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
在吕楠的三个摄影系列中，最打动观众的应该是拍“精神病人”的那个系列。这一系列是吕楠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拍的。
为了拍摄这组图片，他在全国38家精神病院来回穿梭。他说，甚至有的时候感觉自己也成了精神病人。从摄影史的角度看，可以从吕楠的这一组照片中看到法国马格兰图片社的某些影子。
吕楠表示，正是因为发现了国内外一些摄影家没有走完的路，他才坚定地走了下去。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吕楠花了数年时间，走访了几十家精神病院，面对一万余精神病人，最后才完成了这一堪称中国当代摄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品系列。在这一系列中，吕楠不仅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的另类群体，那些精神病人令人震惊的特殊生存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于农村精神病人的进一步关注。
关于精神病院的照片是最真实的，我们无法想象出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他以最真实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并且强调的是 被遗忘的“人”。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的用手护住头，那个病人却相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里，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人的感情。”-----《南方周末》
王建国，40岁，患病已超过20年。他唯一的依靠是81岁的母亲。 家庭 四川 1990
谢致梅（右）一家四口，妻子（左）及二个孩子都是精神病患者。照片是他死去的儿子，而躺在医院破屋里的女儿谢群英已奄奄一息。 家庭 四川 1990
陶世茂，22岁，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寒假回家首次发病，杀死母亲，打伤父亲（左）。恐惧的家人把他关进石头房。每天为他送饭的是最疼他的85岁的奶奶。 家庭 云南 1990 精神病院 陕西 1990 精神病院 贵州 1990
医院没有院子，病人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斜坡上度过。 家庭 贵州 1990
贾文英，39岁，她的丈夫二个月前去世。现在，她和女儿以乞讨为生。 家庭 贵州 1990
唐明季，45岁，丈夫于九年前去世。家里的门窗已被她取下用于取暧做饭。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部分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病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病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 家庭 北京 1989
张夏平，27岁，云南人。北京办画展期间住在朋友家，画展闭幕当天精神病复发，朋友认为她装病要赶她出门，“人们应当理解我，我是个病人。”她哭着说。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为室友画画。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打扑克的患者，输的一方要接受顶枕头的处罚。
摄影·志:
从1989年开始，吕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恢宏如史诗般的“三部曲”：《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三个系列作品。这三部作品“仿佛象征了人类今天的精神状况，象征了吕楠期望的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栗宪庭语)。 15年，吕楠如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他坚信“好东西是在沉默中完成的”。1989年到1990年，吕楠跨越十多个省市拍摄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以全景方式关注了中国精神病人的生活，不仅是医院，吕楠还拍摄了家庭中，以及流浪中的病人。在吕楠的照片中，这些精神病人从被社会妖魔化了的概念形象中复活，重新变成多种多样的，活生生的，有着所有人都具备有的喜怒哀乐、爱恋和亲情的正常“人”。
此前，这组照片从未在国内完整的发表过，但它仍然引起巨大反响，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照片经过各种途径流传，影响了一批年轻的中国摄影师。
附：
观《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有感
刘海锋
无聊之余，看到吕楠的摄影作品三部曲，从《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到《在路上——中国天主教》，最后到《《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所谓的三部曲，作者的本意大约还是在抽象化当代国人的精神现状以及最终救赎。
对我而言，因为对佛教有亲近感，自然疏远“天主教”；由于长期在西藏，“四季”对我自然不会有震撼。所以让我手指长久停在鼠标上忘记点动下一张的还是《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照片中，这些精神病人从被社会妖魔化了的概念形象中复活，脱离了所谓的概念暴力、理论教条和惯性思维，重新还原成多种多样的、活生生的、有着所有人都具备的喜怒哀乐的“人”。
记得最早比较系统的接触精神病，是在成都时翻福柯那本《疯癫与文明》。从他写中世纪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探讨15世纪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兴趣，再到他探讨疯颠是如何被看做一种女人引起的病，再到疯颠被看做是灵魂的疾病，最后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潮，疯癫被看做是一种精神病。福柯的文字带来的抽象思维快感，自然不必赘述。当初一直困惑我的是，为什么“疯癫”的成型史最终是在“文明”的演化史下大张旗鼓的？这一过程中，社会最微观的个体本身的处境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
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这无非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过程。以我的观点看，在哲学层面的抽象主要就体现为世俗化、理性化、自由化的特征。人的最终的价值追求就是自由，为了自由，“人”必须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在社会形态层面就是世俗化，在人的精神层面就是理性化，只有这样，现代性的追求才能完整的实现。但同时，由于促进“现代性”到来的动力是市场经济下资本主导一切的逻辑，这天然又是一个使整个社会不断分化，人与人之间不断异化的过程，为了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动态中寻在静态，在陌生中寻找熟悉，由此逼着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理性”必须进行裂变，抽空了“理性”中不确定的、动态的、陌生的“价值”和“意义”，使得原本该是人们不断充实提高并发展的过程，脱变成了一部“实质合理性”臣服于“工具合理性”的历史，最终使得微观的个体对“自由”追求的目的流产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悖论。而社会思潮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治理模式的演化，或者说治理模式在新的社会形态下需要新的思潮更新。至于它们到底谁拉扯谁，谁利用谁，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更新之后社会个体的现状和救赎。
从主流的社会价值来看，所谓的主流，永远都是宏伟壮观，理直气壮，道貌岸然，一种隆重而安全的形式感和包围感，除此无它。但如果深入到内层，关乎到个体，就必然会涉及自身与所处世界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反叛、情爱、性、阴暗、私密、边缘，以及死亡；呈现出一种完全截然相反的自我存在，或困顿、挣扎、多面、脆弱、暴力；或唯美、真实、充盈、尊严、安详。
这样一来，就必然与所谓的“理性”主流众叛亲离，就必然越过社会价值观、是非观、道德伦理、常规秩序，在尖锐边缘挣扎、呐喊、困顿。同时，快速行进的时代，挟带亢奋和焦躁，如同浪潮席卷一切，吞噬一起，消散一切。这个时候，个人的坚持和游离，必然成为社会的“精神污染”，拒绝跟随集体意志和意愿的人，必然会被孤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遭到“工具理性”包装起来的暴力机器对你进行温水煮青蛙式的隔离、改造、甚至监禁，迫害，抑或让你在剥离了一切“现代性”的时空里生不如死。
这个时候，值得反思的就是“现代性”本身了。“现代性”从启蒙开始，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寓言”。按照西方理解，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洞穴，直面真实的世界，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用“人”取代“神”，构建“理性”的现代社会，体现在制度架构上，就是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呈现在实质内层上，就是不断的对外扩张和资源占有。但由于“现代性”内部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走出“洞穴”后的人们发现，政客与学者的联盟只不过将自己从一个“自然的洞穴”带入了另一个“人造的洞穴”，自以为看到了阳光，其实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刺眼的日光灯。而且这个“人造的洞穴”比以前那个“自然洞穴”可能更加危险，因为在科学和技术武装下的统治者，在市场分化逻辑下，形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人们在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同时，更在原子化和碎片化，面对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社会的底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苍白和无力，更难受的是，以往处于“鸿蒙”状态下的人们意识不到这点，而经过“启蒙”浇灌后的人虽然能深刻体会到这些，但是却只能眼睁睁的直面梦想的破灭，无处下手、无法挽回、无能为力。
在这种主流下，时代的表现就是剧烈、势力、冲动、炙热。快马加鞭，横冲直闯。它不是无聊，而是贫乏。这种贫乏，不是缺失物质和科技，而是与富足和强势的对照关系相互映衬，让人麻木不仁的活着而已。贫乏，最后成了一种信仰的缺失，在内心缺少公正有力的支持，得以支撑人公正有力、充盈丰沛的诗意化生活。
在这种主流下，更多的是假话、空话、大话、复制跟风流行话，以及讥讽、戏谑、掩盖，或者言不由衷、粗鲁侮辱、暴力干涉。在这种抽空价值、感性、品质的“工具理性”裹挟下，我们被“话语”和“工具”的媾和随意的捉弄、游戏、摆布、欺哄，人渐渐失去自主行动的意志和自由。最终只能在市场的分化下，自以为满足的跟风去贴标签和搞斗争。一边高声谩骂着，一边悄然涉足着。要想结束这种人格分裂，你必须先深入并玩弄这种分裂，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当你的炮灰。即使我们保持镇定，冷淡自处，但在内心无可否认，这辈子经历了这么多，怎么什么都回忆不起？是不能回忆，还是不愿回忆？终其一生，不过是充满浮生若梦的感慨，抑或人生如戏的回叹。
在这种主流下，宗教、诗歌、山水、理想，这些原本可以提供不同形式的信仰给人们，让人们知性的、恬淡的、丰富的、谦逊的、有所敬畏的走完一生光景的载体，在强时代的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被拆解了，被操纵了，被解构了，个体的观念、质量、取向、模式随之被组装、改造、整合，事物背后真正的力量被低估、质疑、扭曲、抛弃……
怎么救赎？我没有答案！现在我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对时代的态度，本质是对生的感悟，它更多的来自于我们如何直面所谓的“精神疾病”，直面自身的死亡。穿透了这个内核，人基本上不会再关心任何幻化出来的，生的各种形式和妄想。人的生命若无超越的机会，最终就是一种无解。到最后，渐渐什么都说不出来。不想说。说不明白。说不究竟。没有结果。没有审定。什么都不用说。我们只能朝向自己的终点，趋近它。或者说，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停止我们需找最终超越并救赎的机会。这就是一种抵达。
我能做的，也就是在抵达的过程中，尽量增加生命的密度和质感，充分感受并温熙饱满的去践行当下每一刻，做一个走过很多路途但又处变不惊的人，眼神有机警和敏锐，更有朴质和淡然。手里持有的，眼里盛荣的，心里充盈的，只属于当下如游丝一抹笃定而确实的存在感，为欢乐而存在，为丰足为存在，为生命本身而存在。此刻，舍去浮世，明月清风，遗世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