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超级特权制度
信力建文
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据统计在1989年的1200种消费品中,有1150种为短缺商品。在1991年,40—50%的苏联居民已处于贫困界限。
当然,经济上是否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前苏联普通劳动者的经济生活单从数字方面看,也许不那么难看,可我们把他们的生活跟官僚阶层一比较,就会看出其窘境来了。
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官员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修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 医疗费 ,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除此之外,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被称作 斯大林钱袋 的附加工资制度。一般装在信封中,秘密地给予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 10:1)。领取 信封 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是要遭到严厉处罚的。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 信封 大约为 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考虑到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 6800美元,斯大林的干部们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
这种红包超越正常收入(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之大的确是惊人的。 以一位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指 红包 )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平等的理念和财产公有的理念还是具有相当的牵制作用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第一种违法腐败的泛滥。但是,公有制的无主性或者官员代管,却为第二种腐败 ——合法特权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在其他制度中,需要财政上 平帐 ,在这里不需要,直接地取用便可。民众永无机会了解上面的帐目。所以, 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 地下 优待和特权制度 。这第二种腐败主要不是个人直接掠夺性的,官员们因为可以合法享受特权,也就不必去冒违法掠夺以满足其物质欲望的巨大风险。因为合法,所以他们便自以为理所当然。
按官员等级分配特权,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等级差别,特权就变成了滥施恩惠,失去了促进效率、培养服从和依赖的直接价值。斯大林的政治取向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单靠镇压和恐怖无法建立高效的行政体系,需要按等级分配的特权作为润滑剂和补偿。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 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 和 新贵族阶层 。他写道: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无产阶级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 , 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 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
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在特权阶层的挤压下,一般普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也就乏善可陈了。很多时候,挂羊头的,卖的往往是狗肉,苏联如此,其他号称无产阶级国家的,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