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堕落”“颓废”——与罗昼先生交流三点意见
认真拜读了罗昼先生上月发表在价值中国网的《堕落的文化，颓废的崇拜》、《什么是真实——兼与陈嘉珉先生商榷》两帖。先引罗昼先生在《堕落的文化，颓废的崇拜》一文中用在年轻人身上的批评语句：
“他们一旦离开了中学校园，甩掉了书本，便渐渐地和中国优秀的文化远了。”
“有的干脆在中学时期脑子里就丝毫不见中国文化的烙印。”
“他们忙于炒作那些原本不值得炒作或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的网络‘文学’。”
“他们还忙于通过QQ和对方视频见面乃至同城一夜情、异地交欢等等。”
“他们对一切正常人的生活习惯、交流礼节似乎都因为看不惯而格格不入。”
“他们在自己的网页中、博客里热衷于谈论女性器官和性欲发泄。”
“他们自称‘狼友’，并以‘狼友’为荣。”
“也更有一些女人，一到网上就脱去平时端庄、文雅、秀气、稳重的外衣，顿时变得让人不敢相认，‘色’得更胜过那些自称为‘狼友’的男人！”
“这是什么文化啊！这根本算不得文化，纯粹是性乱和堕落！”
“他们将这种崇尚变成了一种崇拜，只是自己不知道，这样的崇拜该有多么地颓废！”
“他们甚至已经不会使用真正的国语来写点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的精神也由此产生变态。”
“他们在单位、学校、人前是一套，而到了网上则是另外一套。甚至在网上更显得生龙活虎、不可一世。”
“中国‘垮掉的一代’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他们甚至可以组成一个小国。”
“他们的这个小国里，大概不要道德，不要良知，不要真情，不要法律。”
“他们要的大概只是偷拍、偷窥、乱伦、乱交、乱性和自以为是的推崇。”
罗昼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究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改变这一现状呢？”有感于罗先生担忧和求解的恳切，特写三点意见与罗先生交流——
第一，“立场”问题
罗先生上述批评、定性的话语，显然是站在与这些年轻人对立的立场上、至少是站在这个群体的情感和观念之外不高兴地看着他们来说的。站在这个“对立”和“之外”的立场上说话，会产生两个不良的后果。
首先是难以理解他们。我们世俗之人都是情绪和观念的动物，容易立足一己一地、依着本能情绪和固有观念看问题。如果本能地、先入为主地和某个群体对立起来，就会把他们看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就会忽视他们潜在的优点。例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个在云南服役的山东士兵很“坏”，坏到有次竟把一个盛着饭菜的大碗朝炊事员脸上盖过去，他经常不守纪律，训练偷懒，还喜欢弄恶作剧。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没希望、不可救药了，若不是接着爆发的战争，他可能就被开除军籍回老家了。但是在接着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却表现无比英勇，立了赫赫战功。例如有次他负责往山上送水，在枪林弹雨中手臂被打断，依然用另一只手抱着水桶往山上跑；跑到战壕里的时候，腿也被打断了，但他出色、圆满地完成了送水任务。据说在美国军队里，军官特别会使用有各种优点和缺点的人，不像我们这样死板、机械、片面和“严格”地要求，因此战斗力很强。前年我听到一个和罗先生一样对年轻人很不满意的领导人说，他对现在的年轻人很失望，如果大陆和台湾打起仗来要招志愿兵，不知道会有几个敢自愿报名上战场的！我当时说真要到那个时候，英勇无畏、冲锋陷阵的还是这些平时不被看“好”的年轻人，而不是我们这些道貌岸然、满口仁义的谦谦君子。
总之我们看人要全面一些好，不要把人看得一无是处。如果我们站到年轻人当中去，便会发现他们很好相处，有很多优点，了解不少异域文化，而且很有乐趣，尤其是他们充满生命活力的奇思妙想，可以激发人的想象能力和创造灵感；并不是我们戴着“有色眼镜”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现象和怀着固有观念道听途说、凭一面之词所感受和想象的那样“坏”和不可救药。
其次，我们以对立的眼光看待后人，他们中间就会出现更多真正的坏人。年轻人年轻气盛，逆反心理比较强，我们每个成年人年轻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如果你要和他们对立，就会像夫妻对立那样，你进一寸，他进一尺，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就要闹翻天、闹离婚。由于世俗之人都是情绪和观念的动物，在矛盾对立中，即便你有真理在手，对方也会完全把它看成谬误，最后就一不做二不休，彻彻底底地对立起来，真正的坏人也就成批出现了。所以有些坏人甚至罪犯，根本上是由我们的对立情绪和观念制造出来的，例如前几年的恶性杀人犯张军、马加爵等，都是极好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各层各类人故意制造的对立情绪和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培育犯罪的土壤。我想如果我们全中国的成年人，都表明前引罗先生那套语言所包含的对立态度，中国的坏人、罪犯不知要增长好多倍啊！“文革”时期有一句口头禅，叫“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持罗先生的观点，那就真会把“接班人”都送给“资产阶级”了。
我们对待年轻人，应该要做一件不费举手之劳、而只需要放下架子就能做到的事情——尊重他们。做到尊重年轻人这一点，关键是要改掉我们成年人故意制造鸿沟和对立的一些本能做法，去掉一些固有僵化的观念，和年轻人站在一个立场上和战壕里，主动地先去理解和关心他们。年轻人还处在事业、人生的起点阶段，他们缺少社会地位和尊重。我们帮助、引导、感化他们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他们。迄今为止世俗社会最系统、最完整的知识都是关于等级的知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完美的典章制度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等级森严的体制规范，无不把从娘肚皮里生下的行走动物分为三六九等人，把自由的土地划为三六九等圈，每一等人都有他所不能进去的那一等圈，若进去了就叫“破坏秩序”、“破坏礼仪”、“破坏文明”。我们不就是拥有这般“知识”的“知识分子”吗？
我们若是坚定地站在这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就必然会把年轻人看得一无是处。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革宗教，就是要耶稣基督平等地走向平民，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是基督教造就了美国人的平等观念。中国虽然是个世俗国家，但主流意识依然倡导平等观念，关键是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打破等级界限。只要社会中的一群人把另一群人当成平等者看待，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份友爱与和平。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去关心和帮助年轻人，不要把他们往不好的人群里赶，不要轻易、白白地把他们送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不要让年轻人感觉去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很容易，只要依着本性去做就行，而发扬“无产阶级道德风尚”很艰难，简直难于上青天。如果你的要求太过于违背人性，人们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他就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假做，这便是造成人格分裂、造成任何一个世俗中国人都是两个人和社会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
关于道德，我们应该体现在我们做人的行为上去感染年轻人，而不要随便把“堕落”、“颓废”这些词语挂在口头上去刺激和伤害他们。罗先生认为现在中国变坏的年轻人有一个“小国”人口那样多，把他们和美国“颓废”、“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可是美国真正存在过所谓“颓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吗？为什么美国这个“颓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会造就出人类开天辟地的现代信息社会？现任总统布什也是属于当年“垮掉的一代”啊，他是个花花公子，还会吸毒，但是他最终没有“垮掉”。一个没有超人信仰的民族，用德行去评价一个超人信仰根深蒂固的民族，真是有点“乌鸦嘲笑孔雀的丑陋”那样滑稽啊。口头上的道德永远是没有力量的，再说道德也是人类习成的观念，而且是变化的。这么多人喜欢“一夜情”之类，说明那是一种令人醉心和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它不可以像人们“见面握手”一样，成为另一种德行和人的权利呢？只要不是妨碍、伤害他人和犯法的事情，就没有必要给它戴上“堕落”、“颓废”的帽子，并且我们应该尽量给予权利人作为的权利和自由，这样一个文明和谐的人际关系才会产生。
第二，“文化”问题
罗昼先生提到文化问题，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文化精神的感化是教育年轻人最好的办法。但是在这个自由开放和日益国际化的信息社会里，能够感化年轻人的文化必须达到两个标准：一是你这个文化，不要让人越没有文化越抛弃它；二是你这个文化，也不要让人越有文化越抛弃它。坦率地讲，中国目前的主流意识中还没有这种水准和资质的文化。许多国人，知识多了，吸收异样的文化多了，就越来越怀疑和背离自己的文化。十年前我有几个朋友，他（她）们都是大学教授，并且是研究国粹的学者，后来定居美国，就成为基督教徒了。就是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一种文化，能像基督教文化那样，使人越有知识、越有文化就越信仰它。那么拥有知识、文化较少的人呢，更不相信自己的文化，罗昼先生文中所抱怨的那些年轻人，就是一群背离中国主流文化的人。至于成人，绝大多数也不关心和信仰自己的主流文化，除非是出于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用的需要。北京有个研究文化问题的专家，在某地给三百多名公务员和教师侃侃而谈核心价值观，但是认真听讲的却没几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下边或窃窃私语、或接打手机、或讨论喝酒打麻将的事情。这个北京专家所传授的文化，以及罗昼先生所推崇的“优秀文化”，遭到年轻人抛弃，从逻辑上讲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一种不能抵制和挽救“堕落”、“颓废”风气和纠正“年青人的文化观、价值观和崇拜的迷乱”的文化，只能说明它比“堕落”、“颓废”、“迷乱”的文化价值观更没有力量，或者比“堕落”、“颓废”的风气更加堕落、颓废，是一种真正衰败和腐朽的文化。前月拜读价值中国网上汤耀国先生采访方立天教授的文章《人文化解价值危机》，就让我浓浓地嗅到了这种文化无比衰败和腐朽的气息。我不敢相信，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竟是这样一种教导人的水平；但我敢相信，把国内这一类顶级学者全部集中起来，与贩卖法轮邪教的那个教主摆擂台，只以博取信众的多少为成败标准，那么这群顶级学者绝对是那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教主”的手下败将无疑。
前晚和定居美国的好友、原清华大学教师吴丽红女士电话交谈，她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基督教故事：有个犯杀人罪的年轻人被带进法庭受审，突然看见审判官是他的父亲。他不知道他的父亲该如何判决，如果判他无罪则违背法律规则，判有罪则违背慈爱亲情。但是他的父亲是上帝的化身，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和审判难题，他的父亲宣判说：“现在根据法律要判你死刑，但这个死刑由我来承担。”这个案例若是放在一个世俗重视亲情的人治社会里，就会徇私枉法，放在一个世俗法治社会里，则会依法绝情；而在一个基督教的法治社会里，就能做到法律与亲情、公正与慈爱的兼顾统一，前提是上帝教人真正地忏悔自己。在人与人的关系里边，没有一种心态和关系比忏悔自己更符合天意和让人心悦诚服。而忏悔自己，正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罗昼先生有一段话问得非常好：“是我们的教育还不到位，是我们的规则还不到位，是我们的社会还不到位，是我们的心灵还不到位。倘若我们的一切都达到了标准，我们的年青人还会这样吗？”（《什么是真实——兼与陈嘉珉先生商榷》）所有这些“不到位”尤其“心灵还不到位”，都是我们不能当好父母、当好法官、当好教育者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父母、法官、教育者缺乏超人信仰，缺乏那个基督徒法官来自神灵和沁入骨髓的人格力量，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多半是一种失败的教育，而我们生养、教育的孩子，也多半是罗先生所指责的那种“年轻人”。
在世俗社会里，法官被认为是公道正义的最后防线。可是我们的不少法官，他下班脱掉制服，可以是酒鬼、赌徒甚至嫖客，没有一点超人信仰的人格力量；因此人们遇到官司都要找关系走后门，而不相信法官法律。在这样的法治文化中，你要我们的年轻人如何不做罗先生所说的那种“年轻人”？当我们的受教育者“离开了中学校园，甩掉了书本”，步入社会看到极不真实的“真实”之后，自然“便渐渐地和中国优秀的文化远了”。缺乏超人信仰的人格力量，正是“有的干脆在中学时期脑子里就丝毫不见中国文化的烙印”的根本原因。至今让我上大学的儿子最能记住“烙印”的中学老师，是一位教英语口语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位老师有八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是捡回来抚养的被中国父母抛弃在路上的瞎眼女孩，十口之家住在一套没有装修的普通房子里，吃饭前要在胸前画十字，说不能浪费上帝赐予的食品。八个孩子去学生食堂买饭，走在路上都是排成一队，年龄最小的走在最前头，年龄最大的走在最后头，到食堂里边也是排队等候，从来不乱规矩。这些孩子离开美国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被带到贫困的贵州山区，可他们从不怨天尤人，而是规规矩矩、有情有爱地生活，我想这就是有一种超人信仰做了精神支撑的缘故。在一个拥有超人信仰的社会里，即使法律、法官冤枉了他，他也不会去报复社会当真正的坏人，因为神还在保护他；而没有这个全能、全爱、全权的“神”，就更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了。
要“打造”人们发自内心愿意听取并真心接受的文化，我以为必须透彻地研究四书五经、佛经、圣经、古兰经这些人类文明的最高经典，吸收人类文化的最高成果才能成就。一种文化要让越没有文化的人和越有文化的人都愿意接受，它必须能够脱离世俗，包含超人信仰的核心价值。而这个，如前所说，就正是目前《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
第三，“真实”问题
我元月28日在罗昼先生《堕落的文化，颓废的崇拜》一文后回帖说：“其实这一代人比较真实。”接着罗先生写了《什么是真实——兼与陈嘉珉先生商榷》一帖。罗先生说：“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跟客观事物相符合。真实的人生就是与人类的总体感情相融洽，与人类的总体行为准则相顺应，而不是违背人类美好的感情和行为准则。”“真实的人生是敢于向问题挑战，是敢于向苦难挑战，是敢于向命运挑战，而决非颓废甚至于反动，决非游戏人生、游戏社会、游戏人性。”
我想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唯心”地把“真实”的定义修改为道德口号上的“希望”或“希望的真实”。我理解世俗年轻人的“真实”，是智性弱化而表现出了更多的本性。世俗人生的内容和意义是折腾，没有信仰、不能沟通与超人力量交流的人，是在超人力量植入体内的自尊、虚荣、忌妒、憎恨、发泄、报复、自私、贪财、贪吃、贪生、怕死、好色、性欲等“折腾液”的作用下身不由己地折腾。我所谓世俗的“真实”，就是上述“折腾液”作用的本色表现。
那么年轻人的真实好不好呢？我认为真实比较好。年轻人表现得比较真实，极少伪装，我们要教化或者对付他们就比较容易。要他们克制欲望、不做错事，办法有两个：一是培育智性，二是在他们的头脑中植入超人信仰。智性是什么？智性就是知晓功利上的厉害关系而理智处世的人生智慧。例如“我要暴露本性就会吃亏，不能升官、发财等等；因此要检点自己，把本性掩盖起来，合适的时间、场合才发泄一下”，这就叫智性。有了智性，人就会发明和习惯一套世俗人生的折腾技术，这样人就生活在艺术中了，就美了。
至于在年轻人头脑中植入超人信仰，使其言行既有为得体又不失真诚，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如此水准和资质的文化，前边说过这正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在一个没有超人力量（造物主）启示的世俗文化中，人们虚伪做作、尔虞我诈、堕落颓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罗先生关心的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世俗文化，才能挽救这些“堕落”的人群。而我的看法是：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必须含有超人的信仰和敬畏，才能长久克服人的精神危机，从根本上拯救人的灵魂；唯物主义的世俗文化，丝毫不具备拯救精神危机的功能价值。
还有一种真实——网上经常暴露的医患关系、官民关系、师生关系问题，还有和罗先生所说年轻人问题相关的道德滑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吧。其一，了解这些问题不能局限于记者采访，而要调查研究。结果调查研究下来，却事有其因，实有非实，并非全真。其二，说现象必须要有统计，不能随便使用“我们”、“你们”、“他们”、“人民”、“群众”这些整体、全体性概念，必须用统计数据来说明个别与普遍现象。你在机关、工厂、医院、学校和社会上，真的看到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现象吗？你要摸着良心来说话，同时必须使用数据来说话。你设想把全国的各省市、自治区都看成没有互联网沟通的单个信息面，那么四川发生的一个问题在贵州就是零；打破这个信息单元，把全国作为一个信息面，那么四川发生的一个问题在贵州就是一。你把这个二进制关系搞明白了，就可以看到问题性质的真与假。比如台湾目前还是作为一个单独信息面，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倍，面积是台湾的265倍，台湾一年发生一个恶性杀人案件可能没有什么，而大陆一年发生60个恶性杀人案件还得了吗？发生10个都要被媒体吵翻天了。所以真实的真实与信息传播面成反比。
罗先生那样说，而我这样说，说的可能完全是两码事了。那就权当是白说，“对牛弹琴”一曲吧，哈哈。
（2008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