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这个朝代陨灭，从此再无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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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北宋开宝六年（973），当35岁的张雍在开封高中进士时，连他自己都觉得人生如梦，因为他曾经，是一名乞丐。

张雍年轻时，恰逢五代末期战乱，张雍全家人都被契丹所掳掠，他自己艰难逃生到异地他乡后，沦为乞丐，最困难的时候，“孑然无衣”，“怀无百钱”，仅仅靠着在洛阳街头讨饭求生。

但谁会想到，张雍最终却靠着自己的勤奋和上进，通过层层科举考试成为了一名进士，后来成为一名研究毛诗（西汉毛亨和毛苌所辑注的《诗经》）的大学者，并且官至礼部、户部、兵部三部侍郎、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

以一名乞丐出身，最终通过个人努力成为副宰相，可以说，这种梦幻人生和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开放性，在中古时代，只有宋朝才有。

这几天是高考的志愿填报时节，高考可以改变人生，但若说高考以及当代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像宋代一般，成为个人改变社会阶层的利器，则很值得探讨，而从张雍和科考、高考，最爱君也想起来一件事。

那是2012年3月，当时最爱君在北京采访全国两会，在，刚好听到了、北大教授厉以宁老师的例行发言。厉以宁当时说：如今的中国社会，由于教育资源等各种资源的分配不公，已经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

厉以宁老师的发言只有短短十分钟左右，但整个中间却几乎每隔一两分钟，就会爆发出一阵响彻全场的暴雨般的掌声，在几年采访全国两会的过程中，那是最爱君听到的，反响最为热烈的一次发言。

因为北宋的张雍已经成为神话，无数挣扎在最底层的中国人，这一生，都将难以挣脱他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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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造梦的时代，一个神奇的时代。

两岁丧父、母亲改嫁的范仲淹（989-1052），年轻时是个穷书生，他当时甚至穷苦到，每天的饮食仅仅只有一碗稀粥，为此他习惯将粥冷却后分成四块，然后早晚各两块，再配以一点盐巴拌着韭菜末吃，“划粥断齑”，是他年轻时的真实生活写照。

有一天，范仲淹到神庙求签，询问神灵自己能否成为宰相，他说，“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范仲淹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北宋朝廷参知政事，这个职位在当时，相当于副宰相——而类似张雍、范仲淹一样的社会最底层，靠着自己的个人奋斗，最终成长为宰相级别的大臣，这种社会阶层自由上下流动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应该说，宋朝，是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不是看这个社会的达官贵人的子女能干成什么事，而是要看，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是否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最终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像范仲淹一样平民出身的“布衣宰相”，在宋代比比皆是。

历史再往前推，假若乞丐张雍和穷书生范仲淹，早一点出生在那个号称伟大，实际上却是注重世家门阀的唐代，他们很有可能，会被淹没在时代的尘埃里。

历史学家梁庚尧就指出，从唐肃宗到唐朝灭亡时期的179位宰相中，出身于名族和公卿子弟的共有143人，占总人数79.88%；而出身于中等家族的仅有22人，占比12.29%；而真正寒门出身的宰相只有12人，占比6.7%，其他1%未能确定。

可以说，从汉朝延伸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一个贵族社会，当时，整个中华帝国无论是选拔官员，还是中上层社会婚姻匹配，讲究的是是否门当户对，是否是世家大族，所以，在宋代以前，平民阶层要出现类似于张雍一样、由乞丐官至副宰相的神话，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经历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和动乱后，随着中华帝国体系内贵族社会，在战乱中被扫荡一空，“天街踏尽公卿骨”，世家大族的贵族体系几乎被彻底摧毁，由此，给平民阶层带来了向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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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帝国的宰相和社会名流，很多都是底层人物出身。

以《宋史》中列传的北宋人物为例，从宋太祖到宋钦宗时期共1194人中，出身于名族和公卿子弟的共有279人，占比23.36%；

出身于中等家族的有343人，占比28.7%；

引人注目的是，出身于寒门子弟的有543人，占比高达45.47%；另外2.3%不能确定。

实际上，到宋代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那些动辄延续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时期已经几乎彻底衰落，上述占比23.36%的名族和公卿子弟，大部分是宋朝才新兴起来的家族成员，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

宋代的公卿家族，已经不可能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一样，动辄保持数百年的名门地位，在宋代，一个家族如果不能持续性地科举中第，那即使要保持三代人的荣光，也是很难的了。 

▲宋代，贵族社会消亡，科举成为家族能否繁盛晋升的关键。

以北宋官居宰相级别的宰辅官员为例，在整个北宋时期共222人的宰辅级别官员中，除了11人没有资料记载外，其他211人中，共有21人出身高官家庭（占比9.95%）；

另外37人出身中级官僚家庭（占比17.53%）；

11人出身低级官僚家庭（占比5.21%）；

最重要的，北宋则有占比高达53.08%、多达112位宰相级别官员，完全出身于平民家庭，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布衣”宰相。

实际上，这还只是北宋一朝的总体数据，实际上到了北宋后期的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三朝，北宋宰相群体中，完全平民出身的宰相，甚至占比高达81.78%。由此也可看出北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阶层流动呈现出越来越自由，和平民化的色彩。

在宋代，“布衣宰相”根本不是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例如，北宋末年的宰相李邦彦（？-1130），他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打银匠；南宋宁宗时的宰相京镗（1138-1200），他的父亲，则是一名普通的小盐店老板；像他们一样家庭出身的宰相，在宋朝，已经算是家境很不错的了。

另外在状元群体中，以南宋名臣、绍兴五年（1135）状元汪应辰为例，汪应辰的父亲，是南宋时期、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一名士兵（弓箭手），宋朝人以当兵为耻辱，士兵在当时属于贱职行列，汪应辰小时候，家里甚至穷到连油灯都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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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给予一个社会的最底层以希望，让他们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是一个社会文明和公平正义的所在。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这一年，南宋朝廷共录取了包括朱熹在内的共330名进士，这此中，有多达56.3%的进士，祖先没有任何人做过官，是彻底的平民出身；

南宋末期的宝祐四年（1256），这一年，南宋又录取了包括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内的共601名进士，这此中，也是有多达348名、占比57.9%的进士是彻底的平民家庭出身。

为了抑制豪门，和防止官二代、贵二代、权二代徇私舞弊，当时，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这些有家族官僚背景的人参加科举，不可以点为状元，即使他们考中状元，但在校验之后，也必须将他们的状元顺延给平民家庭的士子。

纵观整个北宋时期，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这一年，一直到考试结果公布后，大家才发现在糊名制度下（为保证公平实行糊名），被盲选评中的第一名，竟然是宋徽宗的儿子赵楷。

由于宗室子弟不能定为状元，于是，宋徽宗就将第二名点为状元，没想到这位第二名，祖先也曾经当过官，这也成了宋朝历史上，唯一一位非平民出身的状元。 

▲宋太祖赵匡胤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实际上在宋朝时，官方仍然保留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恩荫制，即官僚子弟，可以凭借父母的恩荫，进补一定官职，但这种荫补官普遍官职、品级都很低，而且等候升迁的时间，也远远比参加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要慢得多。另外在宋朝，社会舆论对于那些凭借祖先官职荫补的官员，普遍也很看不起，认为他们是“拼爹”的官二代。

在此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好的官职和升迁机会，在宋代，即使是官僚子弟，也普遍放弃了恩荫制，而是选择跟平民子弟们一起参加科考进行公平竞争，但为了保证公平，宋朝对于参加科考的官僚子弟，要求也非常严格，即使在盲评制度下考中了，也是要求必须参加复试，否则即使考中也不算：

“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贯穿整个宋朝社会三百多年，宋朝上下都流行着，对于平民阶层出身的读书人的保护，和对所谓豪门、官二代、贵二代、权二代的抑制和严厉审查，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平民阶层出人头地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宋代朝政和社会整体公义的保护下，乞丐出身的张雍，最终在中古时代，以一种几乎空前绝后的身份，做上了宰辅之位。

由于通过科举考试，普通人也可以“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因此各行各业的人都热衷参加科举，以致于出现了“诸行百户，何所不有”的踊跃报考局面。

当时，甚至连和尚和道士，都有不少还俗参加科考的，而传统的工匠、商人子弟参加科考，希望借由科考改变人生的更是数不胜数：“道释之流还俗赴举”，“工商之子亦登仕途”，这在唐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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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读书人，宋朝各个阶层的人民，相比唐代也拥有了更多改变人生的机会。

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宋朝社会贫富虽然更加悬殊，但国家法律却提倡一种类似现代“人人平等”的精神，当时，不仅仅是读书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是以往作为奴仆的穷人，也经常凭借法律的支持，经过辛勤劳动致富，一跃进入富人阶层。

在当时，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客，只要一有点积蓄，就纷纷买个三五亩田地自己耕种，而有一些佃客，“本皆下户……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由于宋朝社会阶层的流动自由性，这就使得宋朝整个社会都出现了“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局面，这在以往庄园经济盛行、地主几乎是世袭化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清明上河图》反映出北宋社会，整个平民阶层的崛起。

对于整个宋朝社会阶层的上下自由变迁，当时的宋朝人说：“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猪）为业，后极富”，靠着种田和贩猪等各种行业，宋朝各种各样的平民老百姓，纷纷通过辛勤劳动，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和阶层上升，以致于当时人感慨地说：

“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指富商），暮为黔娄（指贫民）者”。而整个宋朝社会也呈现出“贫富无定势”、“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的自由上下流动态势。

对此南宋学者袁毂说：

“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贱者贵，皆交相为盛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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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律意义上提倡人人平等，南宋的进士费衮说：

不管你有钱没钱，反正大家都一样，都是身份平等的人！（“虽田连阡陌，家资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

由于整个社会提倡平等的自由竞争，以致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依靠所谓世家大族身份广泛存在的贵族阶层，也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宋朝史学家郑樵在当时就说：

隋唐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讲究世家门阀，以致于当官和婚姻匹配，都要讲究谱系，以此分出贵贱等级——所以贵族之家，家里都会藏着自己的家族谱系文书，来对比下各自的家世，但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贵族社会被摧毁，“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贵族谱系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北宋时，传统的门阀士族已被摧毁殆尽。

由于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门阀，家世背景也不会影响考官们的评审，这就使得传统的门阀世家失去了所谓的优势；即使在宋代的官宦世家，如果家族子孙不能持续在科举考试中中举，那么要保持政治、经济地位也是很不容易的，南宋进士袁采就说：

“士大夫试历数乡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仅有几家？”

“世事多变更，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见目前稍稍乐盛，以为此生无足虑，不旋踵而破坏者多矣。”

家族、个人盛衰无常，贵族世家失去生存土壤，正是宋代社会自由竞争、阶层上下自由流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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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整个宋代社会看似繁荣昌盛，社会阶层上下自由流动，但有一个职业和阶层，却是个例外。

他们，就是来自军队系统的士兵和武将。

早在宋朝开国初期，赵匡胤就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以后宋代历朝皇帝，基本都秉承了这个祖制，采取了重用和宽待读书人的政策，并坚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

然而，“崇文”的背后，是“抑武”。

为了避免唐朝和五代时期的武人专政和夺权问题，宋朝将“崇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由此也导致了，宋朝国内的顶级人才，根本不愿意进入军事系统，因为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很难向上流动和晋升了。

宋朝初年，赵匡胤打算让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改任军队职务，辛仲甫回家后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没想到其母亲却激烈反对，认为当武将根本没前途、而且恐为皇帝所忌惮；宋真宗时期，状元陈尧咨的射箭技术非常高超（欧阳修《卖油翁》里的神箭手说的就是他），但陈尧咨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将。

对于武将行业升迁难的问题，穷书生出身的范仲淹心里也清楚得很，在与西夏作战期间，当时北宋朝廷下令，将范仲淹与文臣韩琦等人一起改换为高级武将职务观察使，没想到范仲淹却死活不肯，因为他知道，在宋朝当武将，要想升迁和不被猜忌，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宋朝军人系统不断沦落。

由于朝廷政策的公开歧视，这也导致了宋朝军队系统无论士兵还是武将，素质普遍都很差，当时，宋朝的士兵来源，普遍都是一些破产农民、地痞无赖，有的甚至是罪犯，这也严重削弱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纵观整个宋朝319年历史（960-1279），宋朝人普遍都将当兵当做贱职。

由于军人社会地位很低，又被当时人看不起，所以当宋仁宗时期，从普通士兵做到枢密副使的名将狄青，几乎是以一种帝国异类的形象崛起于宋朝朝政时，整个大宋帝国的军队系统都轰动了，当时，狄青每次出门，士兵们都争先恐后要去围观他，并纷纷围聚在道路两旁自发为他喝彩。

但是，即使是像狄青这样极少有的从武将出身的高官，最终也被整个大宋文官集团排挤致死，当时，文官集团们纷纷围攻狄青，说狄青太受士兵拥护了，这可是很危险的事，宋仁宗对此不以为然，说狄青可是忠臣啊，一听这话，文臣文彦博马上反驳说：

“本朝太祖皇帝（赵匡胤），也曾是周世宗的忠臣！”

一席话，说得宋仁宗若有所思、低沉不语。

在防止武将干政的政策指导，和统治者、文官集团的有意打压下，宋朝的士兵和武将，也成了整个大宋帝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中，最为奇特、僵硬和难以突破的一个环节：

当兵没前途，没前途才当兵；当武将没前途，有前途都很危险——从北宋的狄青、王德用、种世衡，到南宋的岳飞，宋朝军队系统中，这种畸形的社会阶层流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宋朝武备的废弛和军事人才的极度稀缺，而这，最终也成为了埋葬大宋王朝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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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真人和蒙古人轮流的胡刀屠戮之下，大宋——中华历代帝国中几乎是最为开明的一个王朝，最终逐渐崩溃。

这个早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至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财政收入中，就有近85%的财收来自于非农业税，“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接近近代化国家，假若当初在社会阶层的广泛流动中，能对军队系统也给予同样公平正义的对待，宋史，或许又将是另外一番模样。

此后，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从宋代开始的平民化社会几乎被彻底摧毁，原本社会阶层上下自由流动、已经没有明显的阶级界限的宋朝被毁灭后，中国社会再次逆转倒退，大规模掳掠奴隶，和将帝国境内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奴隶社会、阶级社会卷土重来。 

▲崖山之战后，宋朝亡了。

1279年，崖山之战后，南宋彻底覆灭。有关“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论调，后世开始流传开来。对此，史学家宫崎市定说，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飞跃性的进步，所谓元明清，不过是宋朝历史的反复。

从某种意义来说，元明清，其实并不如宋，因为不是那个朝代，都可以让乞丐高中进士、当上宰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