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六十年代”中涌动的反智大潮
编者按：
奥威尔说，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
赫胥黎说，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而雅各比说，我们毫无察觉的东西也会毁掉我们。
当今美国，涌动着对抗智识和理性的大潮，而这股思潮却是20世纪60年代的孽胎——那个不同于披头士和达达主义、高唱女权和鼓吹黑人权力、呼吁反战和性解放的“另一个六十年代”。
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的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初露锋芒是在披头士乐队1964年首次亮相美国电视节目《艾德·沙利文秀》（The Ed Sullivan Show）和践行“我们便是父母不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标语的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间的某个时刻。对他们来说，大写的“六十年代”无疑是最趁手的刑具。当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谈起菲利普·罗斯所谓“消解神话的年代”时，他们所指的都是左翼掀起的政治和社会反叛，包括民权运动、反战、早期女性主义运动，还有以“反主流文化”之名为人所知的一切——性革命、致幻剂、混乱的大学生活，以及最后同样重要的，摇滚乐在年轻人中的盛行。此外，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多数讨论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都认为这十年中的社会抗议主要是婴儿潮一代的所作所为。
将这些运动与文化力量混为一谈是严重的历史错误，认为当时十几二十岁的人是要求社会变革最具影响力的煽动力量，这个前提同样也是错的。当欧文·克里斯托尔1977年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断言“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是一场缺少成人榜样和成人引导的代际运动”时，他实在是大错特错。克里斯托尔想起的是三十年代他激进的青少年时期，那时的他还没有背弃托洛茨基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没有开始转型为右翼共和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三十年代的左翼活动家比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更优秀，因为不管老左派在哲学上受到了多大的误导，他们的运动还是“无可否认的成人运动，年轻人们被允许加入其中”，不同于幼稚的新左派“令人困惑，自我毁灭的孩子气”。为克里斯托尔那一代的激进知识分子提供“成人引导”的大部分人当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虽然当时各种名言警句告诫人们不要相信任何年过三十的人，但六十年代种种抗议运动的领导人物很多早已远离了欢乐的大学时光。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时34岁。同年发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时年42岁。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71年向《纽约时报》泄露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时40岁。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次年创办《女士》（Ms.）杂志时37岁。而反战运动中最受敬重、最坚定不挠的人物中有些是已达征兵年龄的年轻人的父母，甚至是他们的爷爷奶奶。暂举三个例子，本杰明·斯波克医生（Dr. Benjamin Spock）、威廉·斯隆·科芬牧师（the Reverend William Sloan Coffin）、贝拉·阿布佐格（Bella Abzug），他们都是更年轻的反战示威者心目中的英雄。把六十年代所有的社会抗议贬为孩子气大爆发的保守主义者真正想说的是——这也依然是他们如今想说的——认为美国社会大有弊病的人，不分年龄，都只是如婴儿般行事。把所有反对者说成小孩——或者用激烈批评六十年代的人的话来说，孽种——打消了严肃对待他们的论点的必要。
尽管存在着肯尼迪遇刺带来的冲击和民权运动引发的社会不安，六十年代前半叶仍然是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延续着五十年代后期以来较为乐观的文化趋势，包括种族平等斗争和核裁军运动。在美国参与越南战争之举改变了一切之前的那些年里，乐观气氛无处不在，就连肯尼迪遇刺带来的创伤都没有真正扰乱这种气氛。
1964年首次亮相《艾德·沙利文秀》的披头士乐队
六十年代激进反叛的后半叶——不论你对这一时期的态度是正面还是负面——真正的起点是越战在1965年和1966年的升级。那个六十年代——当人们痛骂或赞美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真正所指的六十年代其实一直延续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西贡陷落了，最后一批美国士兵从越南回国，种种身心憔悴的反战运动参与者们开始生儿育女，开始进入企业谋求晋升，或者是探寻和“唯我年代”更相宜的自助形式与精神信仰。在反叛的六十年代，（不只是在年过三十的人看来）似乎每天都有人在说着那些不该说的东西。1961年约瑟夫·海勒以二战晚期为时代背景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刚出版的时候，困惑不解的评论家们各有说法。到了六十年代末，随着公众开始思考越战的非理性之处，这本书的销量翻了很多倍。在一个外部审查和自我审查都已没有了什么威力的环境中，小说不需要公然谈论政治也能从环境中取得能量。罗斯1969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就是个不错的例子。作家本人对这部小说颇有争议的成功和当时的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描述得最为贴切：
如果不是因为1968年的灾难与动荡在这个以对权威的不敬与蔑视和对公共秩序失去信赖为特征的年代之末到来，我很怀疑像我这样的书能在1969年得到那么高的声誉。就在三四年前，如果一部小说带着滑稽与不恭去写家庭权威，把性描写成看似可敬的公民生活的荒谬一面，购买这部小说的美国中产阶级也许远不像现在这样容忍和理解它，提到它的媒体也许会觉得它无足轻重（而且我猜会更有敌意）。但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敌我双方的帮助下，我们的约翰逊博士那么高明地推行了全国性的非理性与极端性教育，粗俗地曝光了平常的性困扰和家庭浪漫故事的平淡一面，就连《波特诺伊的怨诉》这样的东西忽然间都变得可以容忍了。对于不少读者来说，发现自己可以容忍这本书，甚至就是他们为之着迷的原因。
和罗斯不同，很多六十年代的过来人忘记了，这个国家的非理性教育是由左右两翼共同实施的，很多时候，理性本身就是它的攻击对象。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惨败之后的十年里，主流媒体对保守主义者几乎未加关注。一种融入了宗教的新型保守主义恰恰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打下了基础。戈德华特的老式自由意志保守主义已经走向没落，而以宗教为基础的新型保守主义却正在兴起。六十年代中，新教基要主义者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基督教学校网络，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们将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宗教右翼的生力军。甚至就在学生们攻击世俗大学中的学术权威的同时，基要主义的劝导者们正在将千百万其他年轻人揽入怀中。但在评价六十年代的遗产时，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把他们眼中激进的反主流文化看作整个时代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时还年轻的那些人当然会这么看。
此外，人们惯于从一种独特的人格化视角去审视那个年代，好像“六十年代”是个独立行动的演员，而不是上演诸多社会悲喜剧的舞台。对六十年代怨气最深的右翼人士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进一步延伸了这种人格化的做法，把那个年代称作一种癌症，不但无法治愈，而且总是准备着再次向政治机体发起攻击。“暴动的人和暴动本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偃旗息鼓，在七十年代后半叶似乎完全消失，”博克写道，“……六十年代看上去终于结束了。但它没有。那个年代如同恶性肿瘤一般，在十五年的缓解期之后，在八十年代发生了较六十年代更具灾难性的扩散，遍布我们文化的全身，悄无声息地占据了如今执掌我们主要文化机构的人的道德和政治思想。”1987年，罗纳德·里根提名博克担任最高法院法官，但最终被参议院否决，也许正是因此，他才坚信八十年代标志着六十年代初次确诊的那种癌症的卷土重来。
右翼针对六十年代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控诉，却假扮成保卫西方文化的样子。右翼知识分子笔下大写的“运动”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不管谈到那个时代的哪一种社会抗议运动，他们都会把严肃与荒谬、正直与偏私、利他主义与机会主义混为一谈。七十年代初由诺曼·波多雷茨任主笔的《评论》杂志可能是大写的“运动”一词的始作俑者，好像它们和三十年代的美国共产党一样，是纪律严明的组织。抗议越战的不义与徒劳的人？“运动”成员。幻想胡志明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抗议者？“运动”成员。年轻的非暴力示威者？“运动”成员。安放炸弹的气象员？“运动”成员。要求堕胎合法化的女性主义者？“运动”成员。坚持要求异性恋女性必须停止“和敌人睡觉”的女性主义者？“运动”成员。要求学校雇用更多黑人和女性教职员工的大学生？“运动”成员。想要废除评分、考试和指定阅读书目的学生？“运动”成员。环保主义者？“运动”成员。
照此逻辑，1970年举行的首个世界地球日活动也许可以视同莫斯科红场上的劳动节游行。而且，如果说这些“运动”的成员和老共产党员们一样思想统一，那么他们一定得到了“同路人”的帮助——还能有谁？波多雷茨在自鸣得意的回忆录《打破等级》（Breaking Ranks，1979年）中，把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纽约时报》专栏版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放在了自己臆想的同路人名单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许是唯一一个既被德怀特·麦克唐纳斥为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又被波多雷茨指为上了同路人的当的组织。）在克里斯托尔和波多雷茨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看来，“运动”必然是反智的，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保守主义者七十年代早期的种种言论从未承认过反智主义的存在，因为和现在一样，全能的左翼这个概念对于他们对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妖魔化不可或缺。
诺曼·波多雷茨
由于各种原因，很多自由主义者贬低了保守主义的六十年代——塑造了反反主流文化的“另一个六十年代”——的重要性。在自由主义者，尤其是积极参与各种异见运动的自由主义者的神话中，六十年代被当作了“我们的”时代。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今依然难以理解一个历史事实，六十年代的孩子们有人帮助终结了林登·约翰逊的总统生涯，也有人在1968年投票给理查德·尼克松，并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短短六年之后推动了“里根革命”。很多正在老去的激进主义者因为在1968年总统选举中作壁上观而导致尼克松上台，因此而来的负罪感可能是这种情绪化的否认的原因之一。在休伯特·H.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警察与反战示威者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发生暴力冲突之后，很多反战分子心中极度不平，甚至都不愿去考虑给汉弗莱投票这件事。自由主义和智识主义真正的敌人——正在为年轻人充当导师的宗教基要主义者和极右翼的政治操纵者们——身在远离媒体聚光灯的地方，因此，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们和纽约的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对“另一个六十年代”知之甚少。六十年代还有一群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孩子，比如唐纳德·特朗普，他从未服过兵役，日后把避免感染性病的经历称作他个人的越南战争。
大学校园自然是那个时代一些重要的文化之战的战场，尽管冲突往往都从和越战有关的话题开始，最后却几乎总是能联系到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对大学生社交行为的规定到课程设置无所不有。根据右翼传统上对六十年代的攻击所说，占领大学校园并使之陷入瘫痪的先是反战的疯子，然后是举着枪的黑人激进分子，最后是烧掉了文胸的女性主义者——都是西方文明中一切正面事物的死敌。如此非议六十年代的是那些声称邪恶年代的剧变摧毁了学术界，但却不知何故依然在学术界风生水起的教授们。他们的剧本大体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准确地说，是在辉煌的五十年代），美国文化生活中既有秩序，又有自由，在作为知识堡垒和社会灯塔的大学中尤其如此。是的，一些左倾的教授们在自由主义者所谓的麦卡锡时代遇到了一些麻烦，不过说真的，麦卡锡的重要性远不足以冠名一个“时代”。在大部分情况下，学生和教授们都在探寻真理，肮脏的商业主义和肮脏的政治世界极少插手其中。想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十九世纪的海德堡大学、一战以前的牛津和剑桥，那便是美国人曾经享受过的高等教育——不一样的只是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之后，野蛮人兵临城下——不，野蛮人已经在城门之内了。学生们开始把自己幻想成不同肤色的美国人的解放者，而不是学习备考，听从师长。之后，他们开始游行反对一场遥远的战争——尽管他们待在校园中十分安全。那些原本在研究生讨论会上从不首先开口的可爱女生们开始开口演讲了——可是，她们又有什么值得一听的话要说呢？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身陷重围的教授根本无力回天，他只能去争取终身职位，继续领工资，由着这些孩子随心所欲。呜呼哀哉！或者，正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这些堕落的小傻瓜才懒得去读他的作品）所写下的：“看！你那可怕的帝国，混沌！已经复原；/光辉在你的破坏之言前熄灭；/你的手，伟大的霸主！让帘幕落下，/无涯的黑暗埋葬一切。”
六十年代的校园骚乱兴起于最精英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之后很快便传播到了全国范围内更为大众化的学校中，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从战后高等教育的扩张中受益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受益于《军人权利法案》的老兵们对上大学的机会非常感激，因为这一纸文凭是他们走向白领工作的通行证，但他们的子女却将高等教育看作一项基本权利，而且觉得当他们准备好担起成人责任的时候，就会得到现成的工作。这样的代沟在大学里尤其是个麻烦，因为在校园大乱的六十年代末，相当一部分获得终身教职的人和中层管理者都属于充满感激的那一代人——他们中除了老兵之外，还有少数在大萧条中出生的人。
身在大学之中的感激一代格外有理由表示感激，在五十年代，学术之路看似必然通向优雅的贫穷，但因为大学的预算和教职员工数量随着学生增加不断提升，现在已经变成了舒适的上层中产阶级闲差。他们还有一个害怕的理由：在刚刚实现财务安全的中年学者眼中，学生骚乱威胁的不仅仅是学术名声，还有大学的财务基础——尤其是那些依赖公共资金支持的大学。由于这种感激和不安交织的心态，当婴儿潮一代——对，就是“不领情”的那一代——站出来说他们的父母有幸接受的那种教育有问题的时候，上一代人的反应时宽时严，反复无常。一方面，“感激一代”高估了反叛者的力量，既没有理解、也没能用上每个机构最大的筹码——从情感和经济角度出发，大部分年轻人都还是希望维持自己品行良好的大学生身份。另一方面，大学的管理者们没有意识到，大型教育机构中毫无人情味的本科生教育严重疏远了学生中的关键少数——往往也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大多数管理者都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和学生诚恳对话的胡萝卜和开除学生的大棒。
按照右翼的说法，传统文科教育的要求是在六十年代后半叶和七十年代上半叶被抛弃的，因为属于新左派的教职员工和沉醉于扰乱校园的权力的新左派学生共谋，决心打破学术界的等级制度，并在这个过程中用咄咄逼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黑人激进分子和愤怒的女性主义者所喜好的课程来取代西方文明。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在大多数学校中——包括那些作为学生抗议活动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最广泛报道的精英学校——激进的新左派活动人士在学生中从未取得多数地位，更不用说教职员工了。在1968年4月因学生罢课而被当局关闭的哥伦比亚大学，4400名本科学生中只有约1000人参与了罢课，参与占领学校大楼的学生数量还要少得多。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这是众多的少数——但毕竟还是少数。
当时，各个大学校园中此起彼伏的骚乱让学生抗议者看上去拥有比实际上大得多的影响力。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不论是否身在学术界当中，都不会忘记1964年发起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和史布罗广场上被捕的大批学生，不会忘记1968年学生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的行动，不会忘记1969年康奈尔大学的黑人学生挥舞着枪支的可怕姿态，也不会忘记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被国民警卫队射杀和在杰克逊州立大学被警察射杀的反战示威者。在对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或珍视，或厌恶，或爱恨交织的人心中，这些场景都同样无法忘却。然而，保守主义者却只关注学生的大逆犯上之罪，鲜少提及发生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的枪击事件，也不提其他大学当局授权的警察行动——只是坚持说，为了镇压学生抗议活动，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正当的。而且，不论各所大学如何对付反叛学生，破坏性的抗议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已经结束了。不论是在学生还是在教师队伍中，反叛分子都被狂热的野心家所取而代之，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挑战原有的秩序。既然如此，为什么校园动乱这个实际上影响有限的现象会对美国的大学造成那么深远的冲击呢？
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中，4名学生因抗议美军入侵柬埔寨而被击毙，9人受伤。上千人聚集在波士顿广场抗议此次暴行。图为为悼念枪击事件中的受害者而降半旗。
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六十年代的所有校园抗议者的怒气所针对的都是当时的学术等级制度，筹划越战的某些重要战略家正是它的产物。他们的怒火并非指向学术课程本身——尤其不是文科——而是半企业化的学校体系，以及一些美国最受敬重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军方资助的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从属关系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激起了反战示威，哥伦比亚大学和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武器研究智库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之间的隐秘关联就是典型之一。1968年的整个春天，武器研究方面的关联在哥大晨边高地校区引发大规模抗议，并导致正常学术生活中断。（哥大最终终止了与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合作。）
如果说反战示威者们的目标并不总是课程方案，黑人和女性却不是这样。虽然很多黑人和女性主义者所呼吁的并不是拒绝经典，而是要求加入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研究，但这两个群体中的某些最敢于疾呼、最粗俗、最愚蠢的代表——他们的代表身份往往是自封的，而且总是很擅长吸引媒体关注——确实想要丢弃这一部分以被他们蔑称为死白欧男（死掉的白人欧洲男性）的人为主的课程。
和今天一样，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校园中都不愿意与彼此对话：如果有谁想玩推卸责任的游戏，那足够玩上很多回合了。
非裔美国人、妇女和种族研究的隔离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导致的最严重的恶果。要是他们既有毅力又足够敏感，大学教员——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也许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学生调整课程的要求。谁应当去做些什么，来阻止他们把黑人研究和妇女研究纳入核心课程，而不是将这些新的课程塞进学术上的隔离区？六十年代在讲台后面瑟瑟发抖的教授们是在害怕学生们放弃申请大学，转而去当门房或服务生吗？
自由主义者和很多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屈服，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学生的抗议，而是因为把种族和女性研究扔进少数群体的隔离区是最简单的做法。建立一个知识分子的隔离区，可以扩大教职数量，可以让依然占绝对多数的白人男教师们像从前一样——从白人男性的视角出发——讲授历史、美国文学或社会学。过去三十年来，大学校园中的很多白人自由主义者都有一个不体面的小秘密，他们和布鲁姆一样蔑视多元文化主义，但却不敢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屑。索尔·贝娄的名言“祖鲁人的托尔斯泰是谁？巴布亚人的普鲁斯特是谁？”如今依然在学术界中回响。当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宠儿》（Beloved，1987年）在九十年代初开始以人们看来快得过分的速度进入大学英语课程大纲的时候，学术界颇有微词。A.O.斯科特（A. O. Scott）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那些日子里，保守主义者的谣言说，为了支持莫里森，左翼教授们把莎士比亚都丢到了一边。”事实上，一些白人教授也在传播着同样的谣言：不少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很愿意给多元文化主义者一点小恩小惠，在把莫里森列入自己的阅读书目的同时，在关于非裔美国人文学的专门课程之外，他们依然几乎没有给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拉尔夫·埃里森（仅举两例）的作品留出空间。如今，太多白人教授根本就不关心大部分白人学生能不能接触到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同样，一些多元文化帝国的建设者们也很乐于支持一种没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非裔美国人研究专业课程。
“我和莎士比亚坐在一起，他却并未退缩，”W.E.B.杜波依斯（W. E. B. DuBois）1903年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写道，“穿过肤色的界限，我与巴尔扎克和仲马父子携手而行，微笑的男人和友好的女人穿行在金色大厅之中。走出在强健的地球和瑰丽的星空之间游移的夜之洞穴，我呼唤着亚里士多德与奥勒留，我想召唤任何灵魂，他们都会翩翩而来，全无轻蔑或傲慢。于是，我与真理结缘，生活在云雾之上。哦，侠义的美利坚，这便是你不愿让我们拥有的生活吗？”和我拿到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一样，二十一世纪各个族裔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对那些句子一无所知，这无疑是一场悲剧，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是四十多年前，没有人要求我们读一读美国黑人著作，哪怕一个字。
托妮·莫里森《宠儿》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在任何美国大学中接受到一流的自由教育。有些机构的要求更为严格，但不管怎么样，自发选择了热爱知识的人总是可以学到东西。只要人类这个物种当中继续涌现出能够抵御周遭大众文化的影响，有勇气、有意愿去追寻自己的兴趣和才华的杰出之人，高雅文化就不会被消灭。三十年间高等教育机构稳步增长的入学率的真正受害者是属于中间群体的大批学生——在任何一个学术要求更加严格的时代，他们都有充分的机会至少凭借自由的中流教育脱颖而出。多亏了核心课程的沦陷，在很多所谓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学生不用上中等水平的生物学课程就能拿到心理学学位，非裔美国人研究专业的学生不用读“白人”启蒙运动的基础读物就能毕业，学商科的学生在大一之后就再也不用学习文学。如果这些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各级教育机构当教师，他们也将把自己的狭隘与无知教给下一代。
近十年来，很多机构已经着手重建更为严格的核心课程（就像它们在七十年代晚期做的那样），但这种不太情愿的刻板趋势其实无异于中小学手忙脚乱地强化标准化测试的做法：它与政治紧密相关——既有学术上的政治，在公立大学中也包括从州立法机构争取资助的政治。当大学官员开始谈论起回归“基础”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有些重要的州议员或州长已经盯上了州立大学的学术缺陷，而且，他们考虑的一定不是无法量化的更纯粹的学识——它对社会的重要性无法以测试分数来衡量，而且只有在逝去之后才会引人怀念。
当发生在大学校园和城市街道中的反战运动和种种反叛行为走向高潮的同时，在透过晚间新闻的画面把社会抗议——更准确地说，电视版本的社会抗议——带进美国人起居室的电视摄像机之外，“另一个六十年代”也正在发展着。报界为了另一个美国的六十年代最大的游行全体出动：1969年1月22日理查德·尼克松的就职典礼。《华盛顿邮报》给我和大部分负责报道市内事务的其他年轻记者分配了一个苦差，让我们在那个阴冷的日子里站在户外，跟踪报道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庆祝尼克松就职的游行队伍的行动。在用冻僵的手指做着记录的时候，我看着一辆满载青年男女的彩车开过，他们跟着《人人至上》（Up With People）令人厌烦的节奏机械地手舞足蹈。这首普通人的赞歌向就职典礼上瑟瑟发抖的人群保证，“不管你到哪都能遇上他们”。
在此地参加游行的正是尼克松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群打扮得干净利索的年轻人不是留着长发的怪胎，六十年代的他们正相当于如今被尊为“伙计们”的人。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特里西娅一样，聚集在华盛顿的年轻共和党人看上去从未参加过和平游行，没有理过古怪的发型，没有在裙子里光着腿不穿连裤袜，没有同几个异性未婚同居。尽管大麻在我们大学的同龄人里十分流行，我们这一代的年轻记者还是通过大喝苏格兰威士忌来证明我们都是男孩——尤其是在那时女性记者还很少的情况下。那天晚上，当我和同事一起用苏格兰威士忌埋葬就职典礼的痛苦时，我呜咽着说：“六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1968年发生了太多痛苦的事件，就连追逐奇闻的记者都不会去怀念这个年份。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引发骚乱的日子里，我们在报社里看着火焰和烟尘升起在城市上空。之后，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谋杀，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8月第三周，后两个事件几乎同时出现在电视上。鲜血在布拉格和芝加哥的街道上流淌，苏联军人杀死了超过70人，造成700余人受伤，芝加哥市长理查德·J.戴利（Richard J. Daley）的警察队伍对示威者大打出手，电视摄像机拍下了鲜血淋漓的年轻男女四散逃命和在希尔顿酒店大堂中寻找庇护的实况。芝加哥事件中有数百人受伤，但“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人被殴打致死。示威者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全世界都在看”，确实如此。但世界——至少是属于投票给尼克松的美国人的世界——对芝加哥事件的理解却和经历了这些事件的示威者们不同。大部分民众看到的不是袭击手无寸铁的孩子的失控警察，相反，他们看到的是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不停喊叫着污言秽语、蔑视一切传统礼仪和规矩的肮脏的嬉皮士让警察忍无可忍。某种程度上说，投票给尼克松，就是投票给沉默的大多数心中理想的家庭价值观和礼仪理念——投给尼克松夫人由“共和党材料”制成的精良外套（语出尼克松“跳棋演讲”。尼克松称：“帕特一件貂皮外套都没有。但她确实有一身‘共和党材料’制成的体面外套。而且我总是对她说，她穿什么都好看。” ——译者注），投给他那两个恭谨的女儿，她们的穿着打扮和说话方式都像是电影《老爸大过天》（Father Knows Best）中的大女儿。
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尽管当局对游行示威者秽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市民还是占领了芝加哥。
尼克松在这血与怒之年的意外逆袭很难找出单一的决定性因素。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失望的支持者们很多刚刚二十出头，第一次有投票资格，却只是袖手旁观。一些美国人单单因为战争在民主党人执政期间升级，就误以为尼克松比汉弗莱更有可能去结束这场战争。但在厌恶反战示威者的选民中，尼克松总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1968年，汉弗莱只拿下了得州这一个南方州。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的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拿下了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尼克松却在其他南方和边境各州都取得了胜利。假如华莱士没有参选，尼克松无疑会（像他在1972年大选中那样）赢得整个南方。说到底，民主党还是要为结束了公共场所种族隔离政策的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法案的通过负责：南方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当时执掌白宫的是共和党，这些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挑战绝不可能成为法律。
就算不提合法种族隔离制度这个逐渐远去的问题，在对六十年代所有的文化变化心怀怨恨的人眼中，尼克松依然是个完美的候选人。对于那些从他年少时从未享受过的教育和经济条件中受益的人，尼克松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嫉妒，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是永恒的主题。在大学校园被视为左翼反战抗议孵化器的年代，尼克松与反智主义和反共主义的长期联系是竞选活动的宝贵财富。“迪克”尼克松是“另一个六十年代”的杰出代表，他代表了与那些一生中从未劳动过，却总是逃避兵役的老学究们相对立的一切人和事。
1969年盖洛普公司为《新闻周刊》（Newsweek）所做的民意调查揭示了沉默的大多数对学生示威者的反对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周刊》此次民调对象都是成年白人。调查者认为黑人不属于调查所针对的“普通美国人”群体。）超过84%的人认为，大学当局和执法机构对校园中的抗议者“太过宽容”。超过85%的人认为对黑人激进分子的处理也同样太过宽容。17“普通美国人对近来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动乱的不满已经不能再严重了。”一位分析师说。他还补充指出，这种不满“让经济水平较差的人尤为痛苦”，因为他们认为抗议活动体现出了“那些拥有他们从未得到的机会之人的忘恩负义和不负责任”。密歇根大学——另一个学生抗议活动中心，也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诞生地——哲学教授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解释说，年轻的示威者们破坏了父辈眼中的“大学形象——树木繁盛，孩子们喝着可可、吃着棉花糖、读着莎士比亚，男孩在春日里不时可以看看女孩的内衣”。
这种不知感恩的幸运青年形象也波及到了被误当作大学管理者的知识分子——学校因为学生一闹就同意取消课程，父母们对于把学费支票签给这样的机构很不开心，在他们看来，学校管理得太糟。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早川一会（S. I. Hayakawa）因为强有力地压制了校园中的抗议示威活动而成了保守主义者的英雄，他的做法引起了全国共鸣，因为它们发生在一个被视为反主流文化大本营的城市里。早川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忽视，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时是一所走读大学，很多学生都是家族中第一代有机会上大学的人，而在旧金山湾另一侧的伯克利却是加州富裕家庭的选择之一。和其他人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认为学生的抗议情有可原，他们对“性革命”同样没有那么深切的敌意，也不太在意传统宗教价值观的衰落。随着六十年代的结束，报界往往把沉默的大多数或普通的美国——它们被当作同义词——看作主要以蓝领工作和相对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特征的群体。
在没有提及民权问题的时候，媒体往往忽略了另外两个元素——地区和宗教认同。事实上，宗教和地区的忠诚在“另一个六十年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就像在近二十年来重新燃起的文化战火当中一样。原有的基要主义和反智主义的结合，再加上新出现的对科学和学术“精英”的鄙夷，构成了这个消解神话的年代掩盖得最好的故事。乔治·华莱士放言“那些脑袋尖尖，最清楚如何管理每个人的生活的伟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时候，他很好地总结了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动力的阶级、地区和反智怨念的混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