面的“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则在一动一静之间描摹出动静相宜、进退得当的人生境界。“骋材”是要发挥才能、实现抱负，是为“动”，但是“得意”之后却不能志得意满、骄傲自负，而应该追求无为境界，是为“静”。
一个孩童能有这样深刻的思想、豁达的境界，并能以如此优美的文辞表达胸中所思，此非天才而何？这段传奇佳话也被写进了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正所谓，“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而少年李泌说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恰如自己传奇一生的一个隐喻，他将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几进几退，骋材以辅佐皇帝，得意而退居山林，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终能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
少年李泌也引起了一代名相张九龄的青睐，“张九龄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那时，张九龄又与大臣严挺之、萧诚私交甚笃。严挺之向以秉性刚直而闻名于世，非常讨厌萧诚的谄媚，于是劝张九龄与萧诚绝交，张九龄却说严挺之锋芒毕露，但是萧诚却“软美可喜”，于是一时兴起，命左右召萧诚前来晤面。没想到，这时李泌恰好倾听在侧，帅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意思是您凭借正道直行而当上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软美”的人呢？张九龄根本就没想到这位小朋友竟然能开口劝谏，以凛然正气规训当朝宰相，由此感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灵犀相通，不仅“改容谢之”，并且称呼李泌为“小友”，足见心中赞赏怜爱之意。这段佳话表明当时李泌已然壮志在胸，无论他日后怎样追求神仙不死之术，致君于尧舜的世俗梦想已经铭刻在一个少年的心中。
天宝年间，李泌常游于嵩山、华山、终南山之间，“慕神仙不死术”，后来出山，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而早已年迈的唐玄宗仍然记得那个天资聪慧的少年，让他在翰林供职，同时供奉东宫。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后来成为唐肃宗的太子李亨与李泌结下了超越君臣的亲密关系，从而开启了李泌与三代君王的旷世奇缘。
凌云纵横的战略想象力
“渔阳鼙鼓动地来”，从大唐疆域东北方向发起的“安史之乱”打破了波澜不惊的政治格局，李泌与太子李亨结下的深情厚谊将在战乱中经受考验，也将在唐朝光复中大放异彩。从这时起，李泌展示出纵横捭阖的战略构想能力。
唐玄宗在潼关失守之后仓皇西逃，太子李亨这时与其父分道扬镳，逃到了位居西北的军事重镇灵武，并开始了重整山河、再图兴复的事业。
李亨刚刚即位为唐肃宗，就派人秘密到南岳衡山寻找李泌，而李泌也一直心怀“先生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使命感，注定不会在天下大乱之时袖手旁观，于是不待唐肃宗召唤，即自觉奔赴灵武。君臣之间，其相得如此，而默契亦如此。
当此之时，安禄山以范阳为根据地，挥兵西进，已经连克洛阳、长安两京，沿途郡县皆望风而降，兵锋甚盛，势焰更炽。但与此同时，天下勤王之师四下大集，纷纷以尽力于王室、铲平叛乱为己任。郭子仪出兵朔方，李光弼坚守太原，从西北方向对安禄山形成包围之势。从大形势判断，朝廷与安禄山各有优劣，安禄山占据两京，导致唐朝宗庙隳灭、社稷毁弃，这对于意气风发的唐肃宗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政治耻辱，也恰恰给安禄山带来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但是从军事形势来看，安禄山悬军深入，从范阳到长安，战线拉得太长，天下勤王之师逐渐对其形成合围之势，朝廷可以说占据了军事上和道义上的优势。这正是李泌风尘仆仆赶到灵武时面对的天下大势，也是他为唐肃宗规划战略构想的初始条件。
李泌为唐肃宗谋划的平反方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打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陛下无欲速”，目的是为了荡平安禄山、史思明的范阳老巢，从根本上消灭贼寇的有生力量。而基本策略就是先取范阳，再定长安，对长安保持攻而不取的态势，故意保持范阳与长安的畅通，攻而不取，使其“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然后再发动战略进攻，范阳既定，则长安、洛阳自可不战而得。
李泌的战略构想最具想象力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对长安这个帝国的政治象征采用攻而不取的策略，以一座城池为诱饵困守贼寇。这一点既是安禄山始料未及的，也正是唐肃宗难以做到的。在安禄山看来，长安是唐朝的政治象征，唐肃宗怎么可能舍眼前之长安而就千里之范阳？而唐肃宗一旦集中力量攻占长安，那么千里之外的范阳老巢就能得以保全，安禄山就总能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如果朝廷按照李泌设想不急于攻占长安，那么安禄山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但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隐忍的政治艺术，毕竟光复京师，始终是皇帝最为迫切的愿望，尤其是对刚刚即位的唐肃宗而言，更需要通过光复京师来确立自己的威信。
于是，等到兵马大集，皇帝果然“欲速得长安”，并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而李泌也准确预言到了急于求成的危险后果，“必得两京，则贼再强，我再困”。皇帝不听，并以巨大的伤亡代价迅速光复了长安，但是皇帝还没有坐下来品尝胜利的滋味，坐守范阳的史思明就再度起兵造反，再陷河朔，复乱中原，而正是平定史思明的过程奠定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制度，引发了无休无止的兵连祸结。史思明再次凭借范阳老巢而发动叛乱，正是应验了李泌“贼再强，我再困”的预言。
如果唐肃宗能够采纳李泌的构想，不急取长安，先覆敌巢穴，又怎么会留下长远的祸患？
在唐德宗时期，李泌终于获得了宰相地位。
而这一次，李泌不再像初次辅佐唐肃宗那样放任自流，他对皇帝强硬施压：“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李泌已经是独任朝政的宰相，代天理物，以天下为己任，断不能因为皇帝的私人恩怨而让国家坐失合纵连横的机会。最终，他以回纥“称臣，为陛下子”的许诺化解了皇帝的积怨，而为唐朝赢得了地缘政治的战略主动。
进则天下，退则山林
李泌虽然以神仙不死术为毕生追求，但是他的处世之道又堪称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他不仅善于谋国，而且工于谋身，既能以宏大的战略构想谋划国家命运，又能以进退得当的处世艺术明哲保身，进则安天下，退则安此身。
李泌从一开始就知道奔赴灵武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是把自己送往权力斗争的漩涡。他十分清楚施展报国之志的前提是自己能够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而他作为一介布衣，刚刚才道士下山，就立刻成为唐肃宗形影不离的身边人，也必然会引来其他掌权人物的猜忌。这其中就包括权倾朝野的宦官李辅国和唐肃宗的患难妻子张良娣。
李辅国一路追随唐肃宗到灵武，又最先劝肃宗即位以系人心，可以说是唐肃宗登上皇帝宝座的佐命元勋，因此受到重用，成为肃宗一朝的新贵。而张良娣也是在唐肃宗患难期间不离不弃、给以慰藉，到灵武驻扎后又亲自为战士缝衣，由是受宠，肃宗登基后遂立为皇后，“亲宠无比”。李辅国看到张良娣有宠，自然倾心结交，于是，灵武朝廷肇建，两位新贵就结为攻守同盟，“与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桡权”。对来路不正而又忽得宠信的李泌，他们自然会视为潜在竞争者，因此充满猜忌与敌意。
而李泌对此洞若观火，早有防备，他从一开始就以守弱、退避、让步求得自保，避免触及李辅国、张良娣等朝廷权贵的既得利益。唐肃宗对李泌特加宠信，视之为委以心膂的心腹、言听计从的智囊，“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并要正式任命李泌为右相。这时，李泌进退得当的处世之道就开始显现出来，他深知，一朝身居将相，更会引起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的嫉妒，不如以退为进、守弱为强。于是，李泌坚决请皇帝收回成命，“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说是贵于宰相，实际上是要继续以宾友或幕僚的非正式身份辅佐皇帝。这是要让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看到，李泌对朝廷名位没有觊觎之心，他们大可对李泌放心。
李泌也履行自己的诺言，在长安光复之后，他就立刻向唐肃宗提出了辞呈。而唐肃宗自然执意挽留，李泌于是向肃宗表明了他不能留下的五个理由——“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所谓“五不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己功盖天下而又来路不正，必然会遭到朝中大臣嫉妒，因此进不如退、留不如去、在不如不在。唐肃宗不得已，乃听归衡山，还为隐居的李泌“给三品料”。
李泌就这样潇然隐退，留给人们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他不远千里奔赴行在，又呕心沥血竭忠尽智辅佐皇帝，在攘平叛乱时还要时刻提防明枪暗箭。即便付出了这样的艰辛努力，在获得成功的那一天，李泌也沒有因为成功来之不易而产生半点留恋。功成名遂身退，说起来容易，但是要克服心中的贪念，又谈何容易？李泌就能做到来去自如、进退由心，成功之日即是隐退之时。
接下来，李泌的人生就在朝廷与江湖之间来回摇摆，而他也当进则进、宜退则退，就像江上的漂木一样与水沉浮、与时消息。李俶即位为唐代宗之后，立即将李泌从衡山召到朝廷，“自给、舍以上及方镇除拜、军国大事，皆与之议”，还要拜李泌为相，李泌再次恳辞。而李俶坚决要求李泌“食酒肉，有室家，受禄位，为俗人”，李泌泣诉，李俶却说：“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又不是僻居衡山，何必这么多讲究？而李泌也顺从了皇帝的意志，这再次表明李泌参道的至高境界，所谓“上善若水”，就要像水那样无可无不可，岂能为清规戒律所限？
而李泌的进退得当与潇洒处世，也恰恰来自这种“无可无不可”的自如境界。唐代宗李豫（初名李俶）器重李泌引起了当朝宰相元载的嫉妒，于是，李泌再次隐退，被皇帝寄养在江西。后来元载倒台，时隔八年，李泌再次被唐代宗召入宫中，却又遭到新任宰相常衮的嫉妒，被贬为澧州刺史。直到唐德宗即位，李泌才回到朝廷，并由于辅佐三代的威望终于坐稳了宰相的位置。
这样屡进屡退、几去几留，李泌从无怨言，人生来去自由，此心平静如水。进生祸端，何如退求万全？退保此身，何必进受侮辱？由此而言，进即是退，退即是进，不合时机的进，恰恰是退入万丈深渊；而恰到好处的退，则正如一日千里。这其中的辩证法成就了李泌的政治成功，也造就了李泌的潇洒境界。
李泌的传奇一生迎合了后世对“布衣宰相”的浪漫猜想，后人在他的故事中又加入道教光怪陆离的想象，使得李泌充满了神秘甚至是魔幻的色彩。
李泌思必周详、虑则长远，他生前并没有急于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朝廷虽然平定安史之乱，但是那些在战争中崛起的将领，开始占地为王、自成体系，消灭一个安禄山却成就了无数个安禄山。藩镇割据造成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而李泌采取与藩镇和平共处的姑息政策并着手恢复唐朝初年的府兵制，以从根本上增强朝廷的军事实力。这样的休养生息增强国力，等到唐宪宗继承皇位，朝廷将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削藩，以裴度为代表的士大夫将履行修齐治平的责任。只是当所有的努力都已付出，人们才恍然大悟：藩镇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养寇自重”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