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区域格局正在发生三大变化！新一轮赚钱机会在这些地方

作者丨李迅雷、杨畅

原标题《步入分化与集聚的时代——从人口迁徙看投资机会》，内容有删节。

尽管人口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变量，且人口流动相当缓慢，但短期观测人口流动的痕迹，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区域格局的细微变动。从2017年人口数据来观察，中国区域格局三大变化值得关注。

人口流动新特征——

从过去“向东”到如今“南下”

截至2018年4月中旬，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中，除云南外，30个省市区先后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数据。其中有24个省市区常住人口增加，常住人口下降的省市分两类，一类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或是受人口总量控制等政策因素影响；另一类集中在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常住人口明显下降，也沿袭了近年发展态势。

长期以来，宏观研究习惯按照东、中、西以及东北四大区域来划分中国空间格局。在这样划分的背后，其实存在若干原则，例如各个省份与东部海岸线的远近距离，二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完整的行政区划。

例如东部地区主要是包含东部海岸线的省份，类似辽宁省，在出现“东北”区域划分之前，是归入东部区域的。再如中部六省，则是与东部海岸线中等距离的内陆省份。长期以来，“东中西”的划分方式，能够脱离出省的范围，利用更加宏观视角，比较中国区域发展水平。

但若以“东中西”的视角来观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减，似乎能得出中国人口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的论断，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长势头更加迅猛。

但假使以“秦岭-淮河”一线做中国“南北”区域的大致分隔（由于新疆、西藏两区情况相对特殊，暂不考虑这两区情况），则会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广东、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明显偏弱。

因此，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非均衡发展态势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或从“东西差距”转变为“南北差异”。

更进一步，尝试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结构，根据常规的计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并对公式进行适当变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由此可以发现，常住人口的增减，受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两部分的共同作用。

计算结果表明，净迁移人口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广东、浙江、重庆、江苏、安徽、四川，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是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常住人口增量较多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则主要依赖自然增长，在人口总量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人口的迁徙流出。而东北三省中，除吉林还有微弱的自然增长外，辽宁、黑龙江两省都面临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的人口数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东为例，根据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户籍人口首次双双突破1亿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后，自然增长约101.2万人，而2017年山东省常住人口仅增长约59.2万人，也就是说2017年山东省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超过40万。

其实山东人口流出很好理解，从地理区位上观察，包括江苏北部和山东全境的大片区域，被夹在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则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都可能对山东和苏北地区产生“虹吸”。

而反观山东省内，济南、青岛对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较周边省会城市明显偏弱。这种情况下，山东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或许要在“济青烟”发展框架下，进一步明确重点，防止再撒“胡椒面”，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中，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或许才有人口的支撑。

城市演进——

东南沿海省份“双子星”的传统与变异

一直以来，东南沿海省内都存在“双子星”城市的基本格局，往往一个是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的行政中心，另一个则是省内的经济中心。自北向南，例如山东省内的济南与青岛，江苏省内的南京与苏州，浙江省内的杭州与宁波，福建省内的福州与厦门，广东省内的广州与深圳，省内两个核心城市共同支撑了省份发展。但就2017年人口数据来观察，省内“双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发展并不一致。

福建可以说是最为传统的“双子星”省份。从2017年常住人口总量来看，尽管泉州是省内人口增长大城市，厦门常住人口总量不足泉州的一半。但从增量上观察，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增量大幅度领先。如果拆分自然增长人口和迁徙流动人口，则可以发现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净迁移极为明显，泉州反而出现人口迁出，人口增量基本由自然增长贡献。

广东省内深圳和广州构成的“双子星”正开始“向外扩散”，形成区域高地。从常住人口增量以及迁徙流动数量来看，广州与深圳都排名全国前列。

广州常住人口总量略超深圳，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远超广州，拆分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后，深圳人口流入迹象更加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临近广深两市的佛山、珠海、东莞等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入迹象，而广东省内远离广深的城市，人口迁徙流出的迹象则极为明显。

江浙两省的“双子星”城市则出现了变异。在江苏省内，南京与苏州人口流动差别明显，并且人口流向出现省内转移。南京与苏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两位，但拆分后发现，南京是自然增长少、迁徙流入多，而苏州相反，自然增长多、迁徙流入相对较少。

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迁徙流入开始从前期的“苏南区域”向“苏中三市”转移，扬州、南通、泰州三个城市迁徙流入人口大幅度增加。苏中地区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机遇，尤其是南通作为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存在接受上海辐射的可能，或将呈现一定的成长性。苏北地区的淮安、盐城、徐州显现出了人口小幅迁徙流入的迹象，但临近山东地区的连云港，则是江苏省内唯一一个人口迁徙流出的城市。

浙江北部的杭州、宁波、嘉兴三市，成为省内人口迁徙流入的主要城市。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数量，要远超流入其他城市的总和。嘉兴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南部门户，也显现出了外来人口迁徙流入的迹象。

金华、台州、温州是人口出生大市，但人口流入迹象相对偏弱。温州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个人口迁徙流出的城市，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温州人口“大进大出”的现象较为明显，2011年就已经出现了人口的净迁出，在2014年甚至还出现了常住人口的负增长。

“向心流动”——

内陆人口“向心集聚、外围收缩”

内陆省份难以形成“双子星”的城市格局，省会城市成为人口迁徙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通过把省会及省内大城市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省内人口集中度指标，可以发现，内陆腹地绝大多数省会及省内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较2016年提升。

西安、郑州、长沙、武汉、贵阳和南昌等省会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较为明显，再把把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分解开，这六个城市表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入迹象，这或许与2017年各个城市上演的“抢人大战”密切相关。

例如西安，陕西全省2017年迁徙流入的人口约4.2万，而西安迁徙流入人口约4万，除榆林外，省内其他城市均迁徙流出，表明西安在省内人口集中度的提升，主要是吸引外来人口的结果。

再如郑州，是河南省内几乎唯一一个人口大量净流入的城市。此外如贵阳在各省会城市中的人口规模并非最大，但省会集聚效应极为明显，常住人口增量和净迁移量远高于省内其它城市，也是省内极少数人口净迁入的城市。

在内陆腹地省份常住人口向省会集中的过程中，省内其他城市则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迁徙流出迹象。例如河南、湖南、陕西、贵州、湖北、安徽、甘肃分别有11个、8个、7个、7个、6个、5个、5个地级市呈现出人口迁徙流出迹象。

回避“铁锈地带”——

人口分化和集聚带来投资机会

全球有不少城市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过度依赖资源取得繁荣，但这类的繁荣最终还是不能持续。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格兰小镇因为棉花而出现繁荣，但随着纺织技术的更新换代，后来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

铁锈地带（the Rust Belt）原指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美国东北部，如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大工业城市所在的地区在上世纪70—80年代由于工业急剧衰落、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增加而使闲置的设备锈迹斑斑。

中国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使得人口不断外迁。尽管部门早就提出了东北振兴的口号，也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从近年来的数据看，不仅东北出现净流动人口外迁的现象，西北和华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现象。

即便那些区域板块的省会城市人口还在增长，但省内其他城市的人口却出现了净流出。例如河南、湖南、陕西、贵州、湖北、安徽、甘肃分别有11个、8个、7个、7个、6个、5个、5个地级市呈现出人口迁徙流出迹象。

综合来看，浙江和江苏下辖城市的人口净流出现象比较少见，在可获得的统计数据中，分别只有温州和连云港出现人口净流出。

2017年，国内四个直辖市中有三个出现人口净流出；而广东、江苏和山东这三个经济大省中，除广东外，山东人口净流出规模居然排全国第一，江苏的人口净流入量也非常之小。

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在可获得的19个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中，居然有11个城市出现了人口净流出，且肇庆、汕头等这11个城市的人均GDP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广东省的经济差异化很大，其人均GDP水平也低于江苏、浙江和福建。也就是说，只有靠近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的城市，经济受益于都市经济的辐射。

因此，从人口净流入的角度看，似乎更应该看好“湾区经济”，如杭州湾湾区的上海、南通、嘉兴、杭州和宁波，或者粤港澳湾区的深圳、东莞、广州、珠海和佛山。即从过去认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板块：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把它们细化到“线”。

今后，我们或许应该再“从线到点”，如日本东京集聚了全国近三分之一人口，但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京的人口不增反降，但环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却不断增加，说明“点”作为发展极的辐射功能十分显见。

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日本大都市人口占比下降：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根据研究人口的梁建章、黄文政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国人口峰值将不超过14.2亿人，中国人口负增长可能在2021到2025年之间出现。也就是说，在今后3至7年内，中国将面临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会越来越多。即一方面少数城市的人口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数量都将减少。

有人统计，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每天约有80个村庄消失。未来呢？不知有多少不知名的的中小城市将变得荒凉。因此，的确没有理由过于看好国内大部分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房地产不同于普通商品，当前所谓的房地产去库存顺利，实质上只是房地产开发商去库存而已，仅解决了“转库存”问题，却为以后房产持有者的“去库存”留下难题。

因此，在中国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应该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依据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方向，配置一二线城市中未来有广阔前景的中心城市房地产；或依据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配置其他相关产业的股权。

附注：本报告数据测算的相关说明

1、在部分省市未公布具体出生和死亡人口数量的情况下，本文采用以下计算方法近似：

自然增长人口=（上一年末常住人口数+本年末常住人口数）/2*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其中，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2、若部分省市未公布当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或出生率、死亡率），但公布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或出生率、死亡率），或者公布户籍人口出生和死亡人数时，处理方法如下：

（1）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比值在80%~120%之间时，采用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近似计算，默认常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与户籍人口等同；

（2）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小于80%或大于120%时，采用户籍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近似计算自然增长人口，即把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数量视作迁徙流入人口数量。

3、若未公布当年任何一种口径的自然增长率（或出生率、死亡率）数据，则采用最近年份的自然增长率近似计算自然增长人口。

4、若存在由于公安销户等特殊情况导致的死亡率数据异常，则采用最近年份的死亡率数据。

5、由于人口数据可得性原因，部分城市采用户籍人口：廊坊、承德、神农架林区、赣州、凉山州；部分城市采用总人口：郑州、抚州、吉安、玉树州、黄南州、乌鲁木齐。

6、涉及到行政区域划分变更的部分地区，如咸阳与西安对西咸新区的重新划分、南阳新纳入邓州县等情况，将计算口径统一变更为行政区域调整前的对应人口，即扣减新划入的区域人口，或增加被划出的区域人口。安阳地区人口数据不含滑县。

7、截至4月中旬，江苏省镇江市未公布最新数据，采取全省总数减掉其他城市得到的相应数据，有可能存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