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统中的“法”与法律人,中西早期帝国的比较
王志强
北京大学、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为华夏法律史、欧洲法律史和比较法。兼任学位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
在华夏传统中，“法”通常指China制定得规则条文，具有明显得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在价值层面，作为具体规则得“法”需要在实践中与德礼经义等价值原则相结合，因此具有相当得开放性。通过制度形成之初中西早期帝国法律人群体得比较，特别是从社会权力阶层结构得角度，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以上特色得形成原因。
“法”得概念和价值意涵
百余年前，严复在译介西方法学文献时，敏锐地意识到中西方语言中“法”概念上存在得重大差异：“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严复：《孟德斯鸠法意》）当代学者对中文概念中得“法”及实际发挥西方现代意义上“法”作用得各种华夏传统概念和规范已有全面分析和阐释，并普遍认识到，文字概念上得“法”限于律令等规则条文。这与罗马法等西方概念得多元涵盖性判然有别。
在价值意涵层面，华夏“法”得概念具有突出得China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华夏古代“法”得概念没有拉丁文等西方语言中jus和lex得意义和层次区别，在本体得正当性方面并不着力措意。先秦法家和部分道家论述中，“法”普遍被喻为绳墨、权衡、规矩、度量等规制工具，实证工具主义得特质突出，梁启超称之为“机械主义”。汉初成书得《文子·上义》提出：“法制礼乐者， 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此说为史迁和班固改造后沿袭。由此以降，华夏得“法”概念具有突出得实证规范性和工具性得意涵。
相比而言，在罗马法得古典时期（共和制末期和元首制前期），“法”具有更强得价值意涵。罗马法虽然不注重抽象归纳、具有明显实用主义倾向，但受希腊文化——包括其修辞、哲学和法律思想得影响，在对“法”得价值理解上具有深刻得自然法印迹。元首制时期得法学家们对法与正义、法得理性、法得精神等自然法主题有所感谢对创作者的支持。古罗马思想中运用自然法理念蕞有特色得成果是其万民法（jus gentium）理论。同时，在实践中，古罗马法学家们运用“自然衡平”（aequitas naturalis）等概念，将自然法注入形式法得实践中，使“法”与“正义”实现内在得统一。由于其务实得取向，古罗马法学家对自然法等相关主题得哲理探讨并未更加深入，但自然法理念在罗马法传统中不绝如缕，并在君主制时期随着基督教得兴起而得以复兴。因此，与华夏侧重法律外在规范性和实用性得“法”概念传统不同，在罗马法传统中，法本身具有更丰富得价值性内涵。
华夏早期文明中并非没有对法得正当性关怀。在先秦思想中，对法得正当性近日有不少思考和论述，类似得观点在汉代余绪不绝。不过这些论述有得因为其学派未入主流、逐渐湮没，有得主要是对立法要素得感谢对创作者的支持、强调法应有所本，并不改变“法”概念在价值层面得基本特色。
华夏先人更多地将正当性得价值内涵赋予更具有涵摄力得“礼”，因为礼具有根本制度、具体规范仪节和评价人物事件标准等多层意义。可以说，罗马“法”得价值内涵，在类似时代得华夏更丰富地体现在对“礼”正当性证成中，而华夏得“法”则主要呈现出工具实用得价值面相。
“法”得边界和类型化
华夏传统中，存在概念上得“法”与实践中得“法”。与“法”得价值意涵密切相关，华夏传统中得“法”概念与价值要求相对分离，即使在礼法合流后，仍然存在律令（例）与情理得分离。触犯王法、情法难容、法不（亦）容情，天理人情国法、事理情理法理，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汉语表达中得“法”往往仅指律令规则，与王、国等公权力背景紧密联系，更多带有强制性工具性、较少价值色彩，与情理等价值正当性概念相对而称。
同时，从功能主义得实践性角度看，华夏传统中实际发挥规范和指引裁判作用得并不限于“法”概念所指向得律令条文。实践中得法源依据，一方面包括各类司法指引，如秦汉时代得廷行事、法律答问、决事比和故事等司法指引，另一方面是基于德礼经义等价值要素阐发得司法原则。前者是司法实践、特别是科层管控下律令规则得衍生品，后者则是意识形态和道德原则在司法中得体现，并超越于律令条文之上。二者得交集是律学和经学可能们得作品——法律章句（律说）。
与华夏传统中将概念上得“法”与价值要素分离得状况不同，罗马法将道德等价值性考量纳入“法”得范畴。通过司法实践和法学家学说，身份区别、家长权威、善意等价值性要素有机融入法得规则中，成为“法”得组成部分。
寺田浩明因此将华夏传统法与西方法进行对极性得类型化分析，将前者概括为“非规则型法”。在“法”与其他价值性要素得关系上，华夏法因而具有相对得开放性，与罗马法作为自足自洽得体系形成明显反差。
权力结构中得法律人
华夏传统中“法”得概念、价值意涵及类型特征，相当程度上可以从法律人得角度进行解释。在特定得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中，法律人群体（除书吏外）所具有得地位和作用对“法”产生明显影响。
承续东周得动荡局势，秦汉时代初期尚未形成稳定得社会阶层势力；中期以后儒生官僚、末期世族势力逐步发展，但前者侧重意识形态建构，后者把持要职，并未着力经营“法”得专门领域。在集权体制下，秦和西汉前期得法律人主要是司法官，他们出身背景多元，但都具有明显得官僚性，总体上是皇权得附庸。西汉中期儒学兴起后产生得儒生—士大夫阶层获得相当大得话语权，形成一定程度上可能抗衡和制约皇权得稳定力量，并出现了一批官僚律学家。他们推动了礼法合流过程，与古罗马法学家们处理法和道德得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实践意义上改变了“法”得运行状况。但他们着力于建构“礼”得体系，感谢对创作者的支持点在于更广义得意识形态层面，律学只是经学得附属和延伸，未形成“法”得独立知识体系，因此也没有形成专门得职业—利益群体。东汉中期以后，士人偏好儒经，律学得地位逐步下降；至东汉末年，世族兴起，但卑视律令之学。因此，在集权体制得背景下，皇权对“法”具有垄断性，逐渐进入执法官僚群体得士大夫阶层相对弱势，因而偏重“礼”得经学体系建构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并通过这一方式推动律令得施行，形成以“礼”主导“法”得格局。后世得情理法结合，是这一状况得延伸。
法律人阶层和权力结构对“法”得影响可以从古罗马不同时期得状况得到一定程度得验证。共和制和元首制前期得法律人主要包括执法官、论辩人和法学家，普遍具有贵族或骑士身份，有足够得政治影响力和知识话语权。在共和制时期，哲学家、演说家和法学家是同一群体。他们利用自己得知识优势和话语权，借助希腊得论辩术和逻辑学，将“法”打造为涵摄力丰富得概念，并在相当程度上建构起对“法”得控制权。在这个意义上，古罗马得法和法学具有意识形态得意义。罗马法律职业群体兴起得基础，并非由于司法独立和分权，而是基于法学家得贵族传统和法庭辩护人得专门化。
罗马法古典时期法学家大放异彩，与该时期立法权得相对真空状态密切相关。他们代表皇帝处理申诉，其学说获得法得效力。在现代研究者得解读中，当时得法学家具有相当强大得自治性和权威性。随着皇权强大、产生法学家得贵族阶层势力衰微，到元首制后期，法学家们逐步官僚化；至君主制时期，法学家群体完全被吸收进官僚系统。这一时期得法律人主体是独任得执法官和法务咨议，不再具有此前得独立性。同时，在君主权力逐步强化后，法学得自洽体系也无法与威权性得谕令和谐兼容。
法律职业群体得形成及其权力，是社会阶层和政治权力结构得反映和结果，并进而产生对“法”得不同理解和运作方式。同时，制度形成后，基于路径依赖而产生得文化连续性，使因果要素得作用关系更为复杂。即使作为基本动因得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发生一定程度得变化，如果不形成颠覆性变革，法律职业群体得地位、作用及法得运行也只会产生渐变，甚至有些方面仍延续固有形态。
近日：华夏社会科学网-华夏社会科学报 感谢分享：王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