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为什么喜欢恶搞

素材源自《万历野获编》

《万历野获编》为明代浙江嘉兴人沈德符所著。

沈德符父、祖都是科举出身，为监司词林。沈德符自幼生长于京邸，熟悉朝廷诸事，南归后写成《万历野获编》、《续编》共几十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皆来源于此书。

朱元璋的江山是靠实力打下来的，但他对自己是否应该当皇帝没有把握，这从他登基之前向上天的“祷告”中可以看出来。

登基之前，自然要走一个“百官劝进”的过场，然后他来到新宫，向天“祷告”。

“祷告词”先是简略地告诉上天，咱们天朝自宋朝以来是如何衰败的，他又是如何在英贤李善长、徐达等人的辅佐下搞定群雄的，然后对上天说，他将于明年正月初四在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祗”，如果他可以当皇帝，就请老天爷那天大驾光临，来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如果认为他不行，就用“烈风异景”的坏天气告诉他。

好在到了那一天，朱元璋一来，天气晴朗。天气真的不错，没有出现什么烈风异景，“日光皎洁，合祭天地”。看来他当皇帝的事，得到了老天爷的批准，于是“即位于南郊”。

在老天爷面前，朱元璋不敢放肆，恭恭敬敬地自称“臣”。

朱元璋时期，朝廷官员有一项特殊的福利，那就是退朝后皇上必“赐食于廷”，天天如此。

用法虽严，驭臣也应有礼嘛，何况大家上班那么辛苦，给他们一点吃的，也是应该的嘛，显示皇上体恤臣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福利就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只是在每月的第一天和十五那天，各衙门才给上班的官员这种待遇，明太宗、明仁宗、明宣宗三朝，都是这样。

看来以后的皇帝，越来越注重节约。

到了正统七年的时候，光禄卿奈亨建议干脆取消，仅在元旦和冬至两大节日办一场酒宴慰劳大家，其他节日该吃啥吃啥，立春吃春饼，元宵节吃元宵圆子，四月初八吃不落夹（用苇叶包糯米或桐叶摊卷白面蒸煮而成的食品，本是用来供佛的），五月端午节吃粽子，九月重阳节吃糕，腊八节吃腊面等等。

这建议不错，皇上金口玉言：准奏。

这说明祖宗定的规矩，是可以改的，那些死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迂夫子，不是真迂就是别有用心。

古来帝王都避讳甚严，比较典型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因为他名字中有个“世”字，竟然把观世音菩萨的名字都改了，从此不叫观世音而叫观音；唐玄宗李隆基也是这样，因为名字里有个“基”，居然叫中书舍人刘知几改名，而“几”与“基”风马牛不相及，只是读音大致相同；宋钦宗赵桓更是奇葩，因为名字里有个“桓”，连“嫌”、“丸”等字都要避讳，简直没有道理！

明朝皇帝也避讳，“传统文化”嘛，得继承发扬。

然而与之前各朝相比，明朝在这方面显然要宽松得多，以至于到了后来，竟然没人在乎了，比如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不幸病死后谥号“懿文”，建文帝朱允炆就不在乎，不但自己的名字里有与“文”读音相同的“炆”（当然这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年号里更是有个完全相同的“文”，而且从始用到终都没改过。

不但他自己如此，他给两个儿子起名也不避讳，长子朱文奎、次子朱文圭，名字里都有一个“文”，既不避朱标的讳，也不避他自己的讳。

有人说，这是朱允炆不拘泥于太祖所定帝系相传之二十字、知道变通的结果。

没想到这个不拘泥于祖制、知道变通的皇帝，下场却那么惨，令人唏嘘。

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很有名，与他在位期间宠信太监王振、导致宦官专权，又导致“土木堡之变”发生、他被蒙古人抓走做了俘虏不无关系。

除了这种蠢事，他也干过为人称道的事情，比如刚登基时认为教坊乐工的数量太多了，简直是极大的浪费，便叫礼部把其中比较优秀的留下，其余的统统让他们回家为民，放走的乐工达三千八百多人。

考虑到从朝鲜国进贡来的妇女也有骨肉亲情，也希望回家和亲人团聚，为了免除她们的思乡之苦，他“命中官遣回金黑等五十三人还其国”，令他们的国王遣还回家，“勿令失所”。

接下来他又让六百九十多名法王、国师、喇嘛回原寺居住，皇家寺院只留数名；然后又遣散财库夫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仅此就能节省猪羊鸡鹅二万七千多、子鹅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加上紧接着减掉的六千四百多个厨役，节省的物资更是一个吓人的数字。

就连牲口的口粮，也在他的减免范围，被减掉四万石。

朱祁镇的厉行节约，反衬出他爹明宣宗朱瞻基是多么的骄奢淫逸，而朱瞻基执政期间，还博得过“仁政爱民”的美名。

明孝宗朱佑樘虽然在历史上的名气不是很大，但后来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极高，“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万历首辅大臣朱国桢语），因为他具有很多可贵的品质，比如“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驱逐奸佞、励精图治”，而且重视司法，执政期间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他还重用正直的大臣，搞出来一个“弘治中兴”，之前朝政腐败的状况得到很大改观。

下面这个故事，足以证明他是如何的“宽厚仁慈”——

当时有个规定，京师百官晚上从外面回来，“必传呼红铺（明代管警卫皇城的哨所叫“红铺”）以灯传送”，这个规定，就是明孝宗作出的。

一天晚上，孝宗感觉天气很冷，突然想起一件事，便问左右：“那些参加宴饮、集会的官员还有没回来的吗？”左右回答说有，孝宗又问：“外面黑灯瞎火的，天气又这么冷，倘若那些廉贫之吏，回来的路上连个照亮的灯都没有，叫他们怎么办？”左右回答说这个也有，皇上您就放心吧。孝宗命左右传旨下去：今后遇到京官夜还，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统统令红铺执灯传送。

领导如此体桖员工，员工怎么可能不努力工作？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夺门之变”爆发，将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拥戴被明代宗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政变成功后，朱祁镇大肆对有功人员进行封赏，以至于到了过滥的地步，连一个名叫刘智的双目失明的瞎子，也被拜为“漏刻博士”。

“刻漏”又叫“漏刻”、“漏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漏水计时器，水从漏壶底部侧面流泄﹐使浮在漏壶水面上的漏箭随水面下降﹐由漏箭上的刻度指示时间。

既然是由刻度指示时间，那么就必须用眼睛来看时间，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怎能胜任这份工作？还不如直接给他一笔钱，让他回去养老！

当然，也有另外的解决办法，比如给这个“刻漏博士”配一个秘书……

明朝不少皇帝都是宅心仁厚的主，比如嘉靖皇帝。

有一次他阅览奏疏，看到一个言官反映贵州寻甸（现为云南管辖）知府汪登做事情不谨慎，吏部尚书廖记通过调查，得知汪登犯错的原因是因为其母亲，“以母老赴官偶迟”，应该降职以示惩罚。

嘉靖皇帝便命将其降职三级，但将他调为京官，以方便其回家看望母亲。

这件事看起来是降了汪登的职，实际上是对他的优待。

无独有偶，陕西参议于湛是直隶金坛（隶属于江苏常州）人，也因家有老母的缘故，请求调任南方离家近一点的地方，言官却认为他“诡避”，应该重罚，嘉靖皇帝知道后，不但未予重罚，还把其调到江西任职，“便其迎养”。

嘉靖皇帝是个仁孝之人，所以最恨不孝之子，比如吏部侍郎董玘接到母亲死讯，却久不回家奔丧，被依法剥夺职位。

嘉靖年间还发生了一件弑母案，京师人张福想敲诈邻居张柱，便把自己的母亲杀了，然后诬陷是张柱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