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一场没有关税主权，没有工业基础的“中日贸易战”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互筑关税壁垒。
民国时期，南京曾经与日本打过一场“贸易战”，主动发起方是中国，然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可谓输得一塌涂地。
南京最大死穴在于关税不能真正自主，缺乏工业基础。无法用政治和军事力量来保障贸易战按计划推行。
关税，对于一个国家的基本作用到今天也没有变过：
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工业，农业）。
名不副实的关税权
中国在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规定了近代国际贸易体系意义上的关税税则---百抽五的单一关税，不管进口何种商品，用这个比例套死。
因为物价跌涨，银价波动等各种因素作用，单一关税无法持续，1858年，1902年，1918年，1922年，1923年都进行过修改。
这几次修改在根本上都是以承认列强对中国关税控制权为前提，所谓修改，只不过是恳请列强稍微松一松掐住中国咽喉的大手。
同时，各列强之间又因利益冲突，为了维持均势，避免激化，便允许中国“自定”关税。
然而，主权关税从来没有真正被民国拥有，关税收入不但是各种赔款的来源（直接扣除），还要担保各种贷款，连海关负责人都得聘请外国人。
1925年11月，列强终于正式允许中国“关税自主”，美国在1928年率先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它需要扭转作为一名后来者在中国半殖民地中的不利地位。
谈判之后，美英法德意等国也予以承认，南京于1928年12月7日，公布了关税新税则，七级税率从7.5%-27.5%，并于1929年2月1日起生效。
如果真的能这样，中国可以自己构筑关税壁垒了，当时整个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不振，列强互相牵制，对中国关税政策基本上不反对。
唯独日本，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中国新税则，日本不同意，就无法生效。实际上中国新税则主要就是针对日本商品的，于是，在中国的坚持和列强的施压下，日本提出了条件：给予日本商品（棉制品，海产品等）三年特惠国待遇。
这样，南京只好同意，当时，全球已经没有自由贸易了，大家都在保护自己的国家产业。但中国的新税则，却只能以增加收入为目的，无法保护本国产业。
表面上关税自主，实际上没有发挥真正作用。1930年12月29日，由于全球关税壁垒过高，南京再改税则，改为十二级制，由5%-50%，尽管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还是日本同意之后才颁布的。
作为交换，日本得到了特惠（互惠）国待遇，30多种日货可以绕过中国的关税壁垒。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感到了日本的巨大野心，抵制日货声浪在民间迅速高涨。主管经济的宋子文必须在关税上做出新的调整。
对日贸易战
1933年5月16日，日本三年特惠期满，宋子文的在一周不到时间内就推出了变化剧烈的新税则，
22日，日本看到新税则后，大为震怒，关税猛增的全是日本商品，降低的全是美欧商品。
南京并没有说针对某国，只是说哪些商品要征加关税，棉纺增加800%，毛织品增加200%，纸张提高8%-280%，鱼虾，烟草，酒，人造丝等也大幅提高。
降低关税的有机床，车辆，汽车零件等中国急需的工业制品。
宋子文有两层用意：
一，利用关税变化，导致美英在华利益加重，当中日冲突激化时，美英会出于利益考虑，向日本施压。
二，利用关税保护中国产业，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资金引进方面，宋子文抛弃了1920年成立的包括日本的银行团，重新发起一个“国际咨询”，成员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参于的银团有美国摩根，英国汇丰等。
有了资金池，宋子文又跑到日内瓦去引进技术合作，由国联出面组建代表团。
宋子文所依赖的美英，跟日本其实是一丘之貉，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参事竹富内彦马上告诉美国，这将损害美日关系，一切后果由美国负责。
同时，原银行团日本组组长野原大辅警告摩根公司的拉蒙特，请你考虑摩根公司在日本的生意，对汇丰银行他也这么说。
华盛顿，伦敦，巴黎因为利益与东京站在了一起，因为它们在中国得到的回报远远比不过在日本的损失。
1933年8月，宋子文在回国路上，他还不知道计划全部落空，南京被出卖了。
除了经济手腕，日本还对中国施加了政治压力，舆论上日本媒体要宋子文为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负责，并宣布宋子文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的轮船在横滨靠岸，中国的亲日媒体也为日本加油鼓劲。
日本驻南京公使有吉明，前国联副秘书长杉村杨太郎分别警告蒋介石和汪精卫，宋子文一日不离开内阁，中日关系一日不得好转。
宋回到南京后，蒋介石请他到牯岭见面，以公债发行不利为由，暗示宋子文自行辞职。
10月25日，宋子文宣布辞去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
宋子文一走，南京的反日派骨干基本走光，外交部长罗文干也被调离，汪精卫门徒唐有壬接掌外交部。
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宋子文离职后，商量如何进一步向日本妥协？
当中国制定新关税税率时，日本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从各条不同战线向南京发起进攻，并成功将宋子文赶出内阁。效率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南京的恐日亲日心理。
1934年1月，日本公使有吉明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反对新税则。同时，日军进攻察哈尔，对华北虎视眈眈，东京则要求中国偿还西原借款……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重压力下，蒋介石让于1934年7月3日，发布最新税则，将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棉纺，毛织品，纸张等关税大幅下调到了10%左右，另外又提高了中国急需物品的关税。
这造成了日本受益，美国受损的局面，但日本在对美贸易上向美国扩大市场。最终受到伤害的是中国的实业。
就宋子文个人来说，虽然暂时失意，但作为四大家族利益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他个人并没有多少损失，转个弯，照样还能回到官场。
1933年这场对日贸易战就像一首短短的插曲，最终以南京的无原则让步告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证明无原则让步只能增加侵略者的胃口和野心。
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才牢牢掌握了国家主权，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有了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有了绝对自主的关税权。
中美贸易战，会是一场持久战，跟当年完全不同的是，中国人是有底气和实力的。
我们不用求着什么银行团恩赐贷款，也不用看谁家的脸色做事，几艘军舰在南海装神弄鬼也吓唬不了谁……
美国张牙舞爪，是一个霸权国家对自己地位不保的焦虑表现，但从没有一个霸主能永存于世的。
中国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就没什么困难能压倒我们。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