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问题，面向现实

VOL.817

人物简介

冯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5年师从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起至今，一直从事价值哲学研究。其中经历了原价值理论的评价理论研究、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和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研究三个主要阶段，目前研究重点再次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哲学。

人物专访

Q1

最近网上有一种回忆80年代的趋势，也正好是您的学生时代，您觉得当时的高校和现在有什么差别？结合您曾经在辽大和武大的求学经历，校园生活中又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呢？

关键词：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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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轻人中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做“佛系”，我们那个时候不可能有佛系这回事。我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歌是《80年代新一辈》和《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觉得未来充满希望，未来就是充满希望的田野，回首往事时，我们就会为之自豪，后人也会为我们喝彩。对于七七级的我们来说，能读书简直就是莫大的幸福。所以当时我们的学校生活就是刻苦学习、刻苦学习、刻苦学习，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校园活动。我们毕业前那一年，说是要学跳交谊舞，但是昙花一现，很快这样的活动就再没有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基本就是宿舍—食堂—教室—食堂—宿舍，应该说特别单纯。这样的经历也形成了我们在成为教师后对学生的要求：一门心思读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读书上。

在前些年，我认真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才意识到对学生的这种要求其实是不合理的。大学对于一个18岁到28岁的孩子（假设他/她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习的阶段，老师要求学生只读书其实是不人道的。大学是一个人人生非常宝贵的时期，学生们恰处青春期，他们就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就应该是生气勃勃的，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就应该除了读书之外的一段恋情、一些文体活动中获得他们人生的成长、感受，获得他们的青春的存在感。

在想通了这点之后，我对学生的要求大有改变，我不再仅仅把他们当作学生看待，而当作一个有着各种各样需要的人看待。比如当我一个博士生在读博期间成了家做了母亲，她说她因此而不敢来见我时，我跟她说，这都是她人生非常美好的事情。我知道她有了自己的宝贝儿子，真的是比知道她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还要高兴，当然博士论文还是要完成的。我现在切实地感到，对于诸如此类这些问题，我们的确更需要从他们的人生这一角度来看，而不是仅仅从他们作为“学生”这个角色来看。人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对于同学们来说，大学时期就是这个长跑当中的一段。我们的社会理想是为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联合体而奋斗，做老师的恐怕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爱一个学生，或许就是为他/她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做一点儿贡献。

我觉得现在学校给了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在更多维度上使学生有可能更自由而全面地感受他们自我存在的价值，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更健康更进步的培养方式。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再说回“佛系”这个词。与我们那一代人当年读书的日子相比，乍一看似乎我们那一代人更有奋斗拼搏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更担心失败而更容易放弃，并由此而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失望、担忧。但细细琢磨，这种看法却未必成立。其实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奋斗有没有可能性，只是盲目地、未经反省地相信未来是光明的。这种信心会有一个很强的激励作用，但问题是究竟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未来，相信的理由是否成立，我们其实根本没有问过。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实际上更加成熟，因为他们相比我们多了一层反思，他们看到了更多奋斗的轨迹，也通过像网络这样的媒介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因此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和更多元的标准。所以，我不认为这一代人更没有理想，甚至我认为，一旦这一代人建立他们的理想，一定会比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更加坚实、更有现实的基础。

另外，我认为“佛系”不过是现代青年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安顿。以前个人只能在一个轨道上发展，如若不然，就会被社会所否定。只要社会不认可，便无法自我认可。而今天年轻人说的“佛系”，包含一种“我就这样认同我自己，我就这样选择我的人生”的自信（无论这种自信中是否含有多少无奈和苦涩），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如今人们能够尽可能地为自己确立一种不同的自我安顿方式，这是社会的一种巨大进步。当年的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实际上过的是苏格拉底说的“未经反省的人生”。我现在常会感到对于每个人来说，选择一种经过反省的人生，包括经过反省的自我安顿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听到“佛系”这个概念后，我常会略带自我调侃地说“我本佛系”，而且说的时候，总有一种特别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就是：我终于看清了、且有点儿能力抵御各种功名利禄之诱惑了，终于能够接近不把“他乡当故乡”开始回归人生之本了。所以，对于那些以“佛系”命名自我认同的年轻人，我更愿意相信他们不过提前有了这种人生的体悟而已。尽管对于年轻人来说，由于这种提前了的体悟所带来的以流行眼光评判的“消沉”（其实是不争）是会有代价的，退却、犹豫可能会使自己受到惩罚，但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尝试。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他们也许能够更合理地、更积极地面对眼前的问题。经过佛系而走出佛系，进入以佛系智慧与现实和解的更高境界，将无奈、痛苦、离弃变为洞悉、接受、容纳、超越，不断自我成长，就是我用“走过佛系”这个说法想表达的内容。

Q2

冯老师曾在武汉大学求学，在来到复旦大学之前也曾在中山大学任教，从直观感受上来说，您觉得几所学校的哲学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关键词：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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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给我的感觉是，学术风格非常自由（就像东湖，像珞珈山，给人一种心灵放飞的感受）。我非常庆幸在武大遇到陶德麟老师，我攻读博士学位时读的是马哲专业，但陶老师从没有要求我们必须要读哪种经典，他常常教导我们的是“一定要把问题想清楚”，为了想清楚所要研究的问题，陶老师鼓励我们读任何一种经典，尤其推荐我们读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典。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博士生考试的时候，专业课考的一个题目是“休谟问题在现代哲学中的意义”（我想我分数最低的可能就是这道题了）。因为我当时完全想不到，马哲专业博士入学考试会出现这样的题目。我在武大读书是85年到88年，那时候是武大中西马、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特别辉煌的时代，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十分鲜明。我的导师给了我们非常大的自由空间，我们做博士论文时，几乎是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想。这对我学术研究帮助极大，它培养了我现在研究问题的方式：关心问题本身，而不纠结于自己属于谁。

到了中大，我的角色从学生变成了老师。我1988年到中大，那时是中大哲学系特别辉煌的时代，当时中大哲学系年轻老师特别多，而且他们都特别优秀，当时大家经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在一起讨论问题，完全没有世俗的考虑，聚在一起海阔天空，信心满满，激情澎湃。大概是95年或更早一点儿，我在中大开了一门新课叫《哲学导论》，此前课程体系是没有这门课的。这无论对我而言还是对同学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对我而言，是建立了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信念。1998年我得到中大支持，获得了去哈佛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在中大的14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以世俗衡量标准判断获得最大成功的一段时间，但那时也使我滋生了一种狂妄、骄傲、自以为是的心态。

2002年我到了复旦之后。复旦哲学系对我是一个全新的氛围，我看到了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学者，并深切感受到自己学术研究的缺陷，于是心态逐渐回归正常。我自认为在复旦的这十六年，是我学术进步和人格成长最迅速的时期。这十六年我收获最大的是：看清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不足之处且勤以补拙，看到了周围同事们研究的优点且取人之长，同时深切地感受到复旦哲学扎实、深入的研究风格和同事们对哲学研究所具有的宏大的使命感，还有这个集体中浓浓的亲情。这些常常让我想起就眼睛湿润。特别打动我的是我的一个同事说的一句话：“我们就是我们彼此的意义世界。”

我真的很幸运，能见证这三个学院的辉煌，能从三个学院中获得丰富的养分。

Q3

冯老师刚刚也提到，开阔的学术空间对您有非常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您一直以来的论学重点都在价值哲学，您和价值哲学是如何结缘的呢？

关键词：价值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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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科阶段主要跟着课程的进度走，为每门课的成绩所困。开始有点独立的想法是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虽然读是马哲专业，但老师对我们没什么特别的要求，那时课程与现在相比算是极少极少，所以我们有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里随心所欲地看书。在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突然发现人的问题就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可以说，这就是点燃此后三十多年我对哲学研究热情的问题。于是当时去图书馆找了很多有关人的问题的哲学书、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存在主义的书。所以将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确定：讨论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

我博士研究生时的研究方向是认识论。在人的问题这主题中，我找到了认识论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成为我此后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价值与评价。博士生期间上课比硕士期间还要少，于是自由支配的时间非常多，当然相比较而言得到的来自老师方面的资源就非常少。好在当时不同学院的博士生彼此的交流非常广泛。当时我记得整个武大只有三十几位博士生，大家经常会聚在一起看博士生活动室（其实就是某个博士生宿舍）看电视，边看电视边海阔天空地聊东聊西。潜移默化，我们在写博士论文时都会彼此影响，我对评价的研究，就深受历史学、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到了中大之后，我对评价的研究不仅在科研成果上，而且在教学过程中被逐渐被表达出来。等1998年有机会去了哈佛，才发现价值哲学竟然是这么大的而且有了如此之多丰富成果的一个领域，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西方已经研究了一百年，研究的这么好，真是汗颜。所以在哈佛的一年几乎是泡在图书馆里，复印了上百本书，1999年回国后就带着我的博士生开始了这项我自认为是一项特别值得为之而奋斗的研究。

Q4

现在社会正倡导核心价值，老师也撰写过文章讨论现代性与核心价值的建构，您认为核心价值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其中是否还有您觉得需要完善的地方呢？

关键词：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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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08年曾作为上海创新基地的首席专家，承担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课题，当时和我们系其他很多优秀的老师们一起，做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当时得出的结论，当下的中国处在三大张力之中，这是王金林老师所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还有汪行福老师提出的复杂现代性的理念，有孙向晨老师提出的双重本体的观念。

我觉得现在的核心价值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践行，而是究竟要构建什么样的核心价值，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在现代社会当中构建的核心价值。这个构建取决于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中，取决于这个历史阶段中最尖锐的冲突，取决于这个最尖锐的冲突中有哪些问题是我们需要着重解决的。

其实我们今天还没有把“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的透。提出来的东西都还是不错的，如果都能践行当然很好。但是现在所缺乏的是践行的可能性在哪里？如何践行？口号再多，没有落地的方式就必将落空。

Q5

冯老师是国内译介杜威哲学的一员干将，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在诸多价值哲学大师和流派中选择了杜威及其哲学？

关键词：杜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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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威哲学的兴趣是在我研究哲学的过程当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杜威是西方价值理论里经验主义路向中最重要的人物，当时我在做不同路向的研究，在读了杜威的东西之后特别有感触，于是就从杜威做起了。这是我做西方价值哲学的一个起点。这个过程中恰好和杜威研究中心的研究重心吻合了，于是对于我而言，便获得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使我能和那么多优秀的杜威研究者一起研究杜威。

杜威哲学的气质是我特别喜欢的。我理解的杜威哲学是一种面向现实、面向问题的哲学，而不是面向哲学史的哲学；是一种渐进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哲学。杜威有一个基本理念，即哲学要“为人类社会提供智慧，而不是去回答哲学史的问题”，我特别认同这个理念。我认为一个哲学强大的生命力不在于回答了多少哲学史上问题，而在于它解释了多少现实问题，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了多少可行方案，至少是提出了这些可行方案的基本原则。哲学史的研究只是为实现这一点准备了资源。

求索真理、探问时空，对话未来……哲学以其独有的神秘魅力吸引着我们沉浸其中，但探索的道路也伴随着疑问重重。本期推送中，从求学经历到治学之道，冯平老师为我们一一解惑。愿每位哲学道路上求索的学子都能从中收获启发，坚守学术理想，勇敢前行！

采访：邹小舟

编辑：郭艺凯、吴玥

责任编辑：陈思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