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提法不妥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这句时髦话语，近几年在从上到下的文件、官员讲话、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章中一直成火爆之势。这句话的宾语是“非国有经济”，谓语是“发展”，谓语之前还加了一个状语“大力”，主语自然是被省略的“国家”、“”。针对宾语而言，这句话是一个“制动”而非“自动”的结构，即由国家、来“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不是“非国有经济”能够自我发展。

试问：“非国有经济”需要国家、去“发展”它吗？在一个经济法制日渐完善的市场社会中，国家尤其能去“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吗？

“非国有经济”的本性是什么？它的本性就是“非国有”和“发展”。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发展势头是非国有经济的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除非你要堵塞它，否则它总要本能地向前“发展”，非国有经济不需要国家、这个“自作多情”的主体来促使它“发展”。非国有经济本身具有强劲的自我发展机制，无需任何外力推动，外力对它的作用只是规范、制约或者解除制约。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不就是因为它天生具有造血和自我发展的功能吗？一个社会中只要有“非国有经济”存在，加上的合法规范行为，这个社会就具有了良性健康的自我发展机制，而不需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累死累活地时时打强心针、时时高呼口号、时时发布命令来促使其发展。总之不用越厨代庖，像操心“国有经济”那样去操心“非国有经济”这个市场主体的发展，而只是去规范它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的宏观力量完全堵塞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自由地自我发展的外在条件；在体制转轨时期，只是在不断地给潜在的“非国有经济”松绑，而“松绑”怎么能叫“发展”和“大力发展”呢？我把你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又给你解开绳索，这能叫“大力发展”吗？“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这句“特色官话”，带有浓厚的计划和封建意识。似乎只有推动，“非国有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似乎是万能的上帝，所有的市场主体都生死系之，市场主体能够得到发展，是全靠的大恩大德。把“非国有经济”这头“老虎”置于牢笼里关了近半个世纪，现在只是“放虎归山”罢了，这怎么会与“大力发展”沾边啊！

再说，如果“非国有经济”是需要通过外力来推动才能使其得到发展的话，那么去“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国有经济”还要不要“大力发展”呢？“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的行为，必然造成对某些市场主体的偏爱和扶持，同时在客观上歧视和压制了别的市场主体，从而带来不公平竞争，也会带来腐败。试想一下，一个足球裁判能去有意识地“大力发展”它所“仲裁”的某一支球队吗？那不成了“黑哨”才怪呢！

中国入世已经三年了，世贸组织规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在对外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不能再扮演那种全智全能、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角色。这种当“大保姆”的作法，看似仁慈友爱、魔力无边，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公正、廉洁，而且由于管事太多，其行为也不可能做到高效和规范。入世以后，必须实现由全能向有限的转变，而这个转变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全能”、“计划”的观念。观念上的抵触往往是适应法制最大的难点，有时我们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缺乏守法的观念文化和法律信仰。行为是受观念支配的，如果不转变观念，即使法律规制了的有限职能，它也不会习惯于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行事，而总会有意无意地超越规范去做所谓“好事”和“英明”之举。

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从计划到市场，从禁止非国有经济到允许其存在和发展，面临诸多体制和思想大障碍，而克服大障碍难免要说“过头话”，否则震撼刺激不力、效果不佳，即积重难返而须矫枉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体制改革的各种障碍已经很微弱，新体制已经成型，市场法制正在日臻完善，因此这种“过头口号”的使用应该自觉地减少一些了。

（2005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