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爱情，能不能离婚

1950年4月13日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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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成立。

政权初立，百废待兴。在中华民国所有法律都宣告废止的情况下，新中国一系列新的法典何时出台，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1950年4月13日，第七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法典，宣布将在5月1日正式施行。

这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典，不是宪法，不是刑法，也不是民法，而是《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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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48年9月，《婚姻法》就已经在酝酿中了。

当时的解放军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从“夺天下”到“治天下”的态势已经不可逆转。由刘少奇提议，妇委成立了一个“婚姻法”起草小组，牵头人是邓颖超，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等人。这个小组对《婚姻法》最后的成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推出《婚姻法》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在起草小组中又加进了一个人——当时的政务院法制主任。

而这个主任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毛泽东的死对头：王明。

王明的故事我们今天先按下不表，只说和《婚姻法》有关的事。王明不是学法律出身，但他当年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还担任过妇委的主任，而且也做过一些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所以毛泽东的这个用人一方面可以显示气度，另一方面，确实也不是乱用。

但关于王明是否参与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工作，以及参与程度有多少，这件事现在还有争议。因为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一书记处书记的罗琼指出：王明并没有参加《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只是看过稿子。真正的牵头人始终是邓颖超。

王明，原名陈绍禹，一度做到过的代理zong书记

不过，这部《婚姻法》出台的不易还是大家公认的。

起草小组参考的范例从之前20多年来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相关婚姻法案条例，到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婚姻法，甚至还有颁布的婚姻法，最后再结合中国本身的情况加以扬弃整合。

从初稿开始，这部《婚姻法》一共改了41稿。

那么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

为什么会把《婚姻法》的颁布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

或许从一个角度可以理解：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土地分配已经初步解决了生产关系问题，而接下来的一步，是通过婚姻法来规范另一个重要的关系来稳定社会秩序和财产分配，那就是家庭关系。

就像刘少奇当初对邓颖超说的那样：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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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部《婚姻法》产生的影响究竟大不大？

说实话，实在是太大了。

《婚姻法》第一条规定：“男女婚姻自由，实施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这些现在我们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条款，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就是一个“纳妾”的问题。

“纳妾”这一习俗，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1930年中华民国修订《民法典》时，虽知这种习俗应埋入历史垃圾堆，无奈惯性太大，最终还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在民国，男人有“三妻四妾”的现象比较普遍

新的《婚姻法》颁布后，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当回事。根据记载，河南有个农民叫萧昌贵，不仅纳妾，还在1950年11月20日大摆筵席，宴请亲朋好友。结果的工作队员火速赶来，当场制止仪式，乡里乡亲才知道：原来“纳妾”真的是算违法了。

那么对已经存在的“妾”呢？

《婚姻法》明确规定：在法规颁布之前纳妾的，离婚的主动权掌握在女方手里——女方如果想离婚，男方不能阻止；女方如果不想离婚，男方有抚养义务。

此法规一出，当初以“妻妾成群”为傲的男人们遭遇当头一棒。

以“纳妾”风俗较浓的广东地区为例：1950年，广州市因纳妾而离婚的判例出现了37件，1951年上升到了80件，1952年超过100件，1953年接近500件——在这些离婚案中，提出离婚的全都是当初低眉顺眼的“小妾”。

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涉及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来自判决关于“纳妾”的离婚。

而是正常夫妻的离婚。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的基层干部在街头书写宣传婚姻法的板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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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判离婚？”

这是这部《婚姻法》起草时的最大争论点。

起草小组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有条件的离婚”，只有一个人坚持“无条件离婚”——“只要一方坚持离婚，就可以离婚。”

这个坚持的人，就是邓颖超。

当时反对的人理由看上去也很充分：一方面，这会在广大农村造成不稳定因素，因为很多农民都是家里说的婚事，找个女人就结婚了，未必有多少感情。女方如果想离就离，很多农民都会有反对意见。另一方面，解放之初，确实有一些共产党干部出现了抛弃乡下“糟糠之妻”另娶城里年轻女性的现象，大家担心“离婚不需要理由”这条法规一出，会加剧这种现象。

但邓颖超还是坚持这一点。她的理由是——

在婚姻问题上，妇女受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吃苦的都是妇女，而且还不准她们离婚。如果要把离婚加上条件，反而会给那些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以控制和限制离婚的借口，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多悲剧。

邓颖超强调：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熄灭了，那么婚姻制度保存也没有意义。如果硬要用法规来强制限定干部的离婚自由，也是不对的。

但同时，她坚决不同意一种观点：

“丈夫要离婚，天好像就要塌下来了！”

在邓颖超的坚持下，最终她的意见被采纳，但当时这部《婚姻法》规定的是：“调解无效，即行判决。”

与邓颖超

但是，问题又来了——怎么“判决”？

按照1950年6月26日法制出台的解释，是：

“有正当原因不能维持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

1953年3月19日，法制再次做了解释：

“如经调解无效而又确实不能维持夫妻关系的，应准予离婚。如经调解虽然无效，但事实证明他们双方非到不能同居程度，也可以不批准离婚。”

话说得有点拗口，但意思其实还是很明确的：

离婚你尽管提，但判不判，还是看法院。

正是因此，才牵出了1980年版《婚姻法》对“离婚判决”的再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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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10日，在千呼万唤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

这部“1980版”《婚姻法》中有一个重要修正，就是关于“离婚”的判定。

按理，因为邓颖超的坚持，1950年版的《婚姻法》已经对“离婚自由”做出了最大程度保障，为何1980年版还要修订？

因为法规上写的，和实际操作起来，相差甚远。

“有正当原因不能维持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正当理由”是什么？比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这没有什么问题。

1950年的结婚证

但是，“没有爱情”算不算？

很遗憾，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爱情”这个作为婚姻基础的理由，却是基本不被采纳的。

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别说有什么理由，只要你离婚，就是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而如果你是国家干部或党员，法官还会更加“严格要求”：你是要公职，党籍，还是要婚姻自由？在“文革”期间，有些地方甚至把申请离婚的人集中起来，参加“斗私批修学习班”，学到你撤销离婚申请为止。

以上海为例，数据显示，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里，全市总离婚登记数只有6489对。全市平均每年离婚的数量仅相当于1950年代一个区的数量（来源：《1980年新《婚姻法》：感情破裂，准许离婚》，作者李响）。

就在1980年版的《婚姻法》进入最后修订之际，一桩轰动全国的离婚案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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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女方，叫遇罗锦。

遇罗锦的哥哥，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遇罗克——因为发表《出身论》反对“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观点和反对姚文元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在1970年3月被执行枪决。

遇罗克

因为受到哥哥牵连，遇罗锦被发配农场改造，在那里迫于生活，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1978年，遇罗锦结束了四年的婚姻，离婚后回到北京，经人介绍，与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并因此获得了北京户口。蔡钟培还为了遇罗锦东奔西走，争取为她和哥哥平反。

1979年5月，遇罗锦平反，10月，哥哥也被恢复名誉，生活看似应该进入正轨。但到了1980年5月，遇罗锦却向朝阳区人民法院上诉离婚，理由是与蔡钟培缺少精神交流。

遇罗锦在申诉材料中这样写到：

“钟培是个好人，但绝不是我心目中的爱人。他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希望我能从爱人身上学点什么，能对我的精神有所启发……我对他没有爱人的感情。我应当结束这种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

说穿了，就是“没有爱情”。

果然，蔡钟培在情感上确实无法接受，认为遇罗锦的“没有爱情”只是个借口，其实是忘恩负义，甚至是拿他作为一个在北京落脚的跳板。为此，他主动给报社写信，将两个人的事情捅给了媒体，希望得到舆论的支持。

两家杂志社都披露了这件事，并组织了大讨论：到底怎样才可以达到离婚标准？

蔡钟培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大多数社会舆论的赞同，《人民日报》为此还发文，称遇罗锦是个“不检点的女人”（蔡钟培指责遇罗锦有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新华社甚至还因此发了一篇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内参，谴责遇罗锦。

但遇罗锦却没有让步，也写了一篇纪实文学，题为《一个冬天的童话》。这篇文字成了当时“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她认为自己婚姻的不幸，其实是文革极左思潮造成的。

遇罗锦

这篇报告文学流传非常广，甚至被翻译成德、日、英、法四国文字，流传海外。很多人由此开始同情遇罗锦的遭遇。

1980年9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党春源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双方离婚：

“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

党春源是同情遇罗锦的，以至于他在正式判决还没下达的时候，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这篇文章被报纸争相转载，其中党春源引用的恩格斯的话，让很多读者都印象深刻：

“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

但是，蔡钟培不服判决，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981年1月1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判对“草率结婚”和“婚后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决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这对夫妻又开始陷入拉锯战。

据说，1981年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差点就颁给了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但因为作者的”道德问题”落选。那年得奖的是黄宗英（著名演员赵丹的妻子，也是演员）。在获奖者座谈会上，黄宗英将自己的笔转赠给了遇罗锦表示声援：

“三十年代，人们尚且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黄宗英

最终，更换了审判长的法庭再次审判了此案：

“遇罗锦与蔡钟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虽然再审的结果与一审相同，但在判词里明显使用了有情感倾向的措辞。

不过不管怎样，通过遇罗锦一案，1980年《婚姻法》的这条准则，也渐渐让大家理解并接受：

“一方要求离婚的，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则准予离婚。”

这个标准延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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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的修订之后，中国的《婚姻法》还在不断升级。

在2001年4月，《婚姻法》又做了一次修订，并在2001年的12月，2004年的4月和2011年8月又出台了三个“解释”。

从之后的一次次升级看，关于结婚和离婚的“情感问题”已经基本都达成了共识，而做的调整，开始倾向于夫妻之间婚前和婚后的财产分配与分割了。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馒头说】

中国人有句话，叫“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有道理吗？有。没道理吗？没有。

我因为算是有个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所以一直也会收到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咨询。年轻时，气盛，难免也会忍不住冒出一句：“这样的人渣不离婚，留着过年吗？”

随着年岁渐长，还是冷静了不少。我会耐心听，仔细问，平心想，然后根据倾诉者的状况和TA描绘的情况，给出我认为合理的建议——我会让对方换位思考，或者再给一次机会，再观察一段时间。

但实事求是地说，在确认的情况下，我还是坚决主张别苟延残喘，当断则断——无论是新婚燕尔的，还是结婚十年以上的，甚至是要步入银婚乃至金婚的。

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女性，其实各方面顾虑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比男性要多很多。

无论是多年的感受还是观察，我深刻感知到：尽管时代一直在进步，但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在很多事情上，女性真的是处于弱势地位，包括在离婚这件事上。

关于女性当自强的问题，我以前说过不少，在写居里夫人或阮玲玉文章最后的“馒头说”里，都有涉及，今天就不展开了。

说个林语堂的故事。

林语堂在和他的妻子廖翠凤结婚之后没多久，就把结婚证书给烧掉了。

林语堂的理由也很简单：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时才能证明什么，我们不需要。

能像林语堂这么潇洒的人未必有很多，但背后折射的道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国家的法律对于婚姻的死亡而言，应该只是起一个记录和证明的作用——是一种需要履行的手续，以及监督保障夫妻双方财产分割的法律手段。

而真正决定婚姻存亡的关键因素：夫妻双方的感情，这是法律无能为力的。

那么谁能决定？

就是你自己。

我曾写过：“希望天下眷属永是有情人”，但我也从来就反对那种话：

“才刚结婚，就不怕人家笑话！”

“都几十年过来了，不妨就凑合过吧！”

哦，还有——“为了孩子”。

夫妻一场，当然不容易。但如果有人已持续证明TA不配你的付出，那么你就该悬崖勒马。

地球缺了谁都转，从来没有什么少了你就活不下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