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总是那么让人怀念

一度彷徨的王石不再纠结，他笃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再回头。

作者丨徐艳丽

1991年，在国外待了一年的王石回到万科，在留下和出国之间纠结。留下，受体制束缚；出国，舍不得万科。但他很快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因为接下来的一年，他见证了中国的巨变。

那年春天，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的谈话，将人们从“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由此掀开了新一轮改革大潮。

随后出台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标志着现代企业制度正式启航。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企业和企业家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春天。

34岁的许家印扔掉铁饭碗，怀揣一份简历，南下深圳寻梦；48岁的任正非冲着六七十位员工大喊：华为要超过四通；28岁的马云借了3万块钱，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一度摇摆的王石也不再纠结，他笃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再回头。

国运兴衰，个人浮沉，从未像1992年一样，捆绑得如此紧密。

“是谁救了我？”

“是谁救了我？”

1992年3月13日，刑期未满的年广久一脸懵圈地走出监狱，他意识到“外面发生了大事”，却不清楚是谁救了自己。

三年前，这个“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因一桩莫须有的贪污案被捕，到1992年已被羁押了30多个月。

前途未卜的年广久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1992年反转。

这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傻子瓜子深圳分公司闻讯，壮着胆子打出横幅：“傻子欢迎邓小平到深圳视察”。

邓小平对这位瓜子大王早有耳闻，对身边的人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因为邓小平的点名，一个多月后，年广久被无罪释放。

这已经是年广久第三次被邓小平“保护”了。

1980年，改革开放刚起步，小业主雇佣八人以上就可能被划为“资本家”，年广久却一口气雇了12个工人炒瓜子，结果被人告上了。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说：“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

没过几年，年广久的工厂扩张到百人规模，狠狠赚了一百万。因为赚的钱太多，发霉了，他居然在自家院子里晒满了花花绿绿的钞票，结果被人扣上“资本家复辟”的帽子。

小报告第二次打到，邓小平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到了1989年，“姓社姓资”的讨论异常激烈，“出头鸟”年广久因为搞“有奖销售”又一次中枪。他被指控“扰乱市场”“变相赌博”，先是被以贪污罪逮捕，最后因证据不足，于1991年改为“流氓罪”，被判入狱三年。

要不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提到他，年广久至少还要再过两年才能重见天日。

大字不识的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把邓小平的那几句话贴在店铺墙上，逢人就念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傻子的今天。”

不躲了，去创业！

邓小平南方谈话给年广久带去的是重生，而给温州“电器大王”郑元忠带去的则是二次创业的信心和希望。

80年代初，郑元忠曾是温州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他白手起家，做成温州“电器大王”。当别人还在眼馋万元户时，刚满30岁的郑元忠就花7万多建了栋小洋楼。

然而，在那个路线斗争激烈的年代，郑元忠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

1982年，一场打击经济犯罪的风暴席卷全国，3万多个体户被判刑，郑元忠和其他“温州八大王”被治以“投机倒把罪”。

但仅仅两年后，政策便再度宽松，“温州八大王”被平反，“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也成为改革标杆。

就在郑元忠趁着形势大好，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场“姓社姓资”之争又将温州个私经济拽进了漩涡。

蹲过大牢的郑元忠，选择急流勇退，在40岁那年做起了温州大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温州民营经济的寒冬才冰雪消融，蛰伏已久的温州人再次勇立潮头。

那一年，26岁的温州小伙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民营包机公司。退隐江湖的郑元忠也决定二次出山，从电器转向服装，创建庄吉服饰公司。

6年后，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从十几年前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到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一生经历起伏的郑元忠感触良深：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更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

再见，“红帽子”

92年的体制松绑，对年广久、郑元忠们而言，是草根创富的希望；而对体制内的企业家而言，则是产权意识的苏醒。

那年5月，钱塘江畔的鲁冠球和珠江岸边的何享健为同一个消息而振奋——国家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

这两部被视为公司法与合同法雏形的条例，昭示着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正式启航。

鲁冠球率先行动起来，为了这一天，他整整等了十年。

十年前，为了拿到万向节厂的自主经营权，鲁冠球抵押了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从乡手中买走一半资产，可当他想更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请求时，却被斥为“非分之想”“资本家复辟”。

十年后，两部公司暂行条例横空出世，鲁冠球知道机会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直接要股份，而是采取一种迂回的策略，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

当时，有一家当地的国营客车厂濒临倒闭，鲁冠球看准时机，果断提出以万向名义注资相助，前提是授予万向股权。

通过这一操作，万向虽然还是集体性质，但鲁冠球获得了对万向的绝对控制权。

“花钱买不管！”这是鲁冠球当年喊出的口号。这话要是早几年说，他的命运恐怕不会比牢里的年广久更好。

鲁冠球为了股权迂回转进之时，珠江岸边的何享健步子迈得更大。

1992年，美的所在地顺德响应邓小平号召，率先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当时，许多比美的大得多的当地企业，都对股份制改革没兴趣，毕竟两年前，很多企业还在“姓社姓资”的压力下，将主导权交还给了。

如今，转念之间，不但要搞股份制，还要上市。这让很多人的脑子转不过弯来，也不敢转。

但“宁可走慢一步，不能走错半步”的何享健，却“不知好歹”地冒了出来。

作为乡镇企业，美的做到一定规模后，管理混乱、权责不清晰等问题不断放大，何享健一直在思考如何靠制度、规范和团队去做大做强，他寄希望于企业改制。

两部公司暂行条例发布后，何享健正式启动美的股份制改革，发行职工内部股，以股权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公私联营”革除僵化的管理体制。

次年11月，美的电器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此后，“不差钱”的美的进入开挂模式，一跃成为国内家电企业的翘楚。

下海，永远不回来！

改革春风下，企业掌舵者们纷纷破茧重生。而在体制内，一场大规模的弃官从商浪潮也奔涌而来。

1992年夏天，39岁的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田源，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心急如焚地说：“中国需要一家国家级期货经纪公司！”

作为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田源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期货市场的中国人，也是最有资格创办期货公司的人。

据田源观察，当时的中国因为流通不畅、信息闭塞，全国粮价暴涨暴跌。

1991年春晚，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群众面对物价飞涨时的焦虑心态。

时而疯抢、时而滞销的农产品市场，让农民、地方乃至国家财政苦不堪言，也让田源看到了引入西方期货市场平抑物价的紧迫性。

1992年，在体制松绑的带动下，全国15万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辞职创业，每个部委都在办公司。田源认为，创办期货公司的时机到了。

但惜才的柳随年就是不放他走，几次三番以“公司太多”“部里没钱”等理由搪塞他。

最后一次，田源急了：给钱我能办，不给钱我也能办，只要部里批准办期货公司，股本金我自己找！

柳随年知道，这次是真留不住了。于是，部里给田源投了200万，剩下的看他本事。

田源马不停蹄忙了数月，找人、求人、吃闭门羹，最后找了13家股东募集了2000多万，又凭一己之力拉起了草创班子。

1992年12月28日，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开创了中国期货业的先河。

在当时所有部委批办的公司里，中期公司是唯一没有行政级别的股份制公司。

“你说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人事司司长当年质疑田源，“有的公司跟你一样说不要行政级别，后面又要追认局级，你是不是耍滑头？”

岂料田源大笑，回道：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这个放弃体制内级别的下海官员，后来成了“中国期货之父”。

“我只能做实业。”

1992年“下海”的15万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后来被形象地称为“九二派”企业家。

他们当中，除了田源等少数人留在北方、留在体制内创业，更多人涌向了南方，尤其是当时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

那一年的海南，“热得一塌糊涂”。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将当地楼市推向了癫狂。那一年，海南房地产公司激增3倍，3万多平方千米的海岛上，密密麻麻挤着2万家房地产公司。

但在当时出让的2884公顷土地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不到20%，剩下80%都在闲置、囤积和炒卖。

在“要挣钱，到海南”的口号裹挟下，冯仑来了，潘石屹来了，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了。

海南当时有多热？

王石记得，当时拿到手的土地，还没开发，半年后转手就是100%的利润。潘石屹也承认，他当年就是靠在海南炒房挣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

到1992年下半年，海南楼市泡沫急剧膨胀，房价暴涨至5000元/㎡。有人按当时的平均月薪算了一笔账，一个普通海南人不吃不喝地攒钱，买一套50㎡的房子要100年。

最先预感到要失控的是潘石屹。

那年底，潘石屹用传说中的“5斤橘子”从海口规划局换来一组惊人的数字：海口本地人口不到30万，而当时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却高达50㎡，是北京的7倍多！

潘石屹和冯仑感觉到“要出事了”。“万通六兄弟”聚头商量，决定快速抽离资金，分散风险，转战北京。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决定。

就在潘石屹等人逃离海南几个月后，国家出手整顿地产泡沫，大量房地产企业倒闭，留下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

一夜之间，“要发财，炒楼花”的海南变成了“天涯海角烂尾楼”，无数人从千万富翁变成穷光蛋，有人疯了，有人爬上几十层楼顶纵身跃下。

“手慢”的李书福在海南“几千万全赔了”，想起被自己舍弃的北极花冰箱，得到一个铭记一生的教训：“我只能做实业。”

历史分水岭

转眼间，26年已过去。当初从92年改革春风中走出的企业家，很多已经成为业界翘楚，统领着房地产、金融、汽车、家电等诸多行业。

在留下和出国之间摇摆的王石，尽管在一场股权之争后，黯然隐退，但他身后的万科已然成为“宇宙第一大房企”。

同时崛起的还有扔掉铁饭碗的许家印和他的恒大，以及冯仑、潘石屹等一大批房地产大佬。

从副局级位子上下海经商的陈东升，一手缔造了泰康保险这个庞大的金融帝国，并给那一年走出的企业家取了个名字，叫“九二派”。

在海南炒房赔掉“几千万”的李书福，痛下决心搞实业，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做出国内成长性最好的民营汽车品牌，并“鲸吞”了沃尔沃。

但也有很多企业家，在92年冲破了制度的藩篱，最后却输给了自己。

被邓小平“保护”了三次的年广久，因为固守本业、家庭内耗，致使“傻子瓜子”走上下坡路。如今，耄耋之年还在站柜台卖瓜子，“我不干，别人会说年广久不行了”。

洗刷掉“投机倒把罪”的郑元忠，没能继续在电器行业的辉煌，反而在服装、房地产、矿业、物流等多元化发展中陷入绝境，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创办的庄吉集团破产……

无论个体的命运后来如何，1992年，都被公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分水岭。

这道岭之前的中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还裹挟着复杂激烈的路线之争。这道岭之后的中国，思想空前统一地加油干，昂首阔步走向新时代…

那一年抵京的前世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目睹这一巨变后，曾深情地感慨：“如果说此前中国一直在隧道中探索，1992年应该说人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口的光亮。”

那一年之后的1993年元旦，《人民日报》在致辞中这样总结并与全国人民共勉：

“九十年代是我国人民为进入新世纪打好基础的关键年代。国内条件具备，国际形势有利，我们千万不可放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那一年的光亮，照亮了万千百姓和企业家前行的方向，那一年开创出的历史机遇，让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有了今天的巨变。

这让那一年，总是那么让人怀念。

参考资料：

[1]《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2]《从牢狱里冲出的温州模式》 南方都市报，袁小兵、胡琼之著 2008年10月23日

[3]《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 陈海著 中信出版社

[4]《中关村笔记》宁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潘石屹1992海南炒房炒地 挣到人生第1个100万》南方都市报/过国亮，陈海燕 2013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