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我们“少年不识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人物认识的问题，不喜勿怪。

问题如下：

是什么让我们“少年不识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时代局限还是其他？

回答如下：

这不是时代局限，而是特殊国情造成的结果。

其实，像李鸿章这样的人物，放到美国史里，可能类似于提出“门罗主义”的门罗，或者西奥多·罗斯福，对于美国近代历史非常重要，却又不是巨大历史节点上的枢纽人物，如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那么，我们去问一下美国人，是否了解前述二位，恐怕知名度要比李中堂在中国小得多。

有趣的是，李鸿章这个名字在中国，并不比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更陌生。

历史，在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认知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在大众，注意这个词儿，是“大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中的受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美、英、法、日之类的老牌发达国家。

缘何如此？

这个根儿的溯源，是1927年前后的国民革命，革命逻辑叙事的解释根基，不是别的，正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革命化表述。

说得直白点，事实就摆在那里，革命者为了论证未来的正确，就要自己对历史提出自己的一套解释，功夫是下在解释上。

这套解释的外皮，在100年来，因为解释者的身份变化、听话者的角色和兴趣点偏移而不断改头换面，其核心却是始终延续的，换句话说，每个知识点，每个历史人物都是这个大网中必不可少的节点，只有削去事实本身必然存在的内在复杂性，才能适应这个逻辑体系。

我们的初级历史教育，本身就是将“这面大网”向世界观、价值观形成时期青少年灌输的过程，而李鸿章，正好是“这面大网”之中绕不过去的人物。

所以，李鸿章的“重要”，恰恰因为绝大多数人接触这个名字时，符号化的“片面性”，他的“片面”才带来了他本人的“不可忘记”，这个不可忘记，也不过就是一系列的关键词——洋务运动、条约签署人、主和派等等，而不是这个经历复杂的老人本身。

而这些关键词，都是与一个形容词直接相关的——失败。

正因为一系列的失败，才有了最终的正确，这是一整套的逻辑。

但是，这套逻辑哪怕对于今天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并不足够，因为“善恶两分”的人物认识，实际上是前现代社会进行大众传播的“偷懒办法”，比如戏台上的红脸脸谱和白脸脸谱，其作用就是让当时社会占99%的文盲观众，用1秒钟时间能分辨出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为这对于当时完全的熟人社会至关重要，无论是对于村内的熟人，还是面对的寥寥无几的村外的“外人”，其实只需要区分“好”和“坏”即可，“好人”，就可以继续打交道，“坏人”则整个社区将会断绝这个人的绝大部分生存空间。

而在当今社会之中，或者说现代化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是小学生，也不会完全单纯地以“好人”、“坏人”来分辨周遭的人群，因为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对于生活之外的“未知空间”，比如历史人物、比如海外政治、比如网络新闻，这种前现代的“未成年式的思维方式”仍旧大行其道。

实际上，现实的生活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越是与社会介入紧密的人群，对于历史人物越会抱以“现实主义”的宽容，而越是生活环境单纯、简单的人群，则越会以“善恶分明”的标签来进行此类界定。

其实，前者并不见得是“真宽容”，而是他们从李鸿章之类人物的经历中看到了“不容易”，也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移情，而后者也未必是真的嫉恶如仇，只是因为他们理解不了更加复杂的世界罢了。

实事求是地讲，“真宽容”必然建立在旺盛的求知欲基础上，如果本身只满足于名人符号 鸡汤段子的故事，与其说宽容的是“李鸿章”，莫如说宽容的是自己。

而那些“嫉恶如仇”则更不需要知识的基础，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骂娘”还不需要付出挨揍的成本，只是将原本藏在家里被窝里发泄的情绪搬到了网上，如果我们真能将这些“道德洁癖”和“伟大理想”当真，神州大地上的尧舜早就不止六亿了。

所以，“少年不识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这句话是以年龄段来区分对于李鸿章的认知，现实却是，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还真有很多顶着“未成年大脑”的中年人、老年人，这就不是年齿所能解释的了。

至于说李鸿章本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伊藤博文、梁启超等等高人对他的赞誉不一而足，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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