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起源与屈原无关 屈原与同性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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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民间通常认为是纪念屈原，此外也有纪念介子推、伍子胥或曹娥女的说法。这四者都不是端午节的真正起源。
闻一多在《端午考》等文章中，考订辨析大量史料，得出结论：端午起源与龙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氏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始于人们为生存而与水患水怪的抗争。春秋时期，吴越之地初经开发，人们敬畏鱼虫水兽，遂断发文身，舟造龙形，并向水中掷以虫食，祈福消灾。这习俗渐从吴越之地溯江上延至荆楚流域，再北上至中原。
浦江清《谈端五节》同样认为端午起源与屈原无关，并称端午节应作“端五节”，他解释说：“端者，初也，端五便是初五，指的是五月初五。原来古人把数目看得神秘，这个日子有两重五，显见得奇巧不寻常的。所以五月五日，和三月三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都算是一个节。那种奇巧的日子，古人对于他们有相当的忌讳。”
浦氏进一步分析说，正因忌讳五月五日之奇巧，民间遂以毒攻毒。划龙船闹锣鼓，是要炫示力量，以克服水怪；饮雄黄酒、焚苍术、插菖蒲，是辟瘴气；扎艾人、艾虎、艾剑则是祛魔；粽子也是辟邪的东西，主要靠捆绑粽子的五色丝线。汉人应劭《风俗通》就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从端五开始，天气渐渐炎热，蛇虫百物活动起来，痢疾、疟疾、霍乱、伤寒等容易流行。古人缺乏现代医药知识，又恐慌疾病死亡，于是想到用草木药物来辟毒制鬼。
由此看来，端午起源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后来又加入了依靠草木药物辟邪祛病的成分，并非源于纪念屈原。
不过，端午起源虽与屈原无关，在后世却渐渐演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吃粽子与赛龙舟，都变成纪念屈原的专项活动。
据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彩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树叶，皆汨罗遗风”。
另据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端午……以菰叶裹黏米，谓之角黍……或云亦为屈原，恐蛟龙夺之，以五采线缠饭投水中，遂袭云。”
不止吃粽子，赛龙舟也从图腾崇拜，演变为对屈原的哀悼。
《荆楚岁时记》又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隋书·地理志》所记更详：“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櫂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要言之，屈原与端午风俗有关，与端午起源无关。
有意思的是，每到端午，“屈原是同性恋”的话题就要被翻出来炒一次。我们只要搜下“屈原+同性恋”，就可看到此类奇谈怪论充斥坊间，满是洋洋得意的民科气息。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为屈原辩诬，并非认为屈原若是同性恋就贬低了其人格或文学成就，同性恋本身不存在贬低屈原的问题，但就现存史料与文献而言，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屈原是同性恋。
较早怀疑屈原“娘炮”的，大约是1943年，游国恩在西南联大文史讲座作题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的演讲，指屈原“自比弃妇”。游氏后将演讲改为论文《楚辞女性中心说》，附于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
游国恩演讲不久后，1944年，孙次舟在《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第一次提出“屈原为同性恋者”，引起轩然大波。后人常称闻一多为孙次舟站台，其实我们若认真读闻一多那篇《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就会发现，闻一多只是部分同意孙次舟指屈原为文学弄臣的说法，而从未支持屈原是同性恋的说法。
时光流转，屈原是同性恋的论调再度流行，猎奇者有之，好翻案者有之，仆人眼中无英雄者有之，但这些论调，主要建立在臆测之上，缺乏证据。
我不打算就此问题繁琐考证，只简约说三点。
第一，同性恋在战国时确已盛行，并非社会禁忌，分桃、龙阳等典故也早为人熟知。古代中国对同性恋性行为较多宽容，较少制度性歧视，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古代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不会从信仰层面将同性恋视作一种罪恶；
二是古代中国主流的儒家学说很少论述同性恋话题，也许认为它无足轻重，就是一种身体娱乐方式，不值得赞同也不值得反对；
三是中国古代同性恋性行为多发生在特权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前者对后者往往只有性的支配，而没有基于平等尊重的爱情发生。换言之，同性恋性行为在古代中国，往往只是特权阶层享受的一种性福利。特权阶层是规则的制定者，当然不会作茧自缚，去反对同性恋性行为。
这最后一点对屈原是否同性恋，甚为关键。
屈原是楚国贵族，为楚怀王左徒，地位仅次于最高官职令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可见屈原是当时贵族士人之领袖，所负国事甚重，不是所谓宫廷弄臣，更不是楚怀王的同性恋伙伴。
第二，屈原赋中的香草美人，只是比喻，决非爱情独白。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说，“中巧者猎其艳辞……童蒙者拾其香草”，拘泥于美人香草的人，只是抖机灵的小朋友，是Naive！
其实不必王逸与刘勰说，任何一个懂诗歌的人都知道，诗歌最怕索隐与附会。那些被当作屈原同性恋铁证的辞句，比如“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比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都很好解释。前者就像说领袖万岁一样，是一种有时代局限的忠君思想，可以说屈原愚忠，却看不出什么基情。后者则是屈原将政敌们，那些小丑样的腐败官吏比作爱造谣的长舌妇，这哪有同性恋嫌疑？
第三，《离骚》篇幅最大的一段，就是追求女人，正大光明、兴师动众地追女人。从听了女媭的一番责怪开始，他就上天入地的追求女人，不但追，而且追很多个，结果都没追到，还要“忽反顾而流涕”。
等到“灵氛吉占”之后，又再度飘扬过海，大张旗鼓地西行。去干什么？还是“求女”。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屈原看成花痴，没追到女人就痛苦，就要投河。热烈追求女人，追求之后哀伤的失败，依然是比喻，指向一种幻灭的状态。
这就好比崔健唱的，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用《离骚》的本文则是：“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闺中与哲王是对立的关系，前者乃逃避现实的寄托，后者则是无法直面的残酷现实。
关于屈原的奇谈怪论，不止同性恋一端。我曾见一本怪书，是日本学者大宫真人写的《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该书考证说，屈原没有投河自杀，而是漂到日本九州一带，在那里写出《离骚》、《九歌》、《九章》。这书更像小说，而非学术著作。
我少时还读过一部书，讲的是杨贵妃没死，在马巍坡绞了个半死，又活过来了，也是漂流到日本，在那边进入宫廷，嫁给天皇，生了一大堆娃云云。
我厌恶这些奇谈怪论，因为我读屈原辞赋，为其优美的哀伤与理想主义的光芒深深打动。在《离骚》中，到处都是至美的句子，上天入地只有绝望的浪漫，活色生香全是高举的孤清。而他捍卫自己理想时，是那么孤独那么如怨如慕，却又那么坚定那么正道直行。
（傅抱石作品《屈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在犬儒成群、鸡汤风行的今世，屈原那种“宁赴湘流”也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的人格力量，就更加令我尊崇与感怀。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太史公真是屈原的千古一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