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洗稿、换马甲——读书人的事儿能叫偷吗

前言：前两天读者留言说怎么看六神磊磊怒怼周冲洗稿这件事儿，喏，于是有了这篇。

现实中偷人钱财者，称为扒手、小偷；文坛上偷人作品当做自己文章的人，该叫“文偷”。

抄袭行为之所以为人不齿，除了侵权之外，其本身只是一种机械性的复制+粘贴，毫无创新和意义，实乃文人支耻！

南宋史学家郑樵觉得班固是剽窃文章的鼻祖。

“班固者,浮华之土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通志·自序》）。他的《汉书》从高祖至武帝“尽窃”司马迁的《史记》,自昭帝至平帝,则“资于”贾逵和刘歆；“掠人之文”,“皆固之作俑也”(见文渊阁景印《四库全书》第372册)班固的作品其实严格来说都不能称为原创，众所周知的其中很多文章都是他的妹妹班昭写的。

同为写历史的我，跟很多史学家一样，并不赞同这个观点。比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他的看法是修史不同于作赋,作赋可以“凭虚”、“翻空”,修史必须有真实依据,采用前代史书是无可厚非的。比如唐太宗是李世民，这是史书里记载的，我怎么原创呢？我总不能说唐太宗叫李大嘴吧？ 在比如说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也有很多采用《尚书》、《左传》、《国语》等书的内容，“此皆非剽窃之比也,良以旧事纷繁非可杜撰;必赖前人述造,有所承受。”

1937年，深度吸猫患者----52岁的周作人为了弄清猫与中外巫蛊之间的神秘关系，写了一篇叫《赋得猫》的随笔散文，这和他于1934年9月发表的《夜读抄》一样，文章里几乎都是大段引用他人的文章。在这篇全文不到5千字的文章里有9成内容是“抄书”，包括：

黄汉的《猫苑》、霁园主人的《夜谈随录》、英国作家蔼堪斯泰因女士的《文字的咒力》、巴耳温的《留心猫儿》、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弗来则的《金枝》、散茂斯的《僵尸》……

从中国到西方，从小说到宗教到思想史，其引述范围之广博，信息量之大让人叹为观止。

很快读者们就送了他一个“文抄公”的外号。然鹅，周作人自己但却不以为然，很自然地接受了“文抄公”这个称号。他觉得他这样的“抄书”是“借他人话，诉自己情”，对其引发的“波澜”表示不惊。他是这样回应的：

“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后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再次提及“……最所敝帚自珍之《夜读抄》亦是如此，文中十分之七八是抄来的，惟‘抄’亦煞费工夫，亦需要一点手段耳。”

的确，周作人抄的很认真。他并不是说抄就抄，而是仔细研究过“怎么抄”。在他的《苦竹杂记·后记》中就有他的抄书心得，“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其难事也。” 意思是，我抄书引用的内容都是为了表达的需要，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候用别人的文章需要花心思去挑选。

对此文坛上的评论说法有太多太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周作人抄过的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会严谨地把文字出处标注详尽，算是认可肯定了原作者的署名权和著作权。

周作人这样的能“抄”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文风者在文学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可以看见他背后的努力，他的阅读范围之广博。却没有给现在的洗稿妃抄袭公们指一条正确的“抄”路。

清新脱俗的抄袭：洗稿

“洗稿”，是抄袭的另一种境界，做法相当的清新脱俗。在创意和核心内容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把原来的作品掐头去尾，或者更改几个词句，就成了自己的著作。

严格意义上来说，很多著名的诗词都有“洗稿“之嫌。比如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王勃.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梁庾信（南北朝）的《马射赋》里面“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十分相似。

这样的情况在唐诗里叫做”偷语”，就是从别处“拿”来词句写在自己诗里，或者改个把字将原著“洗”成跟原著有八、九成相似的词句。比如元稹的《智度师》：“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这跟黄巢的《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简直是神同步啊！

如果说“偷句”有新意和创作成分不算真正的洗稿，那么张怀庆（（官任枣强县县尉，作有《窃李义府诗》）就是洗稿的典范。

武则天的哼哈二将之一李义府，抛开他个人品行和政治立场不谈，在写诗作词方面颇有造诣。他的《杂曲歌辞·堂堂》里，有一佳句“ 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别人读了只是点赞，而“洗稿VIP”张怀庆读了就得洗洗更健康。

他在每句的前头加了两字：“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然后就公开的发表了。这事儿的确让所有读者们都很开心，个个读了都笑得合不拢腿笑，夸他“生吞张昌龄，活剥郭正一。”（唐高宗的诏书和朝廷文告，多半出自王、郭，他们是以文词著称的重臣）这算是洗稿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栗子吧----起码因为他这个事，世人发明了成语“生吞活剥”。

唐代有个叫阳滔的中书舍人，在一个大概是黄金周这样的假日里，突然接到领导的紧急召唤，要他马上起草一份诏书。

这样的事儿其实是很常见的，然鹅，对阳滔来说却万分艰难。因为，他以往写诏书，都是拿旧文件拿来参（抄）考（袭）的。更要命的是，放假期间，管理文库的令史又不在---他就没法去参考旧文件了。（就如同放假期间不能用学校网登知乎免费下载文献一样）。 为了完成这个紧急任务，他居然就由一个文质彬彬的禽兽变身彪悍的李逵，提着一把把斧子就去了库房，“嘿嘿哈嘿”地把窗户劈开，身手敏捷“噌噌噌”就爬了进去，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他需要参（抄）考（袭）的文件。——这事儿后来被传了出去，大家送了他一个文雅中透露着嘲笑的称号：“斫窗舍人”。

唐朝的宋之问有次听见他的外甥刘希夷吟出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他一听就感觉这是能够流传千古的名句！作为在骨子里流淌着抄袭的血液的宋之问，立刻意识到这句诗必须要抄。于是向刘希夷索要，单纯的刘希夷以为是在开玩笑，竟随口答应了。

直到后来发现夸宋之问这句诗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评论已经成了热点开始刷屏，才明白自己上了当，于是就去找宋之问要求追回自己的原著权。

他万万没想到，这次要走的不是维权之道，而是送命之路。宋之问为了诗作据为己有，竟令家奴用土袋将刘希夷活活压死，他的所作所为被后世称为“文人之耻”！

（编注：这桩公案虽然多断定是宋之问“奸杀”刘希夷，但并无真凭实据，说法最早来源于刘禹锡的一本随笔，从著作数量和名气来说，舅舅宋之问在当时都是远超外甥刘希夷的，不过利益相关，事实如何无人所知，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之后再写）

顾炎武说：有一等“钝贼”,本事不大,就只有简单地冒名顶替了。

唐代的读书人想要入仕，最常见的途径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去得到某“大V”的赏识，然后引荐。唐宪宗年间，文士李播出守蕲州。有天，一个姓李的书生带着一本诗集来求见。李播很客气的招呼他，“小李啊，请坐！”然后开始欣赏他的诗集，结果越看越眼熟，这是自己年轻未登第时写的啊，一字不差啊！一番追问之下，小李爽快地承认了，说这本诗集在京城地摊上花一百钱买的。李播看他态度还行，并没有责备他。小李居然厚着脸皮向李播提出“借”这本诗集给他，以此为入仕敲门砖，以后一定会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

李播一想，自己已经功成名就，拿诗集也没啥用，心一软就答应了他。临走时，李播问小李，接下来你要带着诗集去找谁呢？小李一脸傲娇说要去江陵拜见表丈卢尚书，潜台词是“我上面有人！”李播当场就笑喷了，卢尚书明明是我的表丈好吧，上个月才一起唱K喝酒打麻将，他家所有人包括厨子的丈母娘都认识，就是不知道还有小李你这个亲戚啊！小李又一次露馅，然而他的脸皮是城墙做的，居然认真的表示：

既然你的诗都能借给我，为啥不借一送一，把表丈也一块儿借给我呢？

汉武帝广求天下遗书时，发现民间献上来的书多有有残缺很不方便收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设“写书之官”和“校书之官”，后又设“五经博士”。他们在新写校书籍时候,会让注者才署上自己姓名,或者补写上撰著者的姓名…后来在著书时作者就在标题后面写上自己的姓名---文章底下署名就是这样而来。

书在古代社会是共有的,不存在著作权的问题。著作权的私有后,作者能因一篇文章名扬天下，因为一诗一词名利双收，所以才有了“抄袭公”。

谁是“抄袭公”第一人呢？顾炎武认为是郭象，而郭象抄袭是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

文学家向秀为“竹林七贤”之一,少好老庄之学,撰有《庄子隐解》一书,发明庄子奇趣,深得《庄子》神髓。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盲的，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当时的认可，阅读点击量低到极点。这对向秀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但是对郭象来说，简直是普大喜奔的好消息，“见秀注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世说新语·文学》),于是就抄了去，加上一系列宣传炒作，很快郭象《庄》注篇闻名天下，成为了研究老庄参考资料的默认版,向秀的原注依旧是无人知晓。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