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历史的那些大大的白眼

庸碌之人翻白眼，就是脾气，

大才之人翻白眼，那叫骨气。

在这个人悲愤、孤凄的一生里，

他以大写意的笔墨，

将自己的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之中。

他画出的鸟啼涧鸣，

是内心无声的歌哭；

他画出的丑石怪禽，

是生命的倔强与傲岸的写真；

那些寂寥郁愤的小白眼背后，

藏着一个孤傲的灵魂对命运大写的嘲讽。

青云谱随想

文 | 余秋雨

来源 | 《文化苦旅》

图 | 朱耷

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和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今在考卷上写“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笑之”字样，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面对朱耷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那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十七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吗？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叠出，有一连串说不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但是，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笔墨丹青对人格内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了。

毫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顾闳中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不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已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了。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说低一点，那或许是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说高一点，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觉、悟性。在中国古代，凡是像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即使到了现代，国画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遨游。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东西，例如像文学中的《离骚》。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全心全意，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逦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

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

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倦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个更寥廓的层面。

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

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了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

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什么，喜鹊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符号式对应，每每坠入陈词滥调，为上品格的画家们所鄙弃，例如韩干笔下的马或者牛，就并不象征什么。

但是，更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像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朱耷的鸟并不具体在影射和对应着什么人，却分明有一种远远超越自然鸟的功能，与残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气氛。面对朱耷的画，人们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寒噤。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金枝玉叶老遗民”。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等。

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是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

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一种骄傲。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的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他说：

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齐白石之前，郑燮（郑板桥）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

青藤门下走狗

这两件事，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折服本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们都是乡间穷苦人家出身，一生为人质朴，绝不会花言巧语。

我想，今天的中国人，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于是也渐渐与艺术的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道德疏离了全心全意。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全心全意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那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的热爱全心全意，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

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到赶过来做他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那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澈的生命。

《八大山人》 | 靳尚谊

《心画》

卜寿珊著

皮佳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本书是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经典之作。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还原了文人画的真实含义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文人画在北宋产生之时，主要指的并非是一种鲜明的绘画风格，而是士大夫阶层对自身创作活动的一种认同和期许，并以此和那些职业画家划清界限。之后，经过南宋、元代、明代，文人画的概念不断变化发展，文人画与院画、画师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微妙。苏轼对于士人阶层的推崇，在董其昌的南宗北宗论中得到一种新的回响。本书以纵横开合、明暗相照的叙述结构展开，切入中国画的生成原境，以广阔而宏大的历史视角、对思想体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细腻分析、饱含思辨力和理论穿透力的笔触，清晰呈现了中国文人画理论的生发、演变与成熟的发展全貌。本书一经出版，在海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谢伯轲、方闻、高居翰都曾引用其观点。本书成为海外美术史学生了解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必读书。

卜寿姗（Susan Bush），美国著名艺术史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中国文人画研究。她的主要著作还有与孟克文（Christian Murck）合著的《中国艺术理论》。

特别鸣谢

江苏省慈善总会郑钢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